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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展望

已有 1193 次阅读 2021-1-20 15:43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文章来源:转载

黄磊,李中杰,王福生,高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展望. 中华全科医学,2019,17(10):1615-1618,1748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多种原因,传染病是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把传染病的防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确定防治原则,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医疗体系,推广免疫规划,搭建传染病预警系统,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四免一关怀”,加大科研投入,培养人才梯队。通过 70 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大幅提高了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建国 70 年来,中国消灭了天花,实现了本土无脊髓灰质炎新发患者,大幅抑制了乙型肝炎的流行。中国 HIV抗病毒治疗的病毒抑制率达到91%,丙肝的治愈也已成为现实。在新发传染病防治领域,中国从“跟随者”成为“领跑者”。因发现青蒿素对疟疾的治疗作用,获得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同时,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者也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然而,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需要树立大健康观念,改革和建立适应新时期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加大政府在传染病防 治方面的投入,以专业性的科研政策引导传染病研究的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70年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我国在传染病防治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者在近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70年呕心沥血、砥砺前行,在重大和常见传染病防治领域,无论是体系和平台建设,还是人才团队培养以及技术储备和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达到国际上本领域的前沿水平,有力的保障了我国人民的健康,同时为世界传染病防治事业做出了贡献。作为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者中的一员,回顾70年成就,令人振奋,无比自豪。仅以此文献给所有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者。

1  1949 年前传染病是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威胁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前,传染病大肆流行,是中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威胁,每年有200万人死于传染病,占所有因病死亡人员的一半。1949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而全球平均为49岁,传染病对中国人均期望寿命的影响高达70%。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性病等不断发生暴发流行。以具体传染病为例:1900—1949年,全国累计发生鼠疫感染115.6 万人,死亡102.9万人;其中,1910—1911年东北地区发生重大鼠疫疫情,短短3个月,从东北传至华北,导致6万余人死亡;天花每年死亡病例数以万计;麻风病患者高达 50多万;新中国成立前,血吸虫病肆虐中国 12个省,致使 1 000 多万人患病,威胁人口 1 亿以上。毛主席为此写下了著名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对血吸虫在旧中国危害的生动描写,也是旧中国传染病肆虐的真实写照。

然而,即便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中国传染病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为了扑灭1910年东北鼠疫疫情,同年 12月,清政府派遣伍连德作为总医疗官赴现场处置疫情。在专业防治人员极其短缺、物资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伍连德带领防治人员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通过尸检最终确定为“肺鼠疫”爆发流行,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患者等多种防治措施,不到 4个月就成功扑灭这场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疫情。因这一成就,1911 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召开中国本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1935年,伍连德也成为第一个被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提名的华人。

旧中国传染病流行如此猖獗,是社会状况、自然环境、科技水平、战争和外敌入侵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贫穷落后。

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传染病防治取得重要进展(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1951年9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向中共中央做了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毛主席看后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为了打好传染病防治的攻坚战,党和政府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发动群众,采取了一系列创造性的举措,取得了辉煌成绩。

爱国卫生运动便是一系列创举之一。为了应对 1952年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朝鲜和中国发动的细菌战,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城乡卫生环境综合治理,从“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爱 国卫生运动在改善城乡环境、提高健康意识、防治传染 病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回顾 6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其成功关键在于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走爱国卫生运动与群众相结合道路;执行面向基层、深入社 区的方法;按照科学原则,实事求是精神办事。充分体现了先进的科学防治思想。

第2个创举是在城乡建立了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在城市建立的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建立了县、社、队三级卫生医疗网络,为传染病防治奠定了体系保障[2]。1958 年后,随着农村基层卫生网络逐步形成,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支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半农半医的卫生队伍。鼎盛时期,全国农村拥有赤脚医生180多万[3]。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或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在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预防传染病、宣传卫生知识、推广计划免疫、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到1958年,我国血吸虫防治已取得初步成效,至 2004 年,我国血吸虫患者减少92.7%,钉螺面积减少了73.1%。

这一时期,虽然科研条件非常欠缺,但我国仍涌现了许多杰出科学家,产出一批重大成果。汤飞凡教授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衣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所带领的团队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黄热病疫苗、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杀灭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让中国早于世界 16年消灭了天花。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成功提取出的青蒿素是这一时期中国医学研究方面的又一大事件,在当时奎宁出现耐药的情况下,“拯救了全球2亿人口”。屠呦呦教授也因此于2015年10月8日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中国人。

这一时期,虽然10年动乱给我国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冲击,但中国传染病防治仍大踏步向前,成绩斐然。

3  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进展与遇到的挑战(1979—2003年)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在传染病防治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1978年,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全国免疫规划项目。免费疫苗种类从1978年的 6 种疾病增加到了2007年的 15 种。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总体保持在 90% 以上。正是由于全国免疫规划的深入开展,2000 年起,我国实现无脊灰的状态;2006年后无白喉报告病例;麻疹、流脑、乙脑、百日咳病例大幅下降,已经由建国后最高发病年份的上百万发病病例,降低到年发病万人以下;由于乙肝疫苗的接种,1992年以来,全国乙肝病毒感染者减少2亿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2 000万人,2014 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降低至0.32%,被 WHO 誉为 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伟大成就。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国疫苗可预防疾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传播。

改革开放后,传染病的发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性病死灰复燃。经建国之初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卓绝努力,至196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了性病。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们生活方式及观念的改变,性病发病率开始逐年成倍升高。1981—1988年,性病年均增幅为129%,2009年在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位次中,梅毒居第 3 位,淋病居第7位,2017年分别位居法定报告传染病的第5位和第9位。艾滋病是另一个迅速蔓延的性传播疾病。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80年代后期逐渐在全国流行。至 2017年,全国现存活HIV感染者75.8万。近几年,全国平均每年新发 HIV 感染者在10万以上。而另外一个古老的传染病——结核,在我国仍呈现三高一低状况,即患病率高、死亡率高、耐药率高、递降率低。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度的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显然结核病应该是我国重点防治的传染病。

但这个时期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前期取得的巨大成绩,又多年没有大的疫情暴发,对新突发传染病的暴发缺乏足够的警惕和认识。当 2003 年初 SARS暴发时,在2个月内迅速蔓延至国内 24个省(直辖市)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截至2003 年6月,仅中国大陆地区就报告SARS 病例 5 327 例,死亡349例,病死率为 6.55%,经济损失高达 933亿元人民币,约占 2003 年全国GDP 的 0.8%。SARS的爆发流行,给了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4  新时代、新挑战、新成就、新使命(2003年至今)

2003年SARS暴发后,全国上下对传染病防治有了新的认识。政府迅速完善了相关法规,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建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网络直报),实行了全部法定传染病个案信息在线直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路直报。2008年,建立了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实现了30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异常情况的自动探测和预警。2013年底全国直报单位达到了6.8万个,报告时间从5d缩短到2h,传染病疫情监测能力大幅提升。

2003年后,“爱国卫生运动”继续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大又明确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的要求,全国上下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城乡环境,整治沉疴顽疾,建设美丽家园。“厕所革命”便是其中的一项具体措施。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曾多次指示,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截至 2017年10月底,全国共新改建旅游厕所 6.8万座,超过目标任务的 19.3%,同时,“厕所革命”迅速在全国城乡推开,并成为 2018 年、2019 年“爱国卫生月”的主要主题。

SARS以后,国家也加大了传染病的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建立了梯次合理的人才团队和高新技术平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例如,中国科学家在全球首次发现的布尼亚病毒新种,WHO列为需重点关注的病原体[4-5]。2013年快速阻击了H7N9禽流感疫情,以李兰娟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短短28d就明确了这种新型流感病原基因结构、分子特征和起源,同时阐明了重症化的机制[6-7]。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新突发传染病防控史上第一次利用自主创建的“中国模式”技术体系,成功防控了在我国本土发生的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WHO 评价这项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在国际新突发传染病防治领域从“跟随者”成为“领跑者”。由于前期的工作基础,近年来中国成功应对了多起新突发传染病,包括2005年的人感染H5N1禽流感,2009年的 H1N1流感大流行,2010 年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2013年的H7N9 流感流行。

在对慢性病毒性疾病的防治方面,中国传染病专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以慢性病毒性肝炎为例,目前,我国有 1.03 亿病毒性肝炎患者,占全球的1/3,位居世界第一,慢性乙肝患者 8 900万,防治形势仍很严峻。前期,我国专家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致病和治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4年,《Hepatology》杂志刊登了中国专家团队的论文,并将原解放军第 302 医院的全景图作为当期的封面[8]。针对丙肝病毒的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DAAs)使丙肝的治愈已不再是奢望。目前,DAAs 药物已经进 入国产化时代,治疗价格会进一步降低,这将造福于中国1 000 万丙肝患者。在 HIV/AIDS 的防治方面,2004 年国家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大规模的预防干预,开展“中国方案”的抗病毒药物剂量研究,抗病毒治疗标准也从早期的 CD4+T 淋巴细胞≤ 200 cells,改为了一旦确诊HIV感染,无论 CD4+T淋巴细胞水平高低,均建议立即开始治疗[9-11]。2015年接受抗病毒治疗患者的病毒抑制率已达到约 91%[12]。目前,中国的传染病专家也正在与全球科学家一起,为实现 HIV的治愈而努力。

由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传染病的防治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区域问题,而是日益国际化。中国传染病防治专家在做好本国防治工作的同时,还放眼国际,走出国门,与国际同道一起应对传染病的全球威胁,为全球传染病防治贡献力量。自2004年以来,我国共派出200余名疾控专家远赴非洲各国帮助建立公共卫生体系。2016 年以来,寨卡疫情在南美大规模暴发,并迅速席卷全球。虽然中国没有该病流行,高福院士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仍与全球科学家一起,第一时间展开了对抗寨卡的科学攻关,在病毒结构、动物模型、致病机制和抗病毒药物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3-15]。

而 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也成为检验中国应对国际新突发传染病疫情能力的试金石。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军地联动,先后派出 6 批援非抗埃医疗队,共500名专家,远赴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帮助建立2个留观中心,与非洲同事一起抗击埃博拉。由原解放军第 302医院抽组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整建制 3 批,共140余名专家奔赴塞拉利昂,在疫情最为严重的首都弗里敦西区,将中塞友好医院改建为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的留观治疗中心,先后收容 EVD 疑似患者773 例,确诊病例285 例,为扑灭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16]。

在科研方面,中国 CDC 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时间研制成功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检测标本超过20 000 例;第一时间研制的新药JK-05,用于 EVD 患者的治疗[17]。英国伦敦皇家自由医院使用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领衔研发的埃博拉抗体药物 MIL77,成功治愈了25岁的英国女兵安娜·克罗斯[18]。2015 年 9月,陈薇教授团队研制的埃博拉疫苗在境外展开临床试验,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文[19-20]。这次西非行动,中国传染病防治专家不但向国际展示了自己过硬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而且成为了中非友好的播种机,中国形象的宣传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

总之,中国传染病防治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消灭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成功的控制了麻风病、疟疾、麻疹、血吸虫等传染病,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初的35岁上升到 2017年的 76.7岁。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者为提高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我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染病防治体系。这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防治原则,以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医防结合、疫苗主动预防的防治策略,并通过不断完善法制建设,确保上述措施能落到实处。

但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频繁的国际往来,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开拓,都增加了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复杂性。艾滋病、结核、疟疾、病毒性肝炎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虽然我国在疟疾、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绩,但作为全球的一部分,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理应服务于全球传染病防治目标,实现 WHO 的远景规划,与全球传染病防治工作者一起守护人类健康。因此,应该与时俱进,树立卫生、农牧、环境的大健康观念,改革和建立适应新时期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加大政府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投入,以专业性的科研政策引导传染病研究勇攀高峰。相信,在各级职能机构和全体传染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一定会不负众望,再创辉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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