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医融合疫病学 

一、中医鼎新之路为何累遭挫败

（一）直面学术之困

一切进步都是克服自身弱点的新生。因此，找准自身的弱点，发现克服弱点的关键环节，是学术进步的起点。上一节说到，阎锡山在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开幕式演讲中，就提出了中医学术的诸多不足。这是与现代西方医学的比较中所发现的、具有针对性的、事关中医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也是受到攻击的真实把柄。为了强调其重要性，这里结合之后的进展重新归纳如下：

1. 学说并存，各行其是

正如中医改进研究会名誉理事陈公泽所云，中医“著作如林”，“坐令各自纷纭”。“千百年来，医术杂出，......学无统系，使学者未能循序以进。求之于书，则汗牛充栋，各说纷纭。用凉用热，莫衷于是。......教者仅就所知者授之，学者亦仅就其所师者宗之，成讹制谬，各秉师承。一病求两医，则两说互诋；拟十方，则十方互异也。缘其所学，既有不同，治法亦岂能一辙。”（阎锡山的说法是“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在他看来，“学系”是学者的“轨道”。学系统一以后，中医学者改进中医则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事实上是，不但研究会18年的奋斗来并未实现“学系统一”；10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做到，甚至以学派师承为荣，各行其是。

其实，陈氏并没有弄清楚这种临床现象的背后逻辑，“学系统一”并非易事，非得中医学体系伤筋动骨不可，不是那个时代能够做到的事情。同样，时逸人看到的也是表象：“学说之紊乱，门户之争执。考其团结，满盘散沙，不相连合。考其系统也，人自为学，家自君教。考其方法也，因循敷衍，依样葫芦，举世同风，必致丧失其传，式微道统而后已。”下面接着讨论。

2. 病原未彰，防疫难行

阎锡山[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 医学杂志，1921（1）：18－21]指出：“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又说，“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关于疫病，西方在细菌学诞生之前，也讲“瘴气说”等等，但在此后即归于一统，根据病原微生物学进行诊疗、防疫，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时至今日，中医学始终难以放弃“六淫学说”、“瘴气学说”、“疫毒学说”、“戾气学说”等，导致疫病病因学混乱，“一病求两医，则两说互诋；拟十方，则十方互异。”这种局面，流弊至今，无法根除，主要与医学理论缺乏淘汰机制有关。为什么明知事实依据的医学学说不能淘汰，因为所有学说在创建过程中都没有客观检验这一环节，以至于各执一词，互不买账，众说纷纭，言人人异。事实上，西方在科学时代之前也是如此，直到实证科学的诞生。从“穆勒五法”到“科赫法则”，对于因果关系以及疾病原因有一套严格的实证规范，必须获得事实的检验。这就是高思潜所说，“西医重实验，实验则言人人同”，大家都以严格求证的事实为准。

3. 结构不明，功能流于空谈

阎锡山在演讲中提到，“至于器械亦然。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即使今天，中医在应用现代仪器设备诊疗疾病还存在很大的尴尬。因为今天的中医教材仍然以恽铁樵“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一流弊意味着把中医理论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首先，既然信奉“非血肉之五脏”，那么在建立形态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影像学设备，如何能够为我所用？再者，不谈结构（血肉之五脏）的功能（脏腑的生理病理）岂不是痴人说梦，妄言连连？

4. 物质不究，量化难以兑现

阎锡山说：“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探求物质组成及其构造，须采用化学分析之法。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用途、制法，以及物质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但是，直到19世纪应用用原子-分子论来研究化学，它才被确立为一门真正科学。在此之前，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医学化学学派在奠定化学，推动医学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二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呈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

同样，古代中医曾经出现的炼丹术，也是早期的化学实验，说明医学与化学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只是因为古代哲学的束缚，二者都没有走上实证科学之路。但时至今日，对人体物质的认识仍然局限于气、血、津液的直观表象和主观臆想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医学，积极吸取现代科学的一切成果为我所用并与时俱进，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出在哪里？

下面，让我们从“中医改进”、“国医科学化”到“中医现代化”，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看看中医鼎新之路为什么累遭挫败？

（二）统一病名，争论不休

从上一节可以看出，由于阎锡山的极力扶持，中医改进研究会在体制化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在自身的学术精进方面却并无大的长进。

1. 不了了之的第一次论争

1929 年前后，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曾提议组织中医馆。1930 年谭延闿去世后，胡汉民、王宠惠、陈果夫等又再次提议，并于 11 月 19 日，在南京召开发起会，推陈郁、焦易堂、彭养光、周中良、陈立夫、施今墨、陈奠圻 7 人为筹备委员。1931 年 3 月 17 日上午 8 时，中央国医馆筹备成立大会在南京头条巷国术馆竞武场举行。中央国医馆设有秘书处、医学处、药学处和推行处等机构，除了谋划该馆本身的健全，对外则积极谋求分支馆之设立。截止至 1936年，5年时间便已设立分馆 19 处，各县市支馆 34 处，教学机关16处，医药团体 31 处，诊疗组 25处[石江. 中央国医馆之概况. 中心评论，1936（5）：28-30]。

1933年，刚刚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就提出了“国医科学化”的主张。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但是，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也有不少，广东中医谭次仲从科学角度出发，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至于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统一中医病名。因为古代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相当杂乱。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郑洪，陆金国. 百年中医沉浮录⑧——国医科学化的彷徨. 中国中医药报，2010-05-17]言下之意，即用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病名。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结果，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基本是骂声一片。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

而且，病名与临床过程密切相关。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等等，中医则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如当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虽然获得不少赞同之声，但临床实际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总体上并无实际进步。

2. “废弃派”的学术观点

自此，中医病名讨论一直此落彼起，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目前仍然存在两派：一派主张废弃中医病名，直接应用西医病名；另一派强调中西医诊断并立，保留中医特色。前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1）吴永贵等[吴永贵，孔黎辉. 中医病历书写应统一用西医病名. 湖南中医药导报，1995，（03）：6-8]的观点：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证候规范学术会议上拟定的疾病概念草案中说，“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虚邪凑的条件下，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邪正交争、阴阳失调的全部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各阶段相应的证候。”1990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中医病名与证候规范研讨会上，肯定并重申了这一疾病概念，并指出：“每种疾病的具体名称是谓病名。病名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或演变规律的疾病诊断概念”。这一病名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病”是疾病的全过程；其二是“病”反映了疾病全过程的病理变化规律；其三是每一疾病有其特定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从而构成每一疾病各自的特点，使每一种疾病能够与其它疾病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与“病”相对，“证”是疾病在各种因素（始发病因、环境、体质、心理及治疗因素等）综合作用下患病机体整体反应特性的概括；“症”则是疾病所表现的症状和体征。在临床上是否使用中医病名或西医病名，关键看使用的病名是否符合疾病概念的三个要求。

考察中医病名的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到现有中医病名概念极大多数不符合上述三个要求。《伤寒杂病论》以证为病名者居多，《诸病源候论》及《外台秘要》则多以症名病，至清代以后又以证名病居多，据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专题组统计，历史病名有3744个，但大多属于症状或证候类型，前者如“咳嗽病”、“胃脘痛”，后者如“太阳病”、“风温病”。由于这一“先天不足”的缺陷，目前中医病历书写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中医病名混乱现象，有一病多名，一名多病，有以症状名病，有以证候名病，甚至有纯推理性的病名出现。虽然有关部门曾组织制定了内、妇、儿、外各科中医疾病诊断标准，但在临床实际中无法贯彻实施，标准如同虚设。

他们认为，古代医家对疾病过程的认识是肤浅的，极大多数病名都只是对某些疾病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疾病本质和过程的概括，即便是对某些疾病如痫病、疟病等病变过程的相对成熟的认识，亦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不能揭示内在的根本矛盾和演变规律。古代痫病有多个名称，有按病因不同分为风痫、惊痫、胎痫、子痫；有按发作时叫声不同，模仿六畜分为马痫、羊痫、牛痫、鸡痫、犬痫、猪痫；有按脏腑分为心痫、肝痫、脾痫、肺痫、肾痫。而疟病的名称，竟有痰疟、虚疟等39个之多。这些病名皆因其不能反映疾病本质和发展过程，已被后世逐渐淘汰。

（2）苏占清[苏占清. 中医病名将走向何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33（6）：726-730]的观点：鉴于《中医杂志》的正统及权威性，他对2011 年《中医杂志》（共计24期）“临床论著”一栏作以统计：①全年刊载临床论著 155 篇，以疾病为研究对象151 篇，使用西医病名145 篇，约占96.03%；中医病名 6 篇，约占 3.97%，前者约为后者的 24 倍。②排前10位的疾病依次是：糖尿病 18 篇，卒中（包括中风）12 篇，冠心病、慢性乙型肝炎各8篇，高血压病、肺癌、类风湿关节炎、艾滋病各 5 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各 4 篇，共计 74 篇，约占所有疾病篇幅的 49. 00%。③使用中医病名的论著中，“胃痛”1 篇，“中风”5 篇。“胃痛”一篇中，选择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出现的慢性胃痛作为研究对象。虽然“胃痛”诊断参照中医标准，但其纳入标准则是西医相应的诊断标准和中医辨证标准，因此“胃痛”在此看作“症状”似乎更为合适。与“中风”相关的 5 篇论著中，所选病例为脑梗死和（或）脑出血，在此情形下，“中风”又似乎只剩下空壳了。此外，其中2篇采用的诊断标准为西医标准，推测其原因是将“中风”等同于“卒中”尽管目前西医已很少使用“中风”这一术语了。

再对 2011 年《江苏中医药》（共计12期）“临床研究”一栏作以统计：全年刊载论文 94 篇，除外关于衰老、亚健康 2 篇研究外，以疾病为研究对象的92 篇，使用西医病名 91 篇，约占 98. 91%；中医病名 1篇，约占 1. 09%，前者约为后者的 91 倍。排前十位的疾病依次是：糖尿病（包括其慢性并发症）12篇，哮喘4 篇，脑梗死、冠心病、慢性胃炎各 3 篇，抑郁症、干眼症、银屑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各2 篇。使用中医病名的一篇是关于“痛经”的研究，事实上“痛经”这一病名为中、西医所通用。

（3）中医病名的规范性障碍：从30年代医界发起“统一病名”的建议，到196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计划组织编写《中医疾病鉴别诊断学》。1984年卫生部将中医病名诊断规范作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任务，但直到1991年在常州召开中医病证规范研讨会，中医病名始终无法统一和规范，拟议中的《中医疾病鉴别诊断学》亦未能成书。中医病名规范，不单纯是统一称谓的问题，而是要反映疾病本质和分类体系，并涉及到医疗法规化和中医学面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是否有利于临床、科研、教学和信息检索等诸多方面。要制定病名规范和作出疾病的鉴别诊断，就必须了解疾病过程机体内部结构和机能的变化，把握疾病的演变规律，而这一点，仅靠中医学传统的“四诊合参”、“知外揣内”的疾病表象的信息收集及其分析推理是远远不够的。

西医在认识论上强调溯因分析，在诊断上强调致病因素造成的病理变化，其诊断方法与解剖、显微分析和实验手段相结合，比中医诊断更能把握疾病的病理变化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以病因病理为基础的疾病分类学，对疾病的性质认识、病情判断、预后评估有了确切的把握，并经过多次修改和审定，制定了各疾病较成熟的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从临床实际看，中医评定疗效的参照系，目前已遍采用了西医的病名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说明临床上已经与西医的诊疗体系有效接轨，完成了从西医诊断到中医治疗的临床实践模式。这是因为以症状、体征为特征的中医诊断，往往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疾病，其疗效和预后大不一样，以其总结临床疗效，无法得出客观结论。而且，单纯中医病名诊断之下，由于对疾病的性质认识不清、无法进行病情判断和预后评估，不仅要医者承担极大的法律风险，还要让患者承受耽误病情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上，要求中西医双重诊断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给中医临床医生增加了巨大的工作负担和压力。因此，在病历书写中，废除中医病名，用西医病名统一中医病名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3. 保留派的学术立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