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楚人后裔，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华苓笔下的苓子和桑青(桃红)是华文文学世界里的“楚人”后裔，是“不服周”的“楚魂”再现。聂华苓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是对楚文学“放逐”母题的传承与拓展，她将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人生困境、精神痛苦、身份焦虑的书写推向了极致，充分彰显出她作为楚人后裔思维奇诡、想象丰富、狂放不羁、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聂华苓“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体现和弘扬的正是这种源自楚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聂华苓在湖北出生和成长，1949年去台湾，1964年赴美国定居。她的《桑青与桃红》等文学作品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作为楚人后裔，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恢诡奇绝的楚文化孕育了她卓绝的才华，磨砺了她坚强的性格，养成了她博大的胸怀，培育了她创造的精神。 

聂华苓

一、“不服周”：楚文化的精神基因及其影响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楚国八百年，全盛时期的楚国北到黄河，东达东海，西至巴蜀，南抵岭南，实为当时第一大国和强国。在战国七雄的角逐中，楚虽被秦所灭，但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王朝立足未稳，仅14年之后即为楚人所破，汉朝建立。汉以后，中华文化更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呈现出多元复合、交融发展的态势。楚文化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人的始祖祝融是最早知名的天文学家和历数学家，是火神，也是雷神，位在日神炎帝之下。楚人有拜日、敬雷、崇火、尊凤、尚赤的风俗。在世界各民族中，把雷神奉为主神的民族屈指可数，除了东方的楚人，还有西方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是这个民族在自己早期的经历中形成的心理结构转化成为理想模式的投影。神的性格只要降到现实的水平上来，就是人的性格。历史告诉我们，尊崇雷神的民族——即楚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自己民族的青春期，都有迅雷疾电般的性格，富于奋进的豪气、开拓的胆略和创造的激情。然而，在历史的熹微晨光中，这些民族都有艰厄困顿的经历。”[1]情况正是这样，楚人有着漫长的流离漂泊、跋山涉水、浴血奋战、饱尝艰辛、受尽屈辱的成长史和立国史。正是在受轻视、被排斥、遭迫害、被放逐、被讨伐的万千磨难中，形成了楚人忍辱负重、桀骜不驯、坚毅顽强、狂放不羁、思维奇诡、勇于创新的性格基调。

在漫长的岁月里，楚人曾长时间被周王朝排斥在中原文明主体之外。第一个受封的楚君熊绎仅“封以子男之田”，并在数十年后被周昭王率军南征，楚人因此对周王朝终于失去热情和信心。至熊渠即位，大胆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开拓疆土、封子为王，不再对周天子俯首听命，仿佛要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在湖北至今还流行一句特色用语：“不服周。”意即不服输、不服气。在熊渠之后两百余年，又一位雄主楚庄王与之交相辉映。楚庄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位二十三年，终于成就一世伟业，为春秋五霸之一。从熊渠到楚庄王，楚人发愤图强，审时度势，无视权威，敢为人先，飞则冲天、鸣则惊人的首创精神、生存智慧和发展谋略就成为了楚文化的精髓。

楚文化的精神风貌在楚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在理性精神高扬的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却因历史、地理等原因，一直巫风浓烈，且长盛不衰，具有孕育自由奔放、想象奇伟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土壤。《老子》义理精深、想象丰富；《庄子》恢诡谲怪、“汪洋辟阖”；屈原楚辞“奇文郁起”、惊采绝艳；宋玉辞赋文采艳发、光耀千古。楚文化的特质与精髓已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学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楚人性格之好强、坚韧、倔强、叛逆历两千余年至今不改。进入现代以来，我们从湖北籍作家闻一多、曹禺、胡风等人及其文学理论与创作中大致可以领略到典型楚人后裔的风骨和楚文化的精神。而在当代海外华文文学界，最能彰显楚文化特质与精神的则当推旅美湖北籍作家聂华苓。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具体表现为：其一，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和鲜明的批判精神；其二，创造了独立不倚、率真任性、大胆叛逆、自由不羁的人物典型；其三，擅长描写和探析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心理世界；其四，精于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聂华苓文学创作个性特色的形成，从心理人格层面来说，一方面源于她少年失怙、历经离乱、独自闯荡人生的经历所养成的特立独行、崇尚自由、爱憎分明的性格与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她初到台湾十年、任职《自由中国》杂志时期，雷震、殷海光等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对她的影响，从他们身上，聂华苓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2]。同为楚人后裔的殷海光当时就对不畏权威、不随流俗的聂华苓大加赞赏。从文学文化层面的影响来说，一方面，聂华苓受以鲁迅、曹禺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创作能够直面现实，关注困境中的小人物的生活，不仅早期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3]，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就是后期大量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桑青与桃红》也不失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的聂华苓对西方文学素有研究，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了亨利·詹姆士的小说《德莫福夫人》，她的文学创作也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从早期写实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到后期《桑青与桃红》中采用跳跃的情节结构、塑造人格分裂的人物形象以及大量运用象征、隐喻手法，现代主义特色与精神日益凸显。而她出生和成长的这片神奇的巴山楚水，尤其是恢诡奇绝的楚文化则是孕育聂华苓的独特个性与文学创造的温床。

聂华苓生在宜昌、长在武汉，青少年时代在湖北度过，讲话带有“浓重的鄂中口音”[4]。从小生活在繁华的武汉码头，先后求学于长江沿线城市和地区，“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江而下——我在江上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5]这片她充满无限深情的巴山楚水，是她成长的摇篮，也是她创作灵感的源泉。

聂华苓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抓尖要强”又宽仁豁达的母亲对她影响甚大。聂华苓性格坚韧、倔强、执着。幼年时，她曾渴望得到白俄女人商店玻璃橱窗里摆放着的一把彩虹小洋伞，但因她已有好几把小洋伞了，母亲不给她买，她就“一路哭回家，哭得不肯罢休”。后来，家里大宴宾客、弟弟抓周之时，三岁的聂华苓出现了：“我要抓周！”满屋子的人全怔住了。父母终于妥协，让她也抓桌子上的东西，但她都不要，她只要“那把彩虹小洋伞”。母亲笑了：“她要的东西，非要到手不可。”[6]幼时的聂华苓就如此执拗，就像楚先人的“不服周”。大胆、叛逆、不服输的性格因子一直潜伏、流淌在楚人后裔的血脉之中。这正应了一句中国民间俗语：“三岁看老。”聂华苓三岁时一心一意要“那把彩虹小洋伞”的执着和倔强在她此后“三生三世”的曲折人生历程中都时有体现。无论战乱年月的孤独求学，还是《自由中国》事件后“和外界完全隔绝”中的坚守，无论与安格尔“再生缘”的曲折，还是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艰辛，没有坚毅顽强的个性，没有倔强执着的精神，都是难以坚持到底并获得圆满结局的。

《三生三世 聂华苓》纪录片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自由中国》杂志文人圈子追求民主自由的氛围与精神影响了她文学创作关注人生、同情弱小、批判现实的写实精神与倾向；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学则使她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注重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而她早年在巴山楚水之间求学与逃难的人生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特点，特别是积淀于人格心理气质之中的楚文化基因则影响了她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题材选择、人物创造，使她的文学世界既充满了现实精神，又洋溢着浪漫气息；思维奇诡，想象奇特；人物大胆叛逆、狂放不羁。

在闻一多身上，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挚爱与自信、绚丽浪漫的诗风、热烈愤激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决绝的战斗姿态。在曹禺早期戏剧创作中所呈现的浓烈的悲剧色彩、灼热的情绪、爱恨极端的人物，则彰显出楚人的生命热情、狂放风骨与楚文化的诡怪奇绝与浪漫精魂。在诗人兼文艺理论家胡风身上，楚文化的基因加上鲁迅的影响，则铸就了他磊落高洁的人格、高傲倔强的个性、刚正不阿的气质、顽强不屈的精神。与这三位前辈作家相比，聂华苓因女性作家的性别差异、独特的“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以及更开阔的视野，楚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创造了独特的融入了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叛逆的女性形象、通过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传承和拓展了楚文学的“放逐”母题、在坚持现实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中成功地融入了现代主义的表达技巧。

二、楚人楚魂：聂华苓笔下的人物

聂华苓的文学世界里，有两个她精心创造的独特人物，那就是苓子和桑青(桃红)，她们共同的特点或者说性格基调就是率直执着、大胆叛逆、自由不羁，而这种性格与聂华苓在精神气质上又是相通的。从渊源上讲，这正是桀骜不驯、坚毅顽强、狂放不羁的楚人性格基因的遗传。在世界华文文学界，聂华苓是独特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苓子和桑青(桃红)也是独特的。她们个性鲜明、勇敢顽强、野性不驯，是华文文学世界里的“楚人”后裔，是“不服周”的“楚魂”再现。

苓子是聂华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的主人公。《失去的金铃子》是聂华苓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名作。作为一部“往事追忆型”的诗化小说，它凝聚着作者青少年时代最初的人生体验，是作者于“绝望的寂寞”中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与思考，既充满了对楚地淳朴山乡大自然的无限眷念，也是一次灵魂的探险。小说写于《自由中国》事件发生后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孤独寂寞中的聂华苓坚韧地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获得了“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苓子是一个天真率直、坚韧执着、勇敢叛逆且富有冒险精神的十八岁女孩，她生活在临近屈原故里的长江之滨。作者借苓子的成长经历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对人性的思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苓子的成长过程显得“庄严而痛苦”，原因是她来到鄂西山村三星寨不久，就暗暗地爱上了比她年长的表舅杨尹之，而在后方伤兵医院工作、也带着些叛逆性格的这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却只把她当作有共同语言的大孩子，而和端庄美丽的山村寡妇巧姨相爱了。这样，发生在苓子、杨尹之和巧姨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也是苓子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事件。

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

叶维廉很喜欢《失去的金铃子》，因此对聂华苓有很高的评价，称她是“时下第一流的小说家”。但对小说中苓子暗恋尹之舅舅的情节，却表示异议：“在抗日时代的中国，当时社会是一个虽曾受过现代化的洗礼而显然尚非相当开明的时代，一个舅舅对一个侄女显然仍是一个长辈。苓子虽然曾接受过相当多的现代教育，尹之舅舅对她来说仍然是舅舅，他们之间，无论如何应该有一道‘心理的墙’。但我们的女英雄竟毫无迟疑忌讳地就走入了一个舅舅的情感之中，显非令人折服之事。”[7]读到叶维廉的评论，聂华苓立即去信与之讨论，对以上观点表示不能同意。显然，叶维廉当时对聂华苓的了解是不充分的，他将苓子暗恋尹之舅舅的情节作为小说的缺点所作的批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一，尹之舅舅并不是苓子的亲舅舅，只是算起来和她的舅舅同辈分而已，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这样的称呼是很普遍的。第二，人的心理、情感是微妙的，人性是复杂的，这和时代往往没有太大的关系，人类很多普遍的或类似的心理、情感往往古今相通、中外一致。第三，苓子是“一个狂放、野性的女孩子。”[8]具有大胆叛逆的性格，其言行往往是无所顾忌的，不可以平常的女孩去度量。第四，这是小说情节，小说是以故事为基础的，独特的故事是优秀小说的基本条件，苓子暗恋尹之舅舅的情节就具有这种独特性。聂华苓在给叶维廉的信中写道：“苓子是个自由不羁、不为世俗所拘的女孩子。又受的新式教育；尹之舅舅也是‘新时代’的人物，跑过很多地方。他们之间互相若有特殊感情的话，是不顾及什么的。”聂华苓甚至说，即使尹之是苓子的亲舅舅，“倘若他们之间有何特别感情的话，也并不稀奇。”我们从苓子形象的创造，可以看到聂华苓思想的开放、艺术探索的大胆；我们从她的申辩，更看到了她对人的原始生命力的洞察，以及她作为具有叛逆精神的创作者所蕴藏的巨大的艺术创新的潜能。楚人“不服周”的精神基因从作者以及她创造的人物苓子身上得以充分彰显。

对于小说人物和作者的关系，聂华苓回答说：“苓子是我吗？不是我！她只是我创造的。但是，苓子也是我！因为我曾经年轻过。”[9]苓子的大胆叛逆、勇敢执着无疑是作者所欣赏和肯定的，在苓子身上显然有着作者的精神投影。作者借苓子的口表白：“我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执拗地爱，执拗地活着，执拗地追求。”这就是典型的楚人性格和精神的写照，可视为聂华苓的“夫子自道”。

聂华苓与安格尔

现实生活中的聂华苓正是这样一位执着追求的勇士，她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与表现，就彰显出她顽强执着、特立独行的性格。聂华苓与美国诗人安格尔相识八年之后终成眷属。其间的艰难、曲折、苦恼一言难尽，聂华苓曾被人叫做“安格尔的情人”，但聂华苓说：“我不在乎——任何事，我拿定了主意，天下人骂我，我也不在乎。”[10]由此可见其自由不羁、我行我素、勇敢叛逆的性格特点。当晚年丧妻的梁实秋与年轻的韩菁清的婚事遭到朋友们的普遍反对、被媒体大肆渲染、闹得满城风雨之时，聂华苓写信鼓励和支持梁实秋：“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11]当代女作家迟子建与年届八十的聂华苓相识之后，留下的印象是：“她爱憎分明，爱会爱得热烈而纯真，恨也恨得鲜明而彻底。”进而感慨：“没有哪个女人，会像她一样，活得这么无畏、透明和光华！”[12]因此，《失去的金铃子》中女主人公苓子实可视为青年聂华苓的精神自画像，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都是典型的楚人后裔，都有一个大胆叛逆、自由不羁的灵魂。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旅居美国之后创作的为她赢得了更高声誉和更广泛影响的作品，被公认为聂华苓的代表作，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桑青(桃红)十六岁时和同学史丹逃离家庭、离开湖北恩施，从此踏上人生的漂泊旅程。作为中学生的桑青是出于对父母重男轻女的不满、对“抗战中心”重庆的向往和对未来自由生活的憧憬离家出走的。但灾难深重的时代、坎坷多艰的现实使叛逆豪爽的桑青不断陷入人生的困境，她顽强挣扎、不断奔逃，但总是在突围之后，又陷入新的更大的困境。单纯、叛逆的少女桑青就在反复的逃亡、长期的放逐中终至精神裂变，成为了一名无所畏惧、放荡不羁、四处流浪、随遇而安的荡妇桃红。桑青单纯，桃红世故；桑青谨慎，桃红大胆；桑青有所顾忌，桃红一无所惧；桑青安分守己，桃红放浪形骸。桑青和桃红是主人公性格的两面，但桑青和桃红也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性格基因中的率直、叛逆、勇敢、执着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桃红是桑青的演变和发展，性格基因是其演变发展的条件和内因，时代环境、人生困境是其演变发展的外部力量。桑青(桃红)是一部分20世纪华人漂泊人生和流浪心灵的缩影和象征，而桑青(桃红)作为聂华苓笔下的独特人物，从她穿着桃红衬衫三角裤光腿赤脚出场、宣称“我喜欢自由自在”开始，那种自由独立、狂放不羁的楚文化精神就扑面而至。作为一个20世纪的“漂泊者”，桑青(桃红)又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政治的文化意义。聂华苓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与楚文学中的“放逐”母题也是血脉相连的。

三、“漂泊者”之歌：聂华苓对楚文学“放逐”母题的传承与拓展

楚人的先民本是华夏的一支，生活在黄河流域。三千六百多年前，在商朝军队的驱逐下，被迫离开中原，向南迁徙，“辟在荆山”，“居在南乡”，与土著融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林中建国，是谓荆楚。商朝、周朝则视之为南方的蛮族，并不断对之驱逐与征伐。因此，楚人有着漫长的流离失所、迁移漂泊的苦难史和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奋斗史。楚人的先民就是华夏民族大家庭中最早的放逐者。“中国文学传统中，从远古开始，诗经《采薇》、《东山》，楚辞《哀郢》、《离骚》，逐臣迁客，游子戍人，一直是我们诗歌中的重要人物。”[13]楚文学中最早唱响“放逐者”之歌的是屈原。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长期放逐的诗人。在长期的漂泊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家国之思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屈原的作品就是一部放逐者的深沉悲歌。屈原两度被放逐，第一次流放汉北，但漂泊异域、孤寂苦闷的诗人对君国故都却一直魂牵梦绕；第二次放逐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他“正道直行”，初心不改。最后，在故国衰败、郢都沦陷之时，自沉汨罗，以死殉国。“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14]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件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所撰《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论屈原及《离骚》则云：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馋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5]

屈原因其漫长而艰难的放逐生涯，所作《离骚》等楚辞文学既开了中国“放逐”文学之先河，也以其悲愤深沉的情感、奇幻瑰丽的想象、惊采绝艳的文辞、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树立起了中国文学史上“放逐”文学的第一块丰碑，成为后世连绵不断的“放逐”文学作者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中国，一方面因动荡时局、战争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因门户开放、国际交流的频繁，移民迁徙、漂泊流浪成为普遍现象，也成为了华文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聂华苓因其独特的“三生三世”的人生经历，对20世纪中国人的“漂泊”生涯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她传承屈原楚辞“放逐”文学的精神传统，抒写现代中国人大陆逃难、台湾放逐、海外漂泊的艰难人生、心灵痛苦以至人格分裂的种种情形，创造了20世纪华文世界“漂泊”文学中的最耀眼的篇章。

《三生三世 聂华苓》纪录片剧照

聂华苓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16]这和她早些时候自称“我这个东西南北人”的意思一样：她是一个漂泊者。她笔下的人物也多为漂泊者，而且对漂泊生涯有着清醒的意识和敏锐的自觉。她甚至意识到，放逐漂泊其实已不限于地理空间的迁移，更指向人的心理精神的状态。“就是在自己的乡土上，在自己的‘家’中，人也可能自我流放、自我疏离。”[17]《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医生杨尹之说：“我根本就是个没有根的人，过惯了动荡的生活，到处都是我的家，又不是我的家。”十八岁的苓子来到三斗坪之前，已有五年的流亡生涯，在宜昌三斗坪避难的大半年对她是一次“灵魂的探险”，也是她漂泊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的行程。到小说结尾时，她和母亲又离开了三斗坪，开始了生命中一段新的漂泊旅程。正如苓子的母亲所说：“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在《桑青与桃红》的开篇，面对美国移民局的调查询问，桑青(桃红)说：“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跳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18]因为长期的刻骨铭心的放逐流浪，不断被孤独、苦闷、惶惑、恐惧所缠绕，桑青(桃红)历经心灵的痛苦挣扎，以至精神崩溃、人格分裂，因而有此极端的自省与愤激之言。

聂华苓的小说可以说就是一部20世纪的“漂泊者之歌”，她笔下的人物就像她本人一样经历了“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先是20世纪上半叶战乱岁月在大陆的漂泊逃难，随后是世纪中期从大陆到台湾的辗转流徙，再后来是20世纪下半叶从台湾到美国的迁移流浪。《失去的金铃子》所写抗战时期十八岁的苓子随母亲到宜昌三斗坪避难及随后前往重庆的经历正是大陆漂泊逃难的缩影。聂华苓早年(1949—1964)在台湾创作的短篇小说(1980年在大陆出版的选本为《台湾轶事》)则主要描写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普通市民生活。漂泊无依、心无所属，生活平庸、精神空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桑青与桃红》展现的虽然是主人公从台湾到美国之后受到移民局调查、缉捕的经历，但又通过双重结构、以日记的形式历时性地再现了主人公从战时大陆逃难，到后来在台北躲避通缉以及在美国被调查、追逐的漂泊人生。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三生三世”的经历既是小说情节的主体，也是主人公“漂泊人生”的全过程。因此，如果说《失去的金铃子》、《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构成了聂华苓描写20世纪华人“漂泊人生”的三部曲，那么集中以一个人物的“三生三世”经历为主要内容的《桑青与桃红》则更是反映20世纪华人“漂泊人生”的集大成之作。

漂泊者是寂寞的，一生漂泊的聂华苓对与生命同在的那份寂寞的体验非常深刻。她少年丧父，十二岁开始住校读书，独来独往，周末回家，和母亲相见或离别，都强忍着泪水，然后独自一人，以泪洗面。十四岁开始离家闯荡，一个人到大山里上学，从此开始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她说：“我就常常是寂寞的。那份绝望的寂寞，就和人的呼吸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是与生命同在的，只要人活着一天，它就在那儿，很深，很细，甚至自己也觉察不到，也不肯承认。”[19]而这种寂寞正是她创作的动因，她说：“我之写作只是为了要摆脱寂寞——与生命同在的那份寂寞……”[20]寂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生命体验，只有敏锐的智者才能对它有深刻的把握并化为创造的果实，聂华苓就是这样一位敏锐的智者。

胡适与雷震（右）；《自由中国》创刊号

1960年聂华苓工作了11年的《自由中国》被封，主编雷震和其他三位同事以“涉嫌叛乱罪”被捕入狱，聂华苓也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日夜生活在恐怖中”。在随后被恐惧、寂寞、贫困所包围的三年“孤岛”似的生活中，又逢母亲离世，“婚姻一团糟”。可她却以顽强的毅力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以此获得精神的自由、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保障。因此，《失去的金铃子》可以说是一位处于“绝望的寂寞”中的漂泊者所写的关于“漂泊者”的小说，作品发表后，她说：“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失去的金铃子》写作过程中自己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是身处逆境的漂泊者对那份难以捉摸而又与生命同在的寂寞的体验。

聂华苓早年在台湾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创造了一群从大陆到台湾的“漂泊者”形象。“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21]他们从大陆漂泊到台湾，无论是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寂寞》、《高老太太的周末》)，还是人到中年的困顿与愁苦(《一捻红》、《君子好逑》)；无论是对青春流逝的感伤(《珊珊，你在哪里？》、《一朵小白花》)，还是更常见的日常生活的烦恼与无奈(《爱国奖券》、《王大年的几件喜事》)，都是因漂泊异乡，人生失意，感伤莫名。“仿佛一个人孤零零地悬吊在万丈深渊里，什么也抓不住。”[22]充满了作为“失根”的漂泊者深沉的悲凉、无边的落寞和无底的空虚。

聂华苓自称写作《桑青与桃红》“是一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个‘不安分’的尝试”[23]，作者以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手法，通过主人公从单纯少女桑青到中年荡妇桃红的裂变，抒写了20世纪“一个经历了中国的动乱又遭流放的中国人精神分裂的悲剧”，是一个“流放的作者”所写的一曲“浪子的悲歌”。小说视域广阔、形象鲜明、意蕴丰富、表现简练有力，当时就被称赞为“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24]。后来的研究者称“这本小说终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永垂不朽”[25]。

《桑青与桃红》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四封信和桑青在中国瞿塘峡、北平、台北和美国时期的四组日记。桃红的四封信构成小说的结构线索，每封信后所附的四个时期的日记则勾勒出桑青漂泊人生的轨迹。正如白先勇所说，聂华苓的创作“直至《桑青与桃红》才淋漓尽致地发挥放逐者生涯这个问题”[26]。与聂华苓此前的创作以及华文文学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桑青与桃红》对20世纪华人“漂泊人生”的书写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深刻性，因而也具有了经典性。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

第一，桑青(桃红)在20世纪中期从大陆逃难、台湾避难到美国流浪的近三十年的“漂泊人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桑青(桃红)的人生是20世纪华人“漂泊者”人生的缩影。“20世纪是漂泊者和漫游者的世纪。各种各样的原因——生存的、理想的、政治的、物质的、战争的，等等原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以漂泊无定、四海为家为生存特征的人。”[27]华人“漂泊者”成为20世纪漂泊大军中独特的一群，桑青(桃红)即是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文学典型，《桑青与桃红》不仅在华人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其“英文版在1990年获美国国家书卷奖，译成多国文字，是汉学界研究亚裔漂泊文学的读本”[28]。

第二，聂华苓以自己“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为底本，融入自己作为“漂泊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和人生思索，通过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手法，使《桑青与桃红》既具有了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性，又达到了揭示人性真相和灵魂深度的深刻性。桑青(桃红)从十六岁逃离家庭到进入婚姻“围城”逃离北平，从逃避通缉追捕和丈夫躲进台北阁楼到流落美国逃避移民局的调查与追踪，她一直在逃。逃，即漂泊，就是她的人生的基本形式。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桑青“漂泊人生”的四个片段，这四个片段好比她“漂泊人生”的精彩的四幕，作家是精心选择的，也是寓意深刻的。桑青“漂泊人生”的第一幕是：抗战时期“瞿塘峡”险滩小木船搁浅，少女桑青初踏人生漂泊旅程第一次“受困”，在“困境”中与流亡学生初涉性事。第二幕是1940年代末桑青独自冒险进入被围困的北平，也同时走进婚姻的“围城”，就在旧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将要到来之际，她逃离北平。第三幕是1950年代，陪同被通缉的丈夫躲在台北阁楼里的桑青，身体和精神都是压抑和苦闷的，最终因生命的基本欲望，桑青走出阁楼，做了房东的管家和情妇。到第四幕，1960-70年代，流浪到美国的桑青一直在逃避移民局的调查和缉捕，最后，桑青摇身一变成了桃红，她不断变换性伙伴，搭乘顺风车，“永远在路上”。无论搁浅的木船、被围的北平、台北的阁楼，还是在美国暂住的水塔、暂乘的顺风车，都是“漂泊者”的人生驿站，都暗示了“漂泊人生”的困境。它们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是生活中的实有，更是精神上的困惑。而即使在困境之中，也会伴随有生命的欲望之火，甚至困境越重，欲望越烈。因此有三峡木船上的野合，北平围城中的婚姻，台北阁楼外的偷情和在美国流浪中的放荡。小说也借此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真实与困境，桑青(桃红)的形象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桑青与桃红》也就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并具有了寓言化的哲理意味。

第三，桑青精神分裂，摇身变成桃红，桑青与桃红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奇异构思和独特形象创造，将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人生困境、精神痛苦、身份焦虑的书写推向了极致。“漂泊者”桑青(桃红)的形象创造是聂华苓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独特贡献，也将成为世界文学之林里的奇异风景。聂华苓的奇特构思、大胆想象，“不安分”的尝试、不拘一格的探索，所彰显的正是她作为楚人后裔的“爱好自由、张扬个性，维护自我权益”，“热心向洋”，“冷眼观世”[29]的精神特质。

聂华苓不仅继承和拓展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放逐”文学的主题和传统，也广泛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楚文化的多种精神养料。在《桑青与桃红》里，中华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元素俯拾即是。如小说开篇桃红跟移民局的黑先生说“你是老虎身子九个人头”(在民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谚语)，桃红房间的墙上所涂的第一幅画就是“刑天舞干戚”，桃红自称是女娲的后裔，小说第一部里流亡学生唱的是“凤阳花鼓”，第四部里旅美华人唱的评剧是“四面楚歌”。小说开篇的刑天、女娲和作为小说结尾的跋“帝女雀填海”(精卫填海)的神话都出自楚人所编的《山海经》。勇猛的刑天、创造者女娲、坚毅执著的帝女雀，都是中国的神话英雄，是中华文化中复仇抗争精神、坚忍不拔勇敢创造精神的象征。聂华苓“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及其文学创作所体现和弘扬的正是这种源自楚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注释

[1]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6][11][16]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2、44、434、9页。

[3][21]聂华苓：《写在前面》，《台湾轶事：聂华苓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4]萧乾：《湖北人聂华苓》，《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5]聂华苓：《三十年后——归人札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7]叶维廉：《评〈失去的金铃子〉》，《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76页。

[8][9][20]聂华苓：《苓子是我吗？》，《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210、209页。

[10]聂华苓：《美丽的苦恼》，《枫落小楼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2]迟子建：《一个人和三个时代》，《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18—119页。

[13]白先勇：《世纪性的漂泊者——重读〈桑青与桃红〉》，《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92页。

[1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17]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新版后记》，《桑青与桃红》，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

[18]聂华苓：《桑青与桃红》，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9]聂华苓：《寄母亲(第一封信)》，《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2]聂华苓：《台湾轶事：聂华苓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3]聂华苓：《浪子的悲歌(前言)》，《桑青与桃红》，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4][26]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0、510页。

[25]李欧梵：《重画〈桑青与桃红〉的地图》，《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300页。

[27]少君：《漂泊的奥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8]姚嘉为：《放眼世界文学心——专访聂华苓》，《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60页。

[29]刘玉堂、刘保昌：《荆楚文学》，武汉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本文原刊《江汉论坛》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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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世界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影视戏剧评论》主编，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喜剧论稿》《阅读经典》等著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戏剧、世界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