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的悲歌

1. 研究会：从创建到改组

从1919年到1929年，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后 10 年内，由于政策支持、资金充裕、各项工作运作良好，得到快速发展。经过十余年“保境安民”的阎锡山，1928 年加入到蒋介石的北伐中，政治上对南京政府表现出逢迎态度。尤其是1927 年，研究会理事和《医学杂志》编辑主任杨百城去世；从1928到1929年间，名誉理事长赵戴文、理事长杨兆泰先后赴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负责人的空缺使研究会各项工作受到巨大影响，以至于《医学杂志》在1930-1931年间无法定期出版。而且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下野，中医改进研究会处于停顿状态。

直到 1932 年1月，以绥靖主任身份复出后的阎锡山，由于江苏中医名家时逸人“所送改进中医计画（计划），大体与余（阎锡山）往年主张多所吻合”，“甚得窍要”后，时逸人才“奉阎会长令”，将研究会“暂行停办”，进行改组。2个月后，“改组就绪”，时逸人以常务理事兼《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的身份，全面负责研究会具体事务。这次改组，是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组织机构的变革，研究会宗旨、人员、机构都发生较大转变。改组后，阎锡山仍然任会长，但不再设理事长，理事的人数大量缩编。时逸人任常务理事，全面负责研究会和杂志日常事务[时逸人. 谈本会改组以后. 医学杂志，1932，（64）：1]。此时，研究会承担的医学教育、医院诊疗等其他任务以及脱钩，只剩下杂志编辑出版、学术交流等工作。

不过，随着理事会的精简，时逸人在刊物编辑上拥有了较上届编辑理事更多的自主权，其“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也在随后的刊物发文中明显体现，杂志发展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医学杂志》的风格、内容、方向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2. 医学校：从中医到西医

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是研究会创办的两所中医学校[刘洋，张培富. 近代医学教育的“名”与“分”——兼论山西医学院校的变迁.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3）：127-131]。

1919年 9 月，中医改进研究会于首先创办了山西医学传习所，省政府每年拨款 13000 元作为办学经费，时任山西政务厅长杨兆泰兼所长。校舍占地 48750 平米，143 间房舍。山西医学传习所的培养目标是“专以改良中医及学习西医浅近应用学术，俾将分配各县区就近疗治人民疾病”，暂时回避了毕业后的执业问题。要求学生“以于中医素有研究，文理明白，年在40岁以下者为合格”，由各县按照名额选送，选送县公费交纳学杂费、饭费，甚至还发给来校旅费。

传习所初期的培养对象主要是是业医，按照原来设想，山西每县约选送5人， 1期可有 500人，1年半毕业。30 年间可举办20期，培养约1万人，这样每千人平均1 位医生，与“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的发达国家标准逐渐接近。但实际上，当时山西原有中医人数有限，从第四期开始，由于“恐所送学生医理程度太低”，就延长“教授及实习时间满足二十个月，方准毕业”。到 1926 年12 月第六期学生毕业为止，前后13个班，共培养 700 余人，已将山西境内有“医理基础”中医“可造之才”网罗殆尽。于 1927 年 4 月开始改招“中医专修科”1个班。

1921 年 8 月，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山西医学专门学校。该校旨在培养“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术，俾能成一有统系之科学”的中医专门人才，与之前医学传习所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教育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报名条件是“有中等学校入学程度”，年龄在 16-25岁之间，天资聪颖、性情慈和，具有“发明中国医学之宏愿，济界活人之热心，以医为终身营业之志愿”。报名入学者，需要参加国文和理化的招生考试。学校学制 4 年，校长由杨兆泰兼任。学生录取后，除了免缴学费，连“课本等费用”也不用承担。

1928 年 8 月，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根据南京政府立法院新的《大学规程》、《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改称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杨兆泰仍兼任校长，但由于 1929 年杨兆泰到南京任内政部长，由王鸿遇接任校长。

1929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后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会议提出 4 项针对中医的议案，其中的“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将中医称为“旧医”，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办法，包括限期“旧医”于1930年底前登记注册，并进行西医学习训练后方可执业；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和发给死亡诊断书；不准登报介绍和成立“旧医”学校；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等。会议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要求中医限期于1930年底前进行登记；同时，“禁止旧医学校”等，史称“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医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9 年 4 月，教育部即发布第八号公告说：“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为传习所，以符名实。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禁止中医称“学校”，则根本就不属于教育事务，从此与教育部无关了。中医界立即再起而抗议，但教育部不予理会，当年连续发出部令，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适值此时卫生部也发布命令禁止中医医院称“医院”，只能称为“医室”。这些限制，迫使全国中医界在 12 月再一次组织请愿团，一年之内二次进京。

面对请愿，教（育）、卫（生）两部仍呈文行政院说：“中医高谈玄理，或矜经验。设立学校向未以科学为根据。又所有训练方法以及成绩均未有系统，此实无可讳言。”行政院也准许了两部的做法。1930年3月23日，教育部发布第 351 号训令，名称上稍作改变，令各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学社”同样是属于学术团体性质，不属于教育机构。

虽然山西医学专科学校的“名”与法令吻合，但“西医为主，兼授中医”之“实”，同样遭遇了教育部的否定。于是，当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再次向教育部申请备案时，当局以不承认中医为由再次予以拒绝，从而引发了学潮。山西省官员忙于处理学潮，1931年9月，山西省教育厅下令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解散。

不过，1929 年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第七条规定：“私立学校之名称应明确标示学校之种类，并冠以‘私立’二字。”1930 年教育部第8号训令要求：“凡已经设立之私立学校，无论曾否报经前北京教育部核准有案，均应遵照《私立学校规程》，重行立案。”其本意是要求已经北洋政府核准的私立学校，重新向南京政府备案，加强管理。阎锡山根据这一情况，于1932年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改名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川至”系“阎伯川恩泽所至”之意）。

同时组建了校董事会，并“拟具《简章》、《大纲》及各种表册”，学校“遵照《私立学校校董条例》、《专科学校条例》、《专科学校规程》及《大学组织法》”，设置医学和药学两个专业，课程设置为“纯授西医”，学制改为五年。学校逐一整改后于 1933 年 9月 19 日以第 9648 号文获得教育部批准立案。经呈文教育部，立案前的原医学专科学校一班、二班、三班毕业生，被追认了毕业资格。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图7-12），由阎锡山出任学校董事长，留日归国西医博士靳瑞萱担任为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在医学专业增加了花柳病学和耳鼻喉科学课程。由于附设医院中医诊疗的需要，保留了5名中医医士在学校兼任中医教员。但由于学校实行了西医学制，基本已经无中医课可上，连中医名家陈观光也主要从事教务工作了。同时，改造后的附设医院外科手术室却是规模初具，由中医院改变成为一所典型的西医院。

图7-1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主楼（刘洋2016年摄）

改为纯授西医的川至医学专科学校，阎锡山也是无可奈何，在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他仍对改进中医念念不忘：“中医确有改进的必要和价值，至于改进方法，富效各国学者，采取中医研究西医的方法，来把西医作我们改进中医的参考资料。”希望通过学习西医，来把西医作为改进中医的参考。但时易境迁，此时对照标准改组后的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已经完全是一所西医院校了，并和中医改进研究会脱离了隶属关系。

从“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术，俾能成一有统系之科学”为目标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到“完全西医，参照医学专门学校章程办理”的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教育的改弦易辙，除了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在卫生政策上向南京政府妥协外，也与发现中西医兼授的教育模式存在巨大缺陷有关。周雪樵早就指出，中西医兼授的办学“若夫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而中医又不可废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周雪樵. 论宜编辑医书. 医学报，1906，（54）：14-17]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毕业时，“询其志向，则趋重西医者十之七八”，只有20％～30％的“少数人志在发明中医”。这就使学生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回国后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的办学初衷落空。

校长杨兆泰分析认为：“在西医方面言之，本无借助中医之必要”，西医可以独立存在，他们学习中医无关生存，只是为了使其学术更臻佳境；而中医却非得借助西医，方能进一步提高理论与技术水平。对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与其不中不西，徒袭皮毛，如何专精西学之为愈乎？”所以，在一些毕业生看来，学习西医显然更加容易简便，纷纷转向西医。大批中医学生毕业后改行西医，学校招生的“名”与培养的“实”截然相反，自然要考虑改变办学的“名”。

（四）留给后人的学术难题

研究会创建之初提出，改进中医，使之成为一“有统系”的学术是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最终目标。对此，阎锡山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细化：第一，是诊疗的标准化。“遇病必求实验，求出一定之原理，一定之公式。不能互相参差，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第二，要开展公共卫生。“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第三，要使用现代的医疗器械。“西医实极精妙，宜多采用。除之法中药有秘传秘制，可以并行不悖外，余均取长舍短，急戒故步自封。至于器械亦然。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其余种种，本此类推。”第四，要分科研究。因为“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而每科尤须有统系、有定理。”第五，要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治愈一病，将其法语人，以资研究，固不待论。即医死一人，亦宜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故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 医学杂志，1921（1）：18－21]综上所述，从中医改进研究的原则、重点、方法都提出了要求。相应地，“研究会”建立了“时疫（传染病）”报告制度，到日本购置了医疗设备，完善了分科分层研究方法，开展了每星期的例会演讲。

1932年，阎锡山又根据中医与西医的差距，针对性地提出中医需要加强的四个方面：一是诊疗方法落后，“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中医则一仍其旧，以致视服药为畏途，以致视割治为畏途”；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薄弱，“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三是护理观察的缺失，“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四是教育和科研的缺乏，“中医历来纯重书本，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以致人只一长，世之三尺”[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研究会”成立社团、建立“附设医院”和“附设医校”、开展中医临床实践和教育、培养看护（护士）和医徒（护工）、改进中药制剂、参与卫生防疫就是在这种系统规划思想下进行的。这些工作恰恰与科学建制化的要求相吻合，使研究会的中医改进工作真正走在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轨道上。

当然，这些认识并非阎锡山个人所见，应该是杨百城、赵意空等中医人的集体思考，也是让阎锡山创建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最大动力。但18年的努力实践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甚至直到今天，当代的中医人仍然为其学术弊端授人以柄。曾几何时，与之类似的“客观化”、“规范化”的“中医现代化”也渐行渐远，老一辈的思考仍然警示后人：

名誉理事陈公泽认为，中医“研究者太繁杂，人矜一说，极其流弊”。[陈匋厂先生致本会书. 医学杂志，1921 年 12 月，第 4 期]另外，自《四库全书》之后百余年间，中医“著作如林”，无人备录审定，“坐令各自纷纭”。他详细指出了中医学术“无统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千百年来，医术杂出，......学无统系，使学者未能循序以进。求之于书，则汗牛充栋，各说纷纭。用凉用热，莫衷于是。智者或可择善而从，钝者未免泥古不化矣。教者仅就所知者授之，学者亦仅就其所师者宗之，成讹制谬，各秉师承。一病求两医，则两说互诋；拟十方，则十方互异也。缘其所学，既有不同，治法亦岂能一辙。”[陈匋厂先生致本会第二书. 医学杂志，1922 年 4 月第 6 期]在他看来，“学系”是学者的“轨道”。学系统一以后，中医学者改进中医则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高思潜说，“西医重实验，实验则言人人同；中医重虚说，虚说则言人人异”[《高思潜先生致本会书》，《医学杂志》，1923 年 10 月第 15期]。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些人开始注意到集体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自“秦汉以后，有杰出之个人，无合力之研究，学术遂以不振”[徐相宸先生致本会书. 医学杂志，1921 年 8 月，第 2 期]。当时，中医改进研究会对于中医弊端的认识，对于改进中医的主张得到各地中医名家的响应。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仍然是如此震耳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