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体制化及其抗疫实践

进入20世纪，中国来到“科学化”时代，正所谓“千年大变局”。建立在中国思辨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实证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刘洋. 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 山西大学2017 届博士学位论文]。

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教育结构、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

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做出了独到的努力。

（一）中医体制化试验

1. 阎锡山其人其事

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的山西与众不同，阎锡山（图7-9）统治山西前后长达 38 年，被称为山西的“土皇帝”。由于阎锡山的认可，山西中医得到大力扶持，在中医体制化方面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图7-9  阎锡山肖像（1917年）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首先源于他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7岁入本村小堡私塾，教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0 岁改入大堡义塾，又教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到 22 岁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为止，共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14 年。17 岁再入义塾，温习经史，选读诸子。19 岁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在他《早年回忆录》中，阎锡山说自己对“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也知概略。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风潮相左，1917 年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即在太原成立了尊孔社团“洗心社”，并且每周日亲率文武官员到场，发表演讲，例行“洗心”。

中医理论体系经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洗礼，与传统文化脉络相承，故在阎锡山眼中，“中医是超科学的”，意即中医是超越于狭义上“近代科学”概念上的“科学”。这与近代思潮引领人士陈独秀、鲁迅，乃至后来的中医科学化激进代表人士陆渊雷、施今墨等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阎锡山“中的哲学”与中医的“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以及当代的“衷中参西”相当契合。阎锡山在统治山西过程中，创立了所谓“中的哲学”——“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阎锡山统治山西伊始，曾着力构建新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冲击。阎锡山将东西方政治分别冠以“竖政治”和“横政治”之称。将中国封建历史上仰仗于君主一人“公道心”的专制统治，称为“竖政治”；将西方民主治理称为“横政治”。他认为，中国民众教化太差，还不能达到“人人为尧舜”，民主还不合适宜。因此，“横政治”不尽善尽美，“竖政治”又不宜施行，需要另辟“中”的哲学，折衷参习。阎锡山创造出“中的哲学”，真实意图是与新文化运动抗衡，进而强化其统治[马小芳.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体现[J]. 唐都学刊，2003，19（2）：101-104.]。

阎锡山留学日本期间，“曾居医院三月，耳闻目见者尤多，因叹医学（西医） 之进化，如火车一日千里，皆得科学之力”。他说：“西医重解剖，必有确实证凭，方认其为是；无确实证凭，则认其为非。”“然解剖者皆系死体”，认为“中医处于道家静虚，默参气化，莲光内照，洞见肺腑。与欧西之取经于物质、科学、机械、实验者固自不同。”[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 医学杂志，1921，（1）：18-21.] 因此，对于中医，他既强调继承又倡导改造。相信“中外医理或有互相发明沟通融合之一日，此语似涉虚渺。然中医如能由虚而证诸实，必能兴。将来之西医由实而参诸虚，两相接近，此亦不可不注意研究者也”，即中西医参合与二者均有益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阎省长复函.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9，（3）：4-5]。由于，“中西医参合”的思潮与“中的哲学”在思想径路上有可通之处，对中医进行改造，是阎锡山的主导思想。

因此，在 1918 年山西省“用民政治大纲”中，列入了“中医改进”的内容；1919 年山西官方主导成立了以改良中医为目的的中医改进研究会，军政首长阎锡山亲任会长，重要幕僚在研究会任职；山西省政府出资20万元（银洋）作为经费来源，各地方和行政部门积极配合；研究会按照现代科学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医研究体系；先后从全国 19 个省（市）网罗延聘了197 名中医名家担任研究会理事或职员；发行了近代山西第一份中医期刊《医学杂志》；设立了兼授中西医课程的医学教育机构；成立了中西分治的中医医院，积极开展临床实践和防疫服务。到1935 年，研究会从民间征集到的验方超过 2 万余首，秘本医书 300余册，秘制药品 100 余种；还购置医药图书 1000 余种，开设了图书馆；建立了制药厂；举办了针灸传习班、药物训练班、医徒培训班；协助成立了太原市中医公会；参加了历届卫生运动大会。围绕中医体制化，山西在中医理论研究、文献整理、学校教育、临床实践、中药实验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中医改进成效一度位居全国前列。

良好的政治、发展环境使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虽然偏居内陆一隅，但影响力迅速名列中医界前列，《医学杂志》理事遍及全国，远至星加坡（新加坡）、交趾（越南）也有会员加入。同时，研究会在学会“转瞬即逝”的近代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专心中医研究。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研究会停止运作为止，存在时间长达 19 年，《医学杂志》共发行 96 期。厚重的史料和时间跨度保证了其研究独特的价值。

2. 重要幕僚及其影响

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教育，开展中医改进，还与阎锡山身边重要幕僚的影响有关。时任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晋北镇守使、将校研究所所长、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从小饱读儒家经典，1904年，被保送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就读，结识同期留学的阎锡山，并成为至交。1911年，赵戴文辅佐阎锡山夺得山西军政大权后，一生都被阎尊称为“老师”。饱尽儒学教育和对教育的热忱，使得赵戴文对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学的弘扬充满兴趣。他明确表示“尝浏览中西医籍，就双方所持之学说而合勘之”，在研究中西医理论后，他认为“中医谈生理，从气化上阐明之，必究其源；西医谈生理从解剖上阐明之，必穷其流。究其源则一勺可以滥觞；穷其流则一脉于以万派。”而且对于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也有很深认识“一用归纳法说明生理，愈简愈精，而所含极大；一用演绎法说明生理，愈推愈广，而所析极细。”同时，对于中西医汇通，他也提出期望“沟而通之，谋而合之，他日中西医界必更有无量新发明。”[赵戴文.杨如侯著灵素生理新论各序. 医学杂志，1923，（15）：11-16]幕僚的支持和建议，促进了阎锡山改进中医的想法得以施行。

另外，一批在晋中医有识之士，也积极呼吁中医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杨百城，字如侯，江苏泰兴人。肄业于南菁书院，后因多次参加科举未中，于是弃举业而尚实学，“自兵事、刑律、方舆、医方、导引延年之术无所不周”。后来西学东渐，“复又潜心欧美学说”。1909年，杨百城应山西法政学校之聘赴山西任教。1911 年，任山西巡警总局卫生科医员，负责管理中医事务。后致力于中医，医学经验日益精进，成为民国“医林四大家”之一[赵意空. 杨如侯先生遗像及事略[J].医学杂志，1927，38：33-36]。创立中医改进研究会，最早出自他的构想，赵意空，原籍上海，晚清副贡，曾任陕西汉阴厅通判，精于中医和书画。辛亥后来到太原执业中医，短期担任过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民政长、山西省秘书长等职 [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99]。

来自江浙中医文化传统核心区域的两人，接受了近代中医改良思潮的影响，既对中医有比较深入思考，又具备与官方沟通的便捷渠道。以他们为首的一批在晋中医人士，承担起了具体的中医改进的筹划和实施任务。

山西提倡和发展中医，也是客观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同为留日学生，与余云岫等将中医视为玄虚、落后的代名词，欲置之消亡而后快不同；更与丁文江等“宁死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欧化极端人物不同，阎锡山对中医的思考非常现实。他认为坚持发展中医，首先是医药经济的原因，“吾国药材为出产之大宗， 赖此为生活者何可胜计，有中医则能用中药，中医失败则恐受影响。不惟失业，人民大可危罹。即国家经济之损失亦甚大”。据 1947年统计，全国有中医生 83万，中药从业人员360 余万。

其次，是顾虑患者医药费用负担，解放前，西药药店集中在太原，药店主要经营进口药品，价格奇昂，盘尼西林在最紧张的时候要上百元大洋一支。阎锡山在二战区期间，经常通过赠送药品来笼络部下。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更加承受不起西药的高昂价格负担。阎锡山说：“鄙人来自田间，深知民间情形。吃剂药仅费一两角钱，便可治疗，而有病者尤未肯出以购药。似此情形，即使西医普及，而以西药价值，昂贵其如民间之吃不起何此所望？”最后，还因为当时西医医生数量的严重短缺，“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吾国四万万人应有八十万医生。以服务二十年计，每年应有四万毕业医生，二十年后始能普及。而现在所有医学校之毕业生不足百分之一，诸君试思有无达到目的之日？即使三五十年内能达到此目的，而此三五十年内将坐视医道沦胥而不救乎？”[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 医学杂志，1921，（1）：18-21]

因此，阎锡山关于中医的认识，显得更加理智和务实。以上原因，成为山西开展中医改进的基础。

3. 关于中医改进研究会

（1）目标宏远：山西对中医的扶持，并非一时意气用事，实出于民族复兴的远构想大。1919 年，阎锡山指出“人为国本，医学为发育人类，保障人命之必要，是以先进诸国无不以医学为首务，而特重视之”，将发展和弘扬中医上升到治国首要任务的地位[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260-268]。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阎锡山提出中医改进的目标是“使中医能应世界之潮流，成一种有统系之科学”。1921年成立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在招生计划中，拟定学生在专门学校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要求他们“务期融贯中西，发明中医真理，改进中医技术，编为科学”，回国后要为研究会服务，最终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纪征翰，祖娜.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办学始末[J].中华医史杂志，2013， 43（4）：246-249]。

（2）构想务实：一是采取了中西医兼蓄的原则。对于中医改进中如何处理中医、西医二者的关系，阎锡山表示“中医改进决非排斥西医”。参考西医的目的“一为取西医之所长，增进治病之效率；二为利用科学之发明改进中医之缺点；三为唤起中医之人道主义，改进历来生意式陋习；四为确定病症征集验方，俾一人独得之妙法变为万人共具之技能是也”。其次，本着适用态度，博采众长。对中西医要“以治病为主，不画中医西医畛域，举凡中医西医之良法，以及社会上之偏方。甚至针砭按摩，何者有效，即用何者”。最后，对西医兼容并蓄，两相结合。“改订《本草纲目》等书，将西药之确有效验者，分类添入；改订医书，以病症为主，将验方不分中西，悉数列出，合中西古今药目验方于一堂，以为治病之准则”。[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89-91]在中西医兼蓄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学术刊物《医学杂志》共发表有关西医、西药文章 54 篇。

二是采取系统规划的方法。在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全面、系统地对中医改进的原则、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第一是诊疗的标准化。“遇病必求实验，求出一定之原理，一定之公式。不能互相参差，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第二要开展公共卫生。“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 第三要使用现代的医疗器械。“西医实极精妙，宜多采用。除之法中药有秘传秘制，可以并行不悖外，余均取长舍短，急戒故步自封。 至于器械亦然。 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其余种种，本此类推。”第四要分科研究。因为“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而每科尤须有统系、有定理。”第五要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治愈一病，将其法语人，以资研究，固不待论。即医死一人，亦宜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故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医学杂志，1921，（1）：18-21]相应地，按照这些原则，中医改进研究会建立了“时疫（传染病）”报告制度，到日本购置了西医的医疗设备，完善了分科分层研究方法，开展了每星期的例会演讲讨论。

（3）方向明确：1918年8月，阎锡山在教育计划会议上讲：“中医本非世界公共之学术，才智之士不肯投入此界，以牺牲其脑力。且提倡中医亦必须有改造的办法，改良药料，参考西医之适于行政，及治方的确者，渐次造成一种中医大学之组织，方能站得住。”[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25-26]即指出要借鉴西医的管理体制、合理的组织形式、高等教育模式，才是中医改进能够立足的根本办法。

1919年4月，阎锡山在给即将成立的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手谕中指出：“人为国本，医学为发育人类，保障人命之必要，是以先进诸国无不以医学为首务，而特重视之。我国维新多年，而医学进步特后。自鄙人秉政以来，调查所及，人民之死于无医与误于庸医而死者，不知凡几!固人类之大悲，实学术之缺点。是兴办医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了无疑义。所疑难者，学习中医乎？学习西医乎？学习中医，则既无专精之教员，又无有统系之学术；学习西医，则尽舍已以从人，难造普及之药料。今拟以西医之精神，改进中医之学术，特设专校，分科研究，学生按区保送，学成而后，归区服务，以期普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医学杂志，1921，（1）：18-21]总之，他认为中医改进的途径是组建社团、开展中医教育和中医研究。

对于中医改进的内容，研究会创办之初也形成共识：一是若要“增进吾国国人治病之效率”，需“不画中医西医畛域，举凡中医西医之良法”，“何者有效，即用何者”；二是由于“中医之医理，率近虚玄。西医之医理，纯按科学。化虚玄而日进于科学，此尤为中医改进切要之图”；三是中医对“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一仍其旧”，以致患者“视服药为畏途，视割治为畏途，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四是“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西医通常“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五是中医“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需要“设教育以教之，设研究团体以交换之，则彼此互益，医学流传，时有进步”。[阎锡山.阎锡山日记.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89-91]

1932 年，阎锡山又根据中医与西医的差距，针对性提出中医改进需要加强的四个方面：一是诊疗方法落后，“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中医则一仍其旧，以致视服药为畏途，以致视割治为畏途”；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薄弱，“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三是护理观察的缺失，“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四是教育和科研的缺乏，“中医历来纯重书本，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以致人只一长，世之三尺”。①

随后山西中医改进中，创立社团、建立附设医院、成立附设医校、开展中医临床实践和教育、培养看护（护士）和医徒（护工）、改进中药制剂、参与卫生防疫，这些工作与科学体制化的内容相吻合，使得山西中医改进工作真正走在了现代意义科学体制化的轨道上[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99]。

（二）中医体制化下的抗疫实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