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防疫模式的体制化与中医参与的边缘化 

一、从鼠疫流行看中医抗疫

1840-1949年的百余年中，鼠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频频为祸，对鼠疫的防治，是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史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其逐渐走向边缘化的尴尬回首。

（一）我国近代鼠疫流行概况

根据冼维逊编著的《鼠疫流行史》和李文波编著的《中国传染病史料》可以看出，从1840年到1949年间，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且大多伤亡较重。

1. 1855年云南鼠疫

1855年，鼠疫起源于云南西部巍山县，后由于杜文秀起义战争扩至全省，昆明、思茅、景东、澄江、建水等大爆发，造成鼠疫杆菌隐藏于云南大部分地区。现代研究表明，鼠疫病菌从黄胸鼠扩散至玉龙雪山、滇西纵谷和西南山地的十几种鼠类（黄胸鼠、褐家鼠、大绒鼠等十几种啮齿动物）和150多种跳蚤身上。鼠疫杆菌也相互交叉，演变成5个基因型。

云南昆明、大理、澄江、武定、楚雄、蒙化（巍山）、普洱等府、厅，从1855年到1884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147.2万。

事实上，在此之前，明朝云南就有鼠疫记录。最严重的要数1800年的嘉庆年间，大理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鼠疫。大理弥渡县一位名叫师道南的青年，写下一首《鼠死行》，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首最早描绘鼠疫的诗歌史料。他在诗中写道：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都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讨?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2.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

1894年，鼠疫袭击香港，剧烈流行直至九月，太平山地区染疫最重。“当时仅是6月7日那一天内，中环太平山那一个人口挤住得最密的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就闹得人人自危……当时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就有超过八万人仓皇离开香港去避疫”。《1985年香港年鉴》亦称：“1894年香港大瘟疫，每日传染百人以上，太平山一区尤剧，皆死”。由此可见本次鼠疫流行之速之烈。

本次鼠疫流行，一直闹到1895年才稍见平息。“但以后一连几年，每到春末夏初，疫势都猖獗起来，直闹到1904年才渐见好转。”

关于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的伤亡情况，“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曾一度声称病死数为2250，以后亦不再提起。Millot Severn认为香港1894年鼠疫病例逾五千人。

就是在本次鼠疫大流行中，日本人北里氏、瑞士人S. Yersin于6月份先后抵港展开研究工作，并先后发现致病元凶——鼠疫杆菌，使人类对鼠疫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3. 1910年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该次鼠疫流行于1910年8月始发于满洲里，1911年4月28日终熄。原因是满洲里地区旱獭间鼠疫流行，狩猎人感染引起传播，外地猎人为逃避瘟疫，沿铁路四散，造成鼠疫大流行。流行和波及范围涉及内蒙古2市、黑龙江22县、吉林22县、辽宁26县、河北3市县、山东3市县等。当时的滨州、京哈、沈大、津浦等铁路线受染。染疫城市主要有满洲里、海拉尔、呼伦、哈尔滨、长春、大连、安东、奉天、山海关、永平、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据统计，本次鼠疫大流行，共死亡60468人。

4. 1917年内蒙古、山西鼠疫大流行

1917年8月，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开始流行肺鼠疫，群众四散，沿途传播。流行和波及范围涉及内蒙古27个县旗、山西28个县、河北6县、山东1个县、安徽1个县、江苏1个县。京绥、京汉、津浦、京沈、正太、济青等铁路线受染。染疫城市主要有归化、丰镇、大同、朔平、宣化、济南、正定、太原、代县、蚌埠、凤阳、南京等。本次鼠疫流行至1918年3月20日平息。共死亡16623人。

5. 1920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1920年夏季，在外贝加尔及中国边境地区，猎獭人群中有疑似鼠疫流行。9月7日，满洲里开始发生鼠疫。10月初海拉尔毛皮厂发生腺鼠疫，10月下旬转为肺鼠疫，其中2名患者外逃至扎赉诺尔煤矿区，致使该区4000名工人中1000余人染疫死亡。工人四散，沿铁路传播至哈尔滨、齐齐哈尔、弗拉尔基、长春、沈阳、济南等城市。疫情共波及黑龙江17县、吉林4县、辽宁3县、内蒙古7县、山东1个县、河北2县及西伯利亚海参崴等地。滨州、滨绥、沈大、京奉、津浦、胶济等铁路线受染。本次鼠疫流行至1921年5月3日止。共死亡9308人，其中俄国人420人，一说600人，日本人4名。

6. 1947年内蒙古鼠疫大流行

1947年5月至1947年12月30日期间，内蒙古东部、东北部、西部鼠疫大流行，共波及内蒙古14个县旗、吉林13县、黑龙江1个县、辽宁2个县，通辽、赤峰、开鲁、扶余、白城、双辽、农安、哈尔滨、阜新等30个市、县、旗受染。死亡人数达30933人。

（二）鼠疫病名的来历

同治初年（1862年）云南鼠疫流行，《俞曲园笔记》（ 俞樾，1821-1907）中记载了这次“大疫”流行时的情形，但无相应的病名。

1891年，第一本鼠疫专著印行，即吴宣崇的《治鼠疫法》。该书书名即将“鼠疫”命名其中，其内文中云：“鼠疫者，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疬，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吴氏根据疫病流行时总有大批鼠先死的现象，很明确地将此种疫病定名为鼠疫。

《治鼠疫法》一书对此后的鼠疫类著作影响很大。1897年广东罗芝园对其进行增删，作《鼠疫汇编》；1902年福建郑肖岩又在前两书基础上进行批注，增添验案成《鼠疫约编》；1910年上海发现鼠疫病情，名医余伯陶又在罗书、郑书基础上作《鼠疫抉微》。1910年由郁闻尧、丁仲祜、杨心梅编订的《鼠疫良方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也多来自前三种鼠疫著作。而对于确立鼠疫病名，几位著者意见大多一致。

罗芝园谓：“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郑肖岩云：“何谓鼠疫，疫将作而鼠先毙，人触其气，遂成为疫。盖地气暴发，惟鼠得之最先。鼠当中毒之际，热渴既甚，以水为可救疗，尝于水缸愍饮满腹，甚至案上茶杯，稍沾余滴，人不之察，误食其余，而受毒遂不浅矣。固不独目睹毙鼠，不及掩鼻，感触其气已也。”余伯陶也认为：“鼠疫者，疫之又一名，证之又一种，无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疫。”

民国名医冉雪峰在其《温病鼠疫问题解决合编》一书中，认为鼠疫病名的确立，是中西汇通的结果。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有鼠瘘的记载。《灵枢・寒热第七十》篇：“黄帝问于歧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之间者，皆何气使生？歧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冉氏据此关于鼠瘘的描述，认为其具有鼠疫的特征。曰：“不知发于肾脏之水毒者，为鼠瘘，无论为寒为热，统以鼠瘘名之。毒重而成为一种传染性者，为鼠疫。亦无论为寒为热，为闭为开，为气分为血分，统以鼠疫名之。”

同时，冉氏认为“西医亦向无鼠疫名称”，“在皮肤，则曰皮肤魄司脱，在淋巴腺则曰淋巴腺魄司脱，在肺则曰肺魄司脱，在眼在肠则曰眼魄司脱、肠魄司脱，随所在立名，五光十色。”“一说鼠疫不足以赅魄司脱，魄司脱不尽为鼠疫，一说败血性腺肿性属鼠疫，肺炎性无关鼠疫……”对西说中的鼠疫名称作了介绍。

面对这种病名混乱情况，冉氏认为：“汇通中外损却多少纠纷，而名词可以解决矣。”并说《灵枢》之名鼠，由气化理想得来，西医之名鼠，由解剖实验得来。得西医之实验，愈微《灵枢》理想之高，得《灵枢》之理想，愈徵西医实验之确有是理。”

可见，吴宣崇在《鼠疫治法》中确立鼠疫病名，得到了大多数医家的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除余伯陶、冉雪峰外，民国期间出现的许多鼠疫著作，也多执此说。福建医家李健颐认为：“汉代之前已有鼠疫之发生”但“上古之时，不知鼠疫是由鼠之毒菌所感，故无鼠疫之名。遇有此症，统称为伤寒病。”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鼠疫自其疫源地印度及前亚西亚地方，继传至欧洲诸邦，又传至中国，“中国名医知此疫曼鼠为媒介，故名鼠疫。”伍连德也认为，“吾国名此疫曰鼠疫，诚不虚也”。

民国后期，随着中医接触西医知识的增多，许多中医学家认真观察病情，努力汲取新知识，鼠疫病名又被细分为核肿性鼠疫、血毒性鼠疫、肺炎性鼠疫等。

李健颐对各型鼠疫的别名也作了介绍，如核肿性鼠疫“或名腺性鼠疫”，其最重者，“因其致死之速，如电击毙者，故又名电击性鼠疫（Blitzadtigedest）”；血毒性鼠疫“或名败血性鼠疫”，因患者“身面现出斑点，大小青紫状如葡萄，故又名葡萄瘟。”肺炎性鼠疫“又名肺瘟”“亦有称之为肺鼠疫，因其肺炎咯血为特征，故又名为血瘟。”鼠疫病名的细化，是近代中医不断融会新知的体现。

除鼠疫病名通行外，近代医书中尚有痒子症、耗子症、痒子病、核症、核瘟、温役等名称。显然，这些名称是实际的临床观察所总结出来的，与进一步的科学发现仅只有一步之差。说明当时医家已经感知到跳蚤叮人的传播途径，只是没有采用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1947）那样的实验方案进一步求证；已经意识到鼠疫的人畜共患特征，但没有像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1863-1943）那样用显微镜进一步观察人和动物体内的鼠疫杆菌。但鼠疫病名的确立，并沿用至今，是近代中医细心观察疫病的结果，其中包含创新意义。

（三）中医对鼠疫的认识

1. 鼠疫专著梳理

有作者梳理了近代中医的鼠疫专著[吴文清. 近代中医防治鼠疫著作及特点分析.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22（1）：79-81]，大约如下：

（1）《治鼠疫法》：我国首部中医防治鼠疫的专著，当推吴宣崇（清代广东吴川县人）的《治鼠疫法》。光绪庚寅辛卯年间（1890～1891），广东鼠疫盛行，吴氏收集附近各处防治鼠疫所用的经验良方，于1891年辑成《治鼠疫法》一书。本书内容包括鼠疫原起、避法第一、医法第二等三部分，详细记述了当时鼠疫流行期间的种种现象、避疫方法，收录了一些医家如梁光甫、许善亭、罗芝园等治疗鼠疫的有效方剂和几则民间验方。

该书对此后的中医鼠疫著作影响较大。其后出现的多种治疗鼠疫著作，均脱胎于此。1894 年广州鼠疫流行时，番禺陈兆祥春畋氏，将《治鼠疫法》刊行，只在书前稍加按语，改书名为《治鼠疫传染良方》。《治鼠疫传染良方》现存有清代光绪沪北吴云记书局铅印本和保定普化排印局排印本等版本。

（2）《鼠疫汇编》等：作者罗汝兰，字芝园，清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高州石城（今广东廉江县）人。罗氏家乡是我国鼠疫重灾区，19 世纪70年代已有鼠疫流行的报道。光绪十七年（1891）春，罗芝园从《医林改错》阅得解毒活血汤一方，用其治疗鼠疫，多有效验，“因录示人，人疑谤也”。是年冬，罗氏拜读完友人吴宣崇所辑《治鼠疫法》，大为赞赏，遂与茂名许经畲论列此方随症加药，在增删《鼠疫治法》的基础上，著成《鼠疫汇编》一书。该书刻成后即广为流传，被广东、福建等地多次翻刻，罗氏在治疗过程中也先后五次对之进行增补删订，于1897年才最后定型。由于该书论治鼠疫理法方药较为完备，遂成为中医治疗鼠疫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在此书基础上，又涌现了《时症良方释疑》、《鼠疫约编》、《鼠疫良方汇编》、《鼠疫抉微》、《鼠疫节要》等一些治疗鼠疫的著作。

《时症良方释疑》：作者黎佩兰，字咏陔，广东高要人，清末医家。1901 年，黎氏依《鼠疫汇编》救治当地鼠疫患者，多“应手而效”，“因见原书繁重，忽迫之际，苦难卒读。乃撮其症要，并施治诸法，分列层次，兼附医案，使人易晓易从”，编成《时症良方释疑》。该书后又被南海劳守慎收入《济众录》，名《恶核良方释疑》。

《鼠疫约编》：作者郑肖岩（1848-1920），名奋扬，闽县（今福建闽侯）人。1902 年，郑肖岩因思“辛丑岁自夏徂秋，吾省城乡内外鼠死而疫作，为数年来最盛”，遂将《鼠疫汇编》重加修订，删繁就简，由博返约，分为八篇，名曰《鼠疫约编》，传播于福州一带。

《鼠疫良方汇编》：1910 年夏，由郁闻尧、丁福保（1874-1952）、杨心梅三医士编订，徐相宸订正。该书由节录《鼠疫汇编》和《鼠疫约编》中的相关内容，并收录了梁达樵《辨症求真》中治疗鼠疫的方论及治验，郁闻尧“杀鼠疫毒菌烟尿油说”和徐相宸的“时疫用药法程”等内容而成。

《鼠疫抉微》：由余伯陶编撰。余伯陶（1868-？），字德土熏，嘉定（今上海市）人。近代上海名医。1910 年冬，余氏认为《鼠疫汇编》《鼠疫约编》等书，“其良方善法，固已经验于闽粤间，然窃谓三江人士之体质及天时地候与闽粤悬殊，而疗治之方亦不得不斟酌损益而变通之”，因此将“原书引用古方而不及详载者，是编概行补入，并按方系以论说，附列辩误一条，考证一条，兼择万国药方数则，藉资互览”，在罗氏、郑氏之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分作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药方，四曰医案”而成《鼠疫抉微》一书。

《鼠疫节要》，由陆晋笙编于 1921 年。陆晋笙，近代医家，字锦燧，江苏吴县人。陆氏认为吴子存之《鼠疫治法》，罗芝园之《鼠疫汇编》，郑肖岩之《鼠疫约编》，余伯陶之《鼠疫抉微》，“并皆精妙，医家病家得此，庶有所遵循，但不能家有其书，遇症未免无措”，因此在以上诸书基础上，“择其要者，录为一编”，文字简略，但大概病情治法已备。该书现存 1921年新华印字馆铅印本，藏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3）其他专著：除上述相互有关联的鼠疫著作外，近代尚有以下几种论治鼠疫的著作。

《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作者黄仲贤，字学周，广东广州人。广州自 1894 年发生鼠疫以来，十多年间，每年春夏之交必发作一次。黄氏有感于此病伤人之众，多“专主少阴心火，用药俱系寒凉。甲午之初，治症多效，惟专主热毒，无辨症之法”，因先后著《鼠疫易明》和《鼠疫求源》二书。后又感觉此二书各有不足，遂于 1909 年将两书增删，成《鼠疫非疫六经条辨》。全书分凡例、非疫核症六经总论、辨太阳核病脉证治第一、辨阳明核病脉症治第二、辨少阳核病脉证治第三、辨太阴核病脉证治第四、辨少阴核病脉证治第五、辨厥阴核病脉证治第六、鼠疫非疫六经治案等 9 部分。该书现存 1909 年致和堂刻本，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瘟病鼠疫论》：又名《鼠疫瘟病篇》。作者翁兆全，字纯玉，福建鹭江人。翁氏总结十余年治疗鼠疫经验，于1911年撰成。全书共分总论、病情篇、治法篇、方论篇四部分。“防疫临证治法立方善后，法律整齐，层次俱备”，书中用方多半从《温热经纬》、《湿热条辨》、《疫疹一得》中来。该书现存 1911 年文德堂石印本，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鼠疫要览》：作者陈继武，绍兴人，曾在日本学医，主张学术无国界，贵在实事求是。该书编于1918年，全部为西医学鼠疫内容。其后李健颐《鼠疫治疗全书》中关于鼠疫历史一节、鼠疫分型及鉴别诊断等内容，多从此书扩充而得。

《温役辨正治要》：1918年 1月，晋绥鼠疫盛行，京师外城官医院医官陈世珍、杨德九、陈舒、张汉卿、孔繁棣等人在参与防疫的过程中，编成本书。首先对丁氏医学丛书中有关鼠疫的论述进行辨正，“治要中但列用药范围而不列方，以病情万变，不能执一是，在诊治者临时权衡轻重。”该书先附于1918 年刊行的《重校鼠疫抉微》中，后又被曹元森录入《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并增加了大同治疫经验方等内容。

《温病鼠疫问题解决合篇》：1918 年春，归绥鼠疫蔓延南下，武汉也出现此病，湖北名医冉雪峰作“鼠疫问题之解决”及“鼠疫问题解决之续篇”，与“温病问题之解决”合为一书。书中对鼠疫论病列方，“并征引经方，加以解释，博采众方，加以评议，胪列时方，加以驳斥”。

《鼠疫临诊集》：贵州豫潢江长春作于1932年，发表在当年的《中医世界》杂志中。该文分上下两篇，分别从病名、病因、预防、病象、治法及验案等方面论述鼠疫证治。在病象描述上，征引西说；治法仍以中方为主，所用内服外治方药多来自《鼠疫汇编》等书。该书可贵之处在于下篇所录作者经治的34例验案。 江氏本着“轻者不录，同者不录，录其足以供研究者，是以或愈或不愈，及治或不及治，均不之弃”的原则，从治鼠疫二百余日约诊治四百余人的临证记录中， 挑选出这些验案。

《鼠疫治疗全书》：近现代福建名医李健颐（1893～1967）撰于1935 年。上篇“关于疫祸及得病状况之常识”，引用了许多西医学相关知识，介绍了鼠疫的历史、传染途径、蔓延的原因等；对鼠疫的病因、病状、诊断及鉴别诊断、辨症及鼠疫病的经过和预后、预防等情况，也作了详细论述。下篇“关于治疗及方药之研究”，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在治疗鼠疫方面的成就。共五章，分别为治疗鼠疫之药方、鼠疫之治疗、验案示例、临症之方案、营养及卫生等。书中发明治疗鼠疫的二一解毒活血汤和二一解毒注射液，可谓创新之举。该书是近代后期中医治疗鼠疫的集大成著作。该书现存1935年福建余庆堂药局铅印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鼠疫问答》：叶古红作。该书以问答的形式，融会中西医学说，从论治燥邪的角度论治鼠疫。该书现存民国天津大公报馆铅印本，《国医公报论文汇订之三》中也可见其部分内容。

《鼠疫自疗新法》：又名《鼠疫自疗良方》，1939年由席令编订。此书内容，首录梁达樵《辨症求真》一文，继从《鼠疫约编》中摘录部分内容，包括治法、医案、验方等。最末附郁章奎闻尧所作“杀鼠疫毒菌烟尿油说”。现存有1939年上海四明书店铅印本。

《鼠疫之研核及治疗》：1941 年11月4日，日寇在湖南常德散布带有鼠疫的跳蚤，导致鼠疫大流行。张右长遂编成该书，并由常德县中医公会主席顾三卢等人校订。张右长曾师从张锡纯，在1910 年东三省发生鼠疫时，随师助理治疗鼠疫。全书共分略史、病理、诊断、治疗四篇。“鼠疫之略史”一节，简要介绍了鼠疫的发源地及其在中国流行情况、鼠疫的病理病状、诊断要点等方面。最后节录了罗芝园《鼠疫汇编》中关于鼠疫辨证的论述，并汇录张锡纯、王孟英、王清任等人的6首相关有效方剂，如坎离互根汤、解毒活血汤等。尚有自拟的预防鼠疫方一首。该书内容简短，多属汇编摘录，但理法方药俱备。现存1942年常德县中医公会石印本，藏于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2. 病因病机沿袭臆说

对于疫病的因果关系，西医以“科赫法则”为准绳，必求证于本体。中医以“思辨臆测”为特征，常因袭于古人。前者以事实为依据，其操作具有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最终以客观性服人。后者，根据不同的经典理论，往往各执其辞，相持不下，最后“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近代医家在讨论鼠疫的中医病因病机时，正是如此而学说各异，诊疗不同。

（1）戾气致疫：近代早期的一些医家如罗芝园、梁达樵、郑肖岩、余伯陶等人，根据吴又可的学说认为，鼠疫多由感受疫疠之气所致。梁达樵说：“疫为秽浊污毒之气所成，必由口鼻而入，气分先受，继而毒气攻心则内窍闭，毒入血分则脉络瘀。”医家陈兆祥认为鼠疫“良由亢旱日久，天地燥厉之气郁积而成也。”袁仰山指出：“鼠疫核症，乃感恶厉之气，与毒并发而成。”余伯陶认为“时疫流行，每缘地气含有湿毒，鼠先受之而死，死鼠腐臭，与天时渗厉，往往酿而成疫，疫行而死亡枕籍并其屋舍器皿郁有秽气著于物而中于人，遂至传染流行弥漫无涯矣”。

（2）地气致疫：光绪十六年冬至十七年（1890-1891），吴宣崇家乡广东吴川鼠疫盛行，他在《鼠疫治法》中详细记述了这次疫病流行的情况，并注意到疫病发生与人所居处的关系：“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湿者死，铺砖筑灰者免焉？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小儿多死，坐卧贴地且赤足踏地也。妇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静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

书中所描述的疫病易发生之处，均是与疫鼠密切接触之地，但吴氏据此认为鼠疫的发生是缘于“地气”，“此地气，非天气也。”并断定鼠疫发生时群鼠先死，因其“穴于土中，受地气独早也。”他进一步发挥，“且疫作时，其宅倍热，气从地升，猛者如筒烟上喷，缓者如炉烟缭绕，触之则头晕目赤而心燥，急取凉风吹解，病乃可救。当其时宅中人为气所感，惜然不觉也。邻人来视者，辄见热气自足而胫而股而腰，设不急出见风，热气逼至胸膛喉舌间，则病作矣。”因此，鼠疫流行时，在通风环境或服用寒凉解毒泻热之品，则可幸免于难。如“有同时在墟得病者，舁归家，其轿门逆风者愈，闭轿门者竟死。且有棺敛将葬被盗尽窃其衣服，夜得风露凉解，遂生者，其故亦嘹然矣。所可恨者富贵之人，珍重太过，不敢见风，不肯寒服峻之品，遂至困热不救。”而有些人家“见鼠死则尽室以行，或巢寄山林或舟泛水面，且多服解毒泻热之品，由是获免者甚众。”

稍后，罗芝园在《鼠疫汇编》中对“地气致疫”论作了补充。他认为鼠疫的发生不独为“地气”使然，而是天地之气共同作用的结果，“言地气者必兼言天气，其说乃全，但天气远而清，人所难见，地气近而浊，人所易见耳。统而言之曰，天地之气足矣。”

（3）燥邪致疫

与以上诸位医家对鼠疫病因病机的认识有别，著名医家冉雪峰从自然界气的阴阳变化谈起，认为“阳极变阴，阴极变阳。鼠疫即阴极变阳也。”再具体到人体自身之气，冉氏认为若金生水，水化气的作用失调“水不济火，则为阳燥，火不蒸水，则又为阴燥。火衰不交水，固为阴燥，水凝自不与火交，亦为阴燥。”由此推出“鼠疫之病，阴凝成燥，燥甚化毒之为病也。”

其后民国另一医家叶古红作《鼠疫问答》时，也认为鼠疫系“燥邪干肺”所致，同时指出“西医病菌之说，当然不能否认。”其观点与冉氏之说基本一致。

（4）发病机理

至于感邪途径，罗氏认为“言疫气所从入，吴又可、吴鞠通、杨玉甫皆谓独从口鼻入。”“主口鼻入者，对风寒由毛孔入而言，别样疫症可说得去，惟鼠疫实说不去。”指出鼠疫“其先起核而后身热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内”，而不同于“其先身热而后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内而出外”的其他疫病。

对于鼠疫的形成机理，罗芝园深受王清任的影响，“偶见《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夫巳壅不行，必然起肿。”罗氏从而认为，“鼠疫一症，初起红肿结核如瘰疬，或忽起于不自知，或突起于所共见。其溃者流瘀血，非热毒成瘀之明验乎。其甚者，热懵而毙，非热毒瘀血攻心所致乎。”随后罗氏将王清任专以治血的方剂试之于患鼠疫之人，“试之八人，皆验。”于是由此认定鼠疫形成机理与热毒、瘀血等密切相关。他在书中写到，鼠疫“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而热毒与污秽有关，“盖城市污秽必多，郁而成沴，其毒先见；乡村污秽较少，郁而成疹，其毒次及。”随后又详细地介绍鼠疫病理机制及病情深浅，他认为“热毒熏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血已不行，渐红渐肿，微痛微热，结核如瘰疬，多见于颈胁腌膀大腿间，亦见于手足头面腹背尔，时体虽不安犹可支持，病尚浅也。由浅而深，愈肿愈大，邪气与正气相搏，而热作矣，热作而见为头痛身痹，热甚而见为大汗作渴，则病已重矣。若热，毒愈深，瘀血愈甚，泛见于外，则有疔疮等症。逆而妄行，则有衄咯等症。上攻心包，则有谵语等症。下扰肠腹，则有胀痛等症。皆乃危症也。”

与余伯陶同时代的李钟平认为“凡疫疠之作，俱曰天行，从未有曰地行者，吾谓鼠疫之症，其气由地中行者也。”至于其传染途径，他认为“疫疠之气，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传染皆致疾。”李氏还指出上海发生的鼠疫为输入性，并且其流行与此地人烟稠密有关。“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后未闻，至于浙，至于江，吾上海间有发现一二者，盖由轮舶携带而至，非由地行来也。是以传染末至于烈。”“人行之疫，又多生于人烟稠密之区。沪上弹丸之地，聚六七十万人之多，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旬日之间，疠气弥漫充塞，可遍南北。”

对鼠疫的发病机理，冉雪峰多从燥邪阐述。认为鼠疫普通证象可分四期：初期为燥邪干肺，二期为肺燥愈甚，三期为肺已发炎，四期为疫毒内陷，逐一解释各期出现的症状。“凡此属气分，即西医之所谓肺炎性是也。”“亦有直入血管，血液凝滞不上荣面目，则面目青，不贯彻四末，则四肢厥，凝之既久则血液败坏，现出青紫色，腹臌气闭难出，身痛如被杖，此属血分即西医之所谓败血性是也。”

他还指出：“气分终及血分，故肺炎疫死后，解剖上观察血液中含有毒菌，倘不卒死，则肺炎性必变败血性，又血凝身痛属血分，然由阴出阳，亦现气分各证是败血性又变肺炎性可知。”

总之，近代医家在融会西医学知识认识鼠疫时，颇为牵强附会。张锡纯从《伤寒论》少阴篇内容入手，认为鼠疫“发生之初，原与少阴伤寒中之热证相类，迨至其极点，始酝酿成毒，而互相传染。”证之西说“实验鼠疫毒菌之形状，为柱形，两端皆实而中空，其中空者，亦即阴阳之气不相接续之象也。”又“至于西人谓其毒起于鼠，似亦有理。盖肾之肖象为鼠，天开于子，子于五行为水，取象于鼠，肾为天一生水之脏，故其肖象为鼠也。鼠与肾或有气类相投之处。是以鼠毒之传入，而先入于肾，为其病由肾起点。是以其病候之初期，与少阴寒温证相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