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实施新政，为科学体制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兴起，又为体制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15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标志着科学体制化开始；1928 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则是科学体制化的正式形成。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能够为当今科学发展中的学科建设、制度设计、科研管理提供有益参照。

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是以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的建立，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学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中央政府都没有主动开启中医体制化自觉性。近代中医模仿现代科学体制，建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的等方面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医的体制化。近代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民间，模仿西医体制探索尝试，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差距很大。但是，对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研究的深入挖掘研究，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1. 近代中医体制化研究价值巨大

近年来，伴随着何祚庥院士对中医的质疑，张功耀、方舟子等否定中医言论的传播，“烧伤超人阿宝”发起“诊脉验孕”挑战中医事件的发生，以及屠呦呦通过挖掘中医药获得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次第发生，有关“中医存废”的讨论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其实，近代开始，中医存废之争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近170 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封建社会体制的衰微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西方医学急剧压缩，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医，无论其研究、著述、教育、临床，还是管理、评价、交流、传播，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社会体制格格不入。中医和清末社会改良派与民国政府引进的西方科学和社会管理体制不相适应，也无法在“科学”的语境下清楚表述自身。为此，中医界有识之士试图以“科学”来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试图借鉴和吸收西医的科学体制，开展新式的中医科研、教育、医疗、学术交流和行政管理。

中医具有包容兼蓄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开放和接纳的体系。面对西医的进入，近代中医界先后提出了“中西衷参”、“中西医汇通”、“中医改良”、“中医科学化”等思潮，不断对中医进行改造。除了中医理论层面的探索外，器物层面的改造，就是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体制化。伴随着体制化的基本完成，中医近代化的雏形逐渐形成。但是，从西医借鉴来的体制化对中医发展到底是“铠甲”还是“枷锁”，是有助于中医的发展，还是限制甚至误导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这种争论的延续还致使“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 等概念在当代被接连提出。这些概念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体制而提出的，但是直至今天，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明晰的中医发展路径。同时，如此多的概念和理论被提出，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根本的原因在于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不适应中医的自身属性，中医、西医的“范式” 不可通约。于是，“中西医汇通”“汇而不通”；“中医改良”成为中医墨守“体用”观念的表现；“中西医结合”成为“中西医混合”；“中医科学化”总是在“是否采取西医范式”的矛盾中徘徊，总是在“‘科学化’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的悖论中纠缠。至于“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的提出，似乎另辟蹊径，实则无法脱离这个悖论的窠臼。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医学，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自身命运。回顾近代中医体制化发端之际的背景和尝试，挖掘其中经验和教训，将为 21 世纪的中医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也对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最终融合大有裨益。

2.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历史地位独特

山西的中医发展在近代举足轻重，与当时全国“官方主废，民间主存”的形势截然不同，中医得到山西官方的鼎力支持。在 1918 年山西省“用民政治大纲” 中，列入了“中医改进”的内容；1919 年山西官方主导成立了以改良中医为目的的中医改进研究会，军政首长阎锡山亲任会长，重要幕僚在研究会任职；山西省政府出资20 万元（银洋）作为经费来源，各地方和行政部门积极配合；研究会按照现代科学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医研究体系；先后从全国 19 个省（市）网罗延聘了197 名中医名家担任研究会理事或职员；发行了近代山西第一份中医期刊《医学杂志》；设立了兼授中西医课程的医学教育机构；成立了中西分治的中医医院，积极开展临床实践和防疫服务。到1935 年，研究会从民间征集到的验方超过 2 万余首，秘本医书 300余册，秘制药品 100 余种；还购置医药图书 1000 余种，开设了图书馆；建立了制药厂；举办了针灸传习班、药物训练班、医徒培训班；协助成立了太原市中医公会；参加了历届卫生运动大会。围绕中医体制化，山西在中医理论研究、文献整理、学校教育、临床实践、中药实验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中医改进成效一度位居全国前列。

良好的政治、发展环境使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虽然偏居内陆一隅，但影响力迅速名列中医界前列，《医学杂志》理事遍及全国，远至星加坡（新加坡）、交趾（越南）也有会员加入。同时，研究会在学会“转瞬即逝”的近代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专心中医研究。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研究会停止运作为止，存在时间长达 19 年，《医学杂志》共发行 96 期。厚重的史料和时间跨度保证了其研究独特的价值。

由于近代山西政府对中医的扶持，与民国政府的“废止中医”政策相左，中医在山西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其他地区大相迥异。山西官方对中医的主动改造，使中医体制化在山西得以实施。与近代中医被动和自发地进行体制化探索的态势相比，山西的中医体制化进程远远超越了其他地区，是近代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当今，国家对中医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近代山西有类似之处。回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行政市场划分，可以提供有益参考。因此，应当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中医改进研究会的体制化历史。

3. 近代中医社团和刊物蕴藏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以慎言为藏拙之计，以多议为愚好之识，于是噤口卷舌，宁受杖马寒蝉之消，以守知足不辱之戒”。中医药界尤其如此，中医的传承历来通过“口传秘授”，甚至如果传授对象选择“若非其人”，则“意死不敢妄传人”。面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当局对中医的歧视和打压，近代有识之士“奉劝海内高明之士，毋视医报为浮文，不妨各抒高见；毋以辩驳生倾轧，不妨互相琢磨；毋以密旨而不轻传，须知世承终难永”，呼吁中医界开风气之先，将著述公开，成立团体合群研究中医。同时，清末到民国政府对出版、言论、结社的开禁，造就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医团体、中医期刊勃兴。据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成立了中医药社团 240余个。初期的医学社团，基本以开展学术研究、维护行业利益为主要目的；后期成立的社团如上海医师公会、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则主要作为中西医论战的壁垒，体现出更多的政治特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社团的补充作用，建立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社团的作用被赋予了新的含意。由于在民国政府中，中医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行政组织机构，作为中医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医社团就作为主体，首当其冲领衔了“中医存废之争”论战，也承担了中医体制化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先后发行中医药学期刊 310 余种，仅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49） 就收录清末至1949 年中医药学相关文献共约 90000条。近代中医药期刊，除了发挥学术交流的作用外，还是中医界联络沟通的渠道和“中西医论战”的平台。中医社团通过中医期刊发表提案，发动群众，组织请愿，谋求自身发展和体制化建设。所以，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医社团、中医药期刊，可以客观充分了解近代中医体制化相关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