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 中医在欧美的创新. 中医药文化. 2018,13（5）：24-30

摘要：研究中医在海外的发展不应将目光局限在华人群体，从历史上看，欧美国家华人之外的群体在对中医的认识和使用上极富创新和创造性，并非对国内中医的简单“复制”和“粘贴”。从医疗的器物、知识、社会组织甚至艺术领域都能找到大量创新的案例和实物证据。许多有影响力的西方人物也对中医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并不是在极力的模仿“师傅”，而是与当地环境适应或不同领域的碰撞，产生了大量的创造与创新。故对中医交流和学习是初阶，适应和创新是高阶，“中医西创”可以看做中医在西方传播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国内学者越来越注重研究中医在海外传播与发展。但因研究定位或语言文化等局限，往往将视野放在以华人为主导的传播内，忽视了那些以西方人为主导的相关案例[1]。部分人不能接受西方人在中医方面有创新和创造的提法，认为那是在“去中国化”和对中医的“异化”，并对此产生了担忧[2]。

一、中医在西方的创新

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学（传）研究所，成立8年来，设有以欧美中医为题材的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和国家汉办的汉文化推广中心。根据研究旨趣，深入异文化田野，分别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开展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3]。破除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对欧美的中医文化现象进行人类学解读，既扩展中医的视野，又丰富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4]。

前期调查发现了诸多与国内不同的中医流派和奇特的文化现象，让我们的认知得到扩展：从“中医西传”——认为中医是由中国人向西方传播的；到“中医西学”——认为中医是由西方人主动学习的；再到本文重点讲述的“中医西创”——认为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当地人的创新和创造。

[1]　严暄暄：《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医药跨文化传通》，硕士学位论文，湖南中医药大学，2016 年。

[2]　黄建银：《中医针灸国际发展中出现的战略性风险分析及有关对策与建议》，《中医药管理杂志》2009年第10期，第878-880页。

[3]　贺霆：《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的视野亟需扩展——云南省中医药暨少数民族医药博物馆中医西传分馆的启示》，《民族论坛》2012 年第 4 期，第 106-109 页。

[4]　贺霆：《中医西传的源头——法国针灸之父苏里耶》，《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第 81-83 页。

二、中医创新的领域

中医在西方的创新/发明涉及了诸多领域，从对物的改造到思想到变革，甚至催生新的社会组织，以及诞生了新的艺术形式（见表 1）

表 1　中医在西方创新的实例

（一）器物的创新（Innovations of implements）

西方人发明了诸多针灸仪器，例如法国人苏烈的金针（见图 1）、18 世纪开始研制的电针以及在欧美广泛使用的艾灸勺（见图 2，moxa-spoon）等。

图 1　苏烈金针

图 2　艾灸勺

（二）知识的创新（Innovations of knowledge）

法国的耳针结合了西方的反射疗法（Reflexology）将耳朵联想成倒立的婴儿，进行针灸治疗，这一疗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传入并影响中国。

（三）社会结构创新（Innovations of social structures）

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无数与中医相关的社会团体。法国人苏烈创办了法国最早的针灸学校，Roger de la Fuÿe（1890-1961）于 1943 年创立法国针灸联合会（Société françaisede l’acupuncture）1946 年又创立国际针灸协会（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l’acupuncture ）等，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针灸组织，成为影响欧美中医的源头。1955 年针灸被法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认可为医学的一部分，只有注册的西医生才可以合法使用[1]。1958年，费利克思·曼恩（Felix Mann）在伦敦西区开设英国最早的针灸诊室，并教授针灸课程。1960年，华士礼（J•R•Worsley）创立了英国最早的针灸学校（Th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Acupuncture）传统针灸学院。

（四）艺术的创新（Innovations of arts）

中医在西方的传播甚至推动了艺术的创新。英国人 Peter Firebrace 将中医和蓝调音乐相结合，创作了一系列诙谐幽默，又便于记忆中医知识的蓝调音乐。笔者在美国访问时，学校和诊所的张贴栏上随处可见中医的相关漫画，这应可缓解患者或者新生对陌生医疗的文化休克，在国内罕见。在西班牙，有一所中医学校将汉字“天”和风水等传统理念作为设计其校舍的灵感来源（见图 3）。

图 3　西班牙中医学校的“天”

[1]　Bossy J. “Acupuncture in France”，Acupuncture in Medicine, vol.5, no1, 1988, 6-8.

三、中医创新的相关历史人物

上文提到的诸多创新，与具体的人物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以我们博物馆陈列或研究过的重要人物举例说明：

（一）苏烈（Soulie de Morant 1878-1955）

苏烈（Soulie de Morant）法国人，清末法国驻云南副领事，在中国习得针灸，后在法国进行临床实验，他并没有对针灸典籍进行大段翻译，而是根据法国医院的研究记录整理了《针灸法》并制作了金铜和银锌合金的针灸器具。是“欧洲针灸之父”也是“中西医结合”第一人，1950年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见图4）。

图 4　苏烈（中）在云南府的戎装照，时任云贵总督的锡良（左下）

[1]　贺霆：《中医西传的源头——法国针灸之父苏里耶》，《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 年第2期，第 81-83 页。

（二）费利克思·曼恩（Felix Mann 1931-2014）

费利克思·曼恩（Felix Mann）生于德国犹太家庭，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全科医生，创立医学针灸在法国接触针灸（见图 5）。他发现有大量似是而非的穴位存在，很多时候一针见效，并不需要复杂的理论。

一次他意识到，见效快是因神经系统，没有其他。他通过实验发明了“科学针灸”，只教给医学生，一周就可掌握。他把经络和穴位不存在的研究结果在针灸会议上首次公开时，全场哗然，西方古典中医人非常愤怒，想把他哄下台，他很自信是因为他既可以拿出科学证据，又懂得传统的理论方法（内部资料）。

图 5　费利克思·曼恩 Felix Mann

（三）华士礼（J. R. Worsley 1923-2003）

华士礼（J. R. Worsley）生于英国考文垂，二战结束后在法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拜师学习针灸，形成了五行针灸的治疗体系，善于心理分析和使用五输穴和背俞穴等进行治疗（见图 6）。在英国创办最早的针灸学校，传统针灸学院（Th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Acupuncture），后又在美国迈阿密开办古典针灸华士礼学院（Worsley Institute of Classical Acupuncture），在欧美颇具影响。他的弟子 Nora 等近年来又将五行针灸推广到中国。

图 6　华士礼 J.R.Worsley

（四）爱可满（Peter Eckman）

爱可满（Peter Eckman）生于美国，博士毕业于纽约大学的神经生理专业，从事针灸师40余年（见图7），著有《沿着黄帝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the Yellow Emperor）。跟随韩国医师 Chae Lew 学习针灸后，到英国跟随 Worsley 学习五行针灸，后接触了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使其有机会将多门传统东方医学进行整合。诊断精益求精，用多种方法对疾病的不同层面进行揣摩，诊断准确性高，治疗效果显著。首创体质条件针灸（Constitutional and Conditional Acupuncture），其代表作为 2014 年出版《完美针灸师》（The Compleat Acupuncturist）。

图 7　爱可满 Peter Eckman 在诊室中

（五）汉默（Leon Hammer 1924- ）

汉默（Leon Hammer）生于美国犹太家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精神病学专业（见图 8），在英国随Van Buren 学习针灸几年后，回美国在纽约遇到了沈鹤峰医师，于是开始了长达 27 年的中医学习，沈医师不懂英文，汉默医师不懂粤语，他俩就是在长期跟诊中肢体语言交流。沈医师仅留下一本薄薄的中医手册和一些药方。而汉默医师却将跟诊的心得整理出了一个复杂的脉诊体系，国人称其为“飞龙脉法”，有多达 72 种脉象，开办了飞龙学院，著有《当代中医脉诊精华手册》《龙飞凤舞》等书籍，影响欧美。

图 8　汉默 Leon Hammer

四、思考

如何看待中医在西方的创新和创造？Rogers 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到：当一个观点、方法和物体被人认为“新的”，他就是一项创新/发明。创新的定义和他是否客观上新、是否第一次使用无关[1] 。这意味着：当一个西方人把从中国学到的中医知识带回国，就等于给母国带来了创新/发明。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复制”“粘贴”行为很少出现，真实的中医创新往往通过漫长和复杂的文化碰撞，在当地社会的实践中摸索形成的，以上的诸多例子说明了这些。适应和创新的潜力是中医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重要文化基因。

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中医的海外传播大部分是西方人在主动完成，创新也伴随产生，社会和话语体系也在此时构建，那时鲜见华人主动地为异民族教授中医知识。如今的“中医药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有计划性的发展战略，与以往中医传播不尽相同。传播（spread）分有计划性（transmission）和无计划性（diffusion），中医的海外传播早期更多是无计划的[2]。在1950-1970年间，大陆中医界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也几乎与外界“失联”，恰逢中医在欧洲创新的活跃时期，无数流派涌现。除了自身的创造，他们奔赴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获得中医营养，逐渐形成与我们有所区别的中医形态。

这些自发形成的中医创新力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许会成为我们传播的阻力，毕竟已有很大不同且有利益需被维护[3]。贴有 TCM 标识的主动传播有许多成功案例，也遇过诸多问题，若一味地认为好的传播就是跟我们保持一致，只允许传承而否定创新，势必引发文化冲突，效果适得其反。“中医西创”应当看做中医在西方传播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我们也相信，中医在除欧美以外的各国若能成功传播，将存在创新性适应，懂得对它们的尊重与宽容，才是当前中医外交应有的“大国心态”。

[1]　Rogers EM,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866-879.

[2]　Rogers EM,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866-879.

[3]　文树德：《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英文）》，《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215-2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