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从事了一生的历史研究，却深以为发现历史真相的不易，“有些事情的内幕是无从知道的”。这与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看法一致。许多真实情况都湮没在了传闻之中，或者早已没有了线索，将它们弄清楚有时极为困难，甚至无法做到。不过，有时新的材料会“浮出水面”也未可知，所以研究者不必完全失去兴趣。今天就以雅典瘟疫的研究为例，和读者诸君略谈几句。

雅典瘟疫的症状和特点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被详细记载下来的瘟疫是公元前430年夏季爆发的雅典瘟疫，为后人留下记录的人是修昔底德。首先，他对此次瘟疫的症状有具体的描述：

当他们（指患者）还健康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病倒了。首先，头部出现严重的高烧，眼睛发红、灼热；在体内，喉咙和舌头立即变得血红，并且发出奇怪而难闻的气味。之后，患者打喷嚏，嗓子变得沙哑。没多久，疼痛转入胸部，同时出现剧烈的咳嗽。当它转入胃部时，会使人感到恶心，接着呕吐出全部的胆汁（医生们对其有专门的称呼），这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大多数人到了吐不出东西后还会干呕，并出现强烈的抽搐——有的不久后会减弱，有的则要持续很长时间。在身体表面，碰上去并非特别热，也不显得苍白，而是淡红或乌青色的，伴有小脓疱和疮口在溃烂。但在体内，强烈的灼热感使患者对很薄的衣服和细布都难以忍受，不得不保持着裸体，而跳入冷水中能让他们感到最大的舒爽。许多人甚至在无人注意时跳入了井里；他们处于无休止的口渴状态之中，以致喝很多的水也和只喝了一点感觉一样。在整个过程中人都饱受难以休息和失眠之苦。当病情发展到剧烈的时候，患者的身体并未衰弱，而是出乎意料地承受着痛苦，以致大多数人会在第九或第七天时死于这种内热——他们这时仍还有一些体力。如果他们逃过这一劫，那么病情还会向下转移到腹部，出现严重的溃疡，伴随着水泻，之后许多人会死于由此而导致的虚弱。病痛就这样首先从头部开始，自上而下发展到全身。

其次，这种疾病的致死率相当高。雅典当时大约三分之一的重装步兵和骑兵死亡，其余人口的死亡比例缺乏统计，但很可能也近似。大批人口就“像羊群般地死去”。而且，当时没有技术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医术和其余的手段（到神庙祈援、占卜等）都没有用处。患者只能硬扛。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过此病。他幸存后说，人一旦染上此病，无论体格强弱，都很难抵御。这导致人们的绝望。与此同时，患者即使幸存下来，还可能有后遗症：

如果有谁经受了最严重的症状却幸存下来，那么他的四肢上也会留下疾病侵袭过的痕迹。疾病会侵袭到阴部、手指和脚趾，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失去了这些器官，有的还会失明。还有些人当他们一旦康复时会完全失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也无法辨认亲友了。

雅典大瘟疫，由Michiel Sweerts所绘，约在1652-1654

这更加重了此病的恐怖。而得过此病康复后的人所受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会陷入短暂的歇斯底里状态——“他们在一阵狂喜之后会幻想自己再也不会死于其余的疾病了”。

再次，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极强。据说，它出自埃塞俄比亚，随后蔓延到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帝国的许多地区。再之后，它很可能是经由海上的船只传到了庇雷埃夫斯，不久又降临到了雅典城内。它还传播到了其余人口稠密的地区，但雅典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当时正逢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为了作战而将阿提卡乡间的居民迁入了雅典城内，拥挤的居住条件加速了瘟疫的肆虐。人们在给别人提供医疗帮助时很容易被传染上，特别是医生，“他们由于最多地接触到它而死亡比例最高”。修昔底德还观察到这种疾病不仅人传人，而且对动物也有危害。以腐肉为食的鸟兽，食用还未埋葬的人类尸体后亦会死亡。

最后，这场瘟疫的持续时间长，而且疫情还有反复。据修昔底德记载，瘟疫在公元前430年夏季爆发，持续了整整两年，此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公元前427/426年冬季它又在雅典复发，持续了至少一年。修昔底德感叹：“没有什么比瘟疫更能给雅典人带来损失和伤害了。”

修昔底德

关于雅典瘟疫的医学讨论

据郝勒德和普尔研究，天花是此前的研究者们最常提出的看法，因为它符合高度传染性和发热性的特征。例如，1969年，美国古典学者罗伯特•利特曼（Robert J. Littman）和医学研究者M. L.利特曼（M. L. Littman）倾向于认为，天花最接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瘟疫症状。不过，对于幸存者，修昔底德丝毫没有提及得天花后极易留下的麻子（痘痕），而是说四肢会留下痕迹（坏疽）。而且，人体是天花的惟一宿主，只会人传人。但修昔底德却提到，除了食腐肉的鸟兽，家养的狗也可能被传染。这些都与天花不符。此外，天花也不会带来失忆。

早在19世纪前期，就有法国学者奥扎南（J. A. F. Ozanam）在他的《流行病的医学史》中提出雅典瘟疫是鼠疫的看法。20世纪又陆续有一些学者持此看法。他们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修昔底德提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传播。但修昔底德与真正记录鼠疫症状的作家普罗柯比（公元6世纪）、薄伽丘（公元14世纪）不同，他未提及鼠疫最明显的特征：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而且也没有提到老鼠和跳蚤。事实上，他描述的情况与鼠疫症状、传播途径都不相符。

1857年，英国皇家医师学会的查尔斯•科利尔（Charles Collier）提出雅典瘟疫是猩红热。但猩红热所引起的皮肤变化（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与修昔底德描述的患者皮肤情况（“淡红或乌青色的，伴有小脓疱和疮口在溃烂”）不一样，其余症状也很不同。

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细菌学专家什鲁斯伯里（J. F. D. Shrewsbury）和剑桥三一学院的古典学者佩奇（D. L. Page）先后提出麻疹有可能导致了雅典瘟疫。麻疹与猩红热类似，在现代世界的致死率一般较低，而且易感人群都是儿童，看似不太可能会与导致大量成年男性人口死亡的雅典瘟疫有关。但佩奇认为，麻疹病毒在古代流行时可能远为强烈和致命，后来才逐渐弱化。不过，这不足以成为“雅典瘟疫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证据。正如郝勒德和普尔所指出的，若是从“病毒越传播越弱化”角度推测，雅典瘟疫为何不会是水痘或风疹呢？

在20世纪的初期和中期，英国医学家克劳福德（Raymond Crawfurd）和麦克阿瑟（William MacArthur）等人都认为雅典瘟疫是斑疹伤寒。麦克阿瑟认定，雅典瘟疫事实上就是虱传斑疹伤寒（louse-borne typhus），并指出在欧洲历史上斑疹伤寒在战争中时常发生。格拉斯哥大学的古典学家、著名的修昔底德评注者高默（A. W. Gomme）也倾向于这一点。因此，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古典学者们中就颇有影响。但当时到底是“人-虱-人传播”的流行性斑疹伤寒还是“鼠-虱-人传播”的地方性斑疹伤寒，则无法确认。而且，如何解释别的鸟兽也被传染呢？

19世纪中期，英国重要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则认为，雅典瘟疫是伤寒。斑疹伤寒（typhus fever）是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引起的，而伤寒（typhoid fever）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两者病原体不同，但都有持续发热、腹泻、出疹等症状，也都较符合修昔底德的描述。郝勒德和普尔认为，考虑到斑疹伤寒与伤寒在19世纪初才被区分开来，格罗特当时没有分清也不足为奇。而伤寒可能通过受污染的公共饮用水传播。鉴于当时雅典的供水来自多个不同的泉水水源，同时被污染的概率不大，因此他们对伤寒存疑。

郝勒德和普尔认为，还有一种可能——两种或以上传染病同时爆发导致了雅典瘟疫。但是，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疾病组合能满足修昔底德的描述。很关键的一点在于：“若雅典瘟疫是天花、斑疹伤寒和严重的麻疹的混合物，患者从其中一种疾病中康复，并不会对其他疾病就有防护力。”修昔底德所说的愈后牢固的免疫力也无从谈起了。

此后，他们又相继否定了艾比（C. H. Eby）和埃夫琴（H. D. Evjen）所提出的由驴、马等传染给人的鼻疽病（该病在马中易传染，但不可能导致雅典当时这么大规模人传人的瘟疫），以及威利（J. A. H. Wylie）和斯塔布斯（H.W. Stubbs）建议的另两种由动物传人的疾病：钩端螺旋体病（该病通常有黄疸，但修昔底德对此丝毫未提及）与土拉菌血症（通常是野兔被感染后传染给人或别的动物，但很少人传人）。

总之，运用现代医学来分析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瘟疫，可以确认这是一种强烈的传染病，有明显的发热、呕吐、腹泻和出疹症状，而且除了在人与人之间，还很可能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致死率高。基本上可以排除鼠疫、猩红热、天花等，伤寒、斑疹伤寒和麻疹则都有可能性，但仍有很多疑点无法确认。因此，郝勒德和普尔倾向于认为，这种古代的疾病现在可能“已经绝迹”，或者“经过24个世纪后它的临床表现变化巨大，已无法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将它的现代遗传变种确认出来”。

考古发现、DNA检测和还原女孩“米尔提斯”

1994—1995年，当雅典人在修建新的地铁时，碰巧在古代的墓葬区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挖掘出一批埋葬混乱的古代尸骸，有约150具之多，而他们的死亡时间正是公元前430年至前426年的瘟疫时期。这批尸骸提供了足够的骨头和牙齿，尤其是牙髓，来做DNA检测。研究者们终于可以通过科学实证手段来尝试查明雅典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了。

凯拉米克斯的墓坑

米尔提斯的复原像

若在还原米尔提斯的面容之后，进而还原雅典当时的历史现场，更会让后世之人感到一种警示。雅典虽然是当时希腊世界内人口最多的城邦，但瘟疫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包括伯里克利和他的部分家人都在此次瘟疫中丧生。伴随人口和经济损失的还有城邦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瘟疫之后，雅典的人口结构发生较大改变。善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激进派“民众领袖”（demagogue）克里昂等人崛起，稳健的温和民主派渐渐失去支持，这对雅典的战事和内政外交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可以说，这场瘟疫不仅对雅典的国运，而且对整个希腊的历史走向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医及国家乎？”修昔底德对雅典盛衰的历史书写或许也有此心吧。而随着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造成米尔提斯和众多雅典人悲剧性结局的原因似乎已被发现，希望人类能汲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并具备新的智慧，尽量减少瘟疫所带来的灾祸。

参考文献

1.D. L. Page,“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3, no. 3/4 (1953), pp. 97-119.

2.P. Salway and W. Dell, “Plague at Athens,” 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 2, no. 2 (1955), pp. 62-77.

3.A. J. Holladay and J. C. F. Poole, “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29, no. 2 (1979), pp. 282-300.

4.Manolis J. Papagrigorakis, Christos Yapijakis, Philippos N. Synodinos, and Effie Baziotopoulou-Valavani, “DNA Examination of Ancient Dental Pulp Incriminates Typhoid Fever as a Probable Cause of the Plague of Ath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vol. 10 (2006), pp. 206-214.

5.https://www.namuseum.gr/en/periodic_exhibition/myrtis-prosopo-me-prosopo-me-to-parelthon/

6.白春晓：《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2—35页。

附：《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是(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所著的书籍，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6年5月出版。

本书涉及的神话和历史似乎是两个几乎不相容的计划的产物，修昔底德本来计划以日志的形式写作一本有关军事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实际上人们通常也没将它看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逐渐抛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计划，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轮廓。然后，这种轮廓由于受到旧模式固定套路的干扰，因此是不连贯的；就像一连串突出于海面的火山岛，无论从角度还是从距离来说，只能进入鸟类的眼中，却不能进入巡航水手的视线，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沉没的山峰并无不同。

修昔底德(约前471-约前400)，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同年冬，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凡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流传至今的按编年体记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用30余年的时间编写的一部未完成之作，记述的事件止于公元前411年。全书共8卷。修昔底德善于借书中历史人物之口，用自己审时度势撰写的演说辞阐述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