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是具有强烈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疾病, 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面对的重大疾病威胁之一。古文献通常称“疫病流行”为“疫”“大疫”“疫疠”等。疫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屡屡给人类造成惨痛的灾难，因此，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就对疫病的认知逐步深入，并积极探索出一系列的救治方法手段，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人类族群的安全健康。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东方神州，中华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对疫病有所认知，并进行积极的防疫实践，对后世瘟疫防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先秦瘟疫概说

伴随着农耕生产方式的诞生，人类的食物来源逐步实现了由单纯的采集狩猎向农业采集狩猎混合模式转变，与生产方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了以聚落为基本单位的聚集性生活。在史前时期，人类自身产生的细菌、与人类长期共居的动物身上的病毒、食用携带病毒的猎物等治病因素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体产生传染性疾病，聚集性生活的特点又为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不同聚落间的交流交往则进一步加速了传染性疾病在更为广阔区域内的扩散传播，因此，进入农业定居时代的人们相对于狩猎和采集时期的人群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引发传染性疾病。“人传人的‘文明’型的传染病确立的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年。而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不同的疫病就在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中确立下来了。”[1]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华大地开始出现农耕生产模式，在历经约5000年的发展壮大后，农耕文明日益成熟，距今5000年前的中国区域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聚落，在众多的考古聚落中，也留下了“瘟疫与人”的历史记忆。学界普遍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的最终废弃与史前瘟疫有着深刻的因果关联。考古发掘表明，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在遗址形态、遗址性质和耕作方式上带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庙子沟遗址使用的时间可能略长。哈民忙哈是迄今在科尔沁沙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遗址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数座房址遗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尤为引人瞩目。哈民忙哈遗址的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在废弃的房屋遗址中至少存在181个人体标本，存在火烧痕迹。这些尸骨的死亡年龄集中在壮年，埋葬的方式与哈民忙哈时期典型的单人仰身叠肢葬俗有明显不同，尸骨堆放集中且凌乱。在出土人骨的F40在18.5平方米的室内层层堆弃了至少97例人体个体骨骼，越到门口人骨堆积越密集，结合大量人骨堆弃叠压、姿态凌乱等现状，推测该房屋内出土的人骨应属非正常死亡，但是人骨并没有砍砸等暴力致死的痕迹，因而排除了战争等人为因素。考古学界相关专家分析认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使得科尔沁草原退化，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老鼠等有害物种逐渐泛滥，迫于食物需求的压力，人们开始食用老鼠，鼠疫实现了向人的传播，高致命性鼠疫的流行使得大量人口死亡，人们无法按照正常的丧葬习俗埋葬死者，只能集中堆放于房间内，随着死亡人口的急剧增加，门口堆放了更多的死亡个体，造成房屋门口的人骨较室内更多。当人们意识到瘟疫已经使他们无法再在原有的地域生存的时候，他们纷纷逃离家园，遗址被最终废弃。[2]庙子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信息也提示出当瘟疫来临时人们不得不在仓皇之间选择逃离家园[3]。

进入夏商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疾病包括瘟疫的认识逐步加强，与疫病的综合斗争能力逐渐提高。在商代出土的甲骨中，与医学有关卜辞众多，甲骨文中已经有“疫”字，卜辞中有贞问疫病是否蔓延，王室是否染上传染病，卜问疫病是否能够治愈等。甲骨文中记载了几种疫病，如“疠病”“祸风”“蛊胀”等。甲骨文中还记载了“疾年”，即指发生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流行病，这是对古代疾疫流行的最早记录。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文卜辞中所出现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科门进行了归纳：“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 传染等十六种, 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4]，其中的传染科就是针对疫病的专门医学学科。自商代开始, 文献中关于疾病的记载逐渐增多，与之相应的治疗方法也逐渐增多，大量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的积累，开中华传统医学之滥觞。在《诗》《尚书》《周易》等书中，对热病、浮肿等疾疫已有记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南山经》有“佩之无瘕疾”“食者不蛊”“食之不疥”等记载，这里的“瘕”“蛊”“疥”都属于传染病。《山海经》多次谈到某种动植物可以治“瘿”“疠”等传染性疾病，“食之已疠”。周武王灭商以后，承袭商代的医疗体系治理模式，《逸周书·大聚解》：“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加剧了人口的死亡和流行疾病的发生。《公羊传·庄公二十年》记载 “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四处征伐的秦国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疫病，“秦献公十六年（前369年），‘民大疫’，灾区不详，估计发生在秦国中心地区的关中。前243年、前242年，秦王政四年和五年，秦国地区又连续二次发生大疫”[5]。面对瘟疫的威胁，人们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中华医学也在此时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

二、先秦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识

1．史前时期

在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时期，由于人口稀少和生产方式的原始，微型的原始族群公社组织相互之间交往极少，缺乏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必要条件，这个时期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也相对很少。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定居生活为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暴发创造了必要条件。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当疫病发生时，人们多选择在短时间内逃离疫区，于是留下了诸如哈民忙哈遗址、庙子沟遗址等与瘟疫有密切关联的史前人类遗址。随着生产的进步，中华先民有意识地尝试运用自然界的固有资源来解除病痛。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先民有意识辨识草药，掌握医药知识，有效地保护自身健康的集体记忆。进入五帝时期，部族首领也积极预防疾疫，对整个社会实施人文关怀。相传黄帝为了有针对性的教民治病和防疫，“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帝王世纪》），研究医道，后世把他们探讨的问题汇编成《黄帝内经》[6]。《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华先民在辨识草药的基础上对包括疫病在内的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法手段得到提高，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同疾病和灾疫作斗争的能力。

2．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制度由建立，到发展、繁荣再走向崩溃的时期，该时段为古代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全方位的根基，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考古文物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先民一方面认为疾疫的发生和神灵有密切的关系，在疾疫面前施行巫术，祈求鬼神保佑，甲骨文中记载着相当多的“祰病”“御病”“禆病”等，都是祭祀鬼神以求禳病的活动；另一方面，人们对疫病的症状和病因有了初步的认识，积累了一些抗疫和防疫的经验和措施。西周人们在观察天象、节气、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季节更换、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疾病、灾疫的关系。《周礼·天官》云：“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瘧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在现代医学看来，古人这种对季节性常发流行性病的总结性认知具有相当的科学水平，对于避免和预防时令性传染病是很有意义的。在夏商西周时期，对传染性疾病和流行性灾疫的病原地已经或多或少的有所意识，并不完全将疫病都归结为神灵的作祟降灾。

3．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朴素的辩证思维的影响下，一些思想深邃的医学家通过考察人体和客观环境的相互关系，深化了对疫病病因、病源的认识。《黄帝内经》认为，人的肌体与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疾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体不能适应自然变化，人体之“虚”和自然之“邪”（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形成“虚邪”之风就会致病。气候反常不仅会致病，还会导致疫病流行。与《周礼·天官》一样，《吕氏春秋》也谈到不同的季节反常的气候会导致不同疫病流行。在对发生传染性疾病和流行性灾疫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先秦时期的人们提高了防疫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先秦时期的抗疫措施

先秦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史书关于灾疫发生的情况缺乏详细的记载，发生灾疫的准确次数我们不好妄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人们对灾疫的认识水平低，抵御灾疫的能力有限，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频仍，容易诱发各种灾疫。在这个时期灾疫的频发和先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前面提到，到春秋战国时，仅《内经》《难经》和《周礼》等医书、史书上已记载的传染病和流行性灾疫就有十多种，说明这些疫病和灾疫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很有可能多次重复出现，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在灾疫面前，先秦时期的人们拜巫求神、以傩驱鬼等传统巫术抗疫形式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整个社会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区别于巫术之外较为行之有效的科学抗疫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挥中医药在防疫抗疫中的独特作用。我国中医药事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中医药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传家宝，在防疫抗疫上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史前时期，先民们就开始尝试以草药治病疗疾，神农尝百草就是这种史前历史的集体记忆。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在国家层面更是建立起了从上到下的医疗行政组织和专业队伍。据《周礼》记载，周代中央王朝和许多诸侯国用行政力量来组织防疫工作。《周礼》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这样的专业队伍有的还延伸到基层，《逸周书·大聚解》云：“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甚至有些较为开明的统治者在灾疫到来时也到基层抚恤民众，领导抗疫。楚国子西曾言，吴王阖闾刚即位时“天有灾疠”，于是阖闾“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

二是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国语·楚语》记载，子西陈述防止“旧怨灭宗”的利害时就借用了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做法，他说：“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为之关籥蕃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子西认为，要防止“旧怨灭宗”的悲剧发生就要像对付传染性疾病那样，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尽早隔离、尽早治疗，而不能将其召唤到自己身边，使自己生命危在旦夕。而《周易·兑卦》九四爻辞则明确提出“介疾有喜”的思想，“介”即“隔离”，“疾”应特指具有传染性质的疾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病人尽早实施隔离，这样的做法可称为“喜”。《遁卦》其三爻辞说：“系遁，有疾疠”。“遁”，逃去、离开的意思。此卦告诉人们，不要接近或接触病人特别是传染病患者，对他们要保持安全距离。《论语·雍也》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这则论语讲得是伯牛得了传染病，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内，孔子来探望时隔窗伸手握了他的手，连连哀叹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认为像伯牛道德高尚的人怎么会得这种传染性疾病呢？《仪礼》提出“疾病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的做法，即使在生产力并不是特别发达的先秦时期，人们也特别强调对传染病人使用过的衣服要及时撤换，并给他们穿上新的衣服，及时处理被病毒污染的衣物是为了防止其传染他人。

三是树立常备不懈的御灾思想。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每个人的命运都处在变乱之中，适应变幻不定局势的需要，《周易》《管子》等书籍都极力宣扬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并为社会广泛接受。成书于战国期间的《素问》也明确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半而铸锥，不亦晚乎？”提倡未病先防，未疫先防，这充分体现了先民的防疫智慧。在先秦时期，民间也积累了多种样式的防疫手段，如插艾草、带香囊等。世传尧帝的母亲庆都本是神农的后人，颇通医道，她生活在河北望都九龙河畔，一次疫病流行，致使十室九空，尧母庆都尽其所能熬制汤药救人，于是“灾疫全消”，当地民众感恩尧母，世代传颂其仁德，尧母熬药驱疫至今在当地广为流传。为了防止疫病复发，尧母又号召人们熏燃一些中草药来驱疫避毒。至今望都一带民间每逢除夕、元旦、端午、重阳等节日，仍然熏燃香料、佩戴香囊、广插艾草、驱虫避疫，这些民俗事象都是积极防御传染性疾病文化记忆的民间呈现。

四是对有害类动物的防范。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很重视消灭有害昆虫和动物，以达到除害灭病的目的。《诗经·七月》有“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的诗句，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老鼠的危害，并采用定期抹墙、堵洞、烟熏等方法灭鼠，保证室内卫生。在神话记忆中庶氏专门掌管除蛊虫，翦氏专门掌管清除蠹物，壶涿氏专门负责除水虫，蝈氏专门负责除灶蝇，古人认为“凡为除之法皆具，毒蛊蠹物黾水虫皆可除而去”。虽为神话传说，但也反映出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有效的办法灭虫除害、清除传染源、切断传染媒介可以有效防止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人类在实现从猿到人转变的初始阶段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作为食物的动植物资源大都经过了长期的驯化才进入人类食谱的，如果冒然食用没有经过驯化的野味，则可能会产生疾疫，对此先秦时期的人们也有一定的认知。相传，楚庄王好食野味，为了得到野味，甚至不理朝政整天游猎。夫人樊姬劝他不要食用野味，身为一国之主当以社稷为重，千钧之体何必冒中毒损命之险，楚庄王幡然醒悟，坚拒野味，并由此罢田猎，专心治理国政，留下了一段佳话。

除以上主要防疫治疫的手段措施外，先秦时期的先民在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个人养生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疫病的侵袭。甲骨文中有“沫”字，像人散发洗面。孔子十分注重饮食健康，“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为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先秦时期已经拥有大型青铜器冰鉴（古代的冰箱）用于食物保鲜。在先秦城市考古中发现的陶水管道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先进的城市给排水措施，“其田及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饮伤人”。在城市管理中,周代时已经确定专门人员“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确保城市卫生。同时，人们也十分注重个人养生，《素问》提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思想，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循天之理”“虚无恬淡”，有益于提升自身身体素质，抵御疾病。

结语

先秦时期是我国文明生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农耕文明的产生，人们的生产生活相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瘟疫也在先民中时有发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瘟疫与人的变奏在先秦时期已经悄然奏响。勤劳、勇敢、睿智的中华先民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对于疫病的认知能力逐渐加强，相应的防治手段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相对较为系统和完善的防治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在文明生发的原始阶段仍然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巫觋兼具“巫者”和“医者”的双重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与疫”的关系。不过随着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先秦时期朴素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人们开始逐步寻求摆脱对“巫”的依赖，而与之相应的对于“医”的推崇则逐步加强，出现了医和、医缓、扁鹊等名医。随着中华先民医疗经验的长期积累，《黄帝内经》等系统性医学专著最终问世，为后世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先民的医疗保健、抗疫防疫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起到了重要的医疗保障作用。中华先民在先秦时期形成的较为系统规范的防疫思想已经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化作基因、浸入灵魂，成为大家生产生活中的卫生自觉，成为中华儿女自强自信的重要文化根基。

注释

[1]（美）威廉 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年，第39页。

[2]朱永刚、吉平：《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朱泓：《哈民忙哈遗址F40史前人类死因的考古学证据》，http://arch.cssn.cn/kgx/ycsf/202003/t20200317_5102055.shtml。

[3]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有关问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4]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5]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第17页。

[6]《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虽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黄帝内经》是多个年代不断汇编、积累之后的结果，最终成书于西汉初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