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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洪钧:《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说(二)

已有 3375 次阅读 2020-9-21 15:42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内经时代, 阴阳五行说 |文章来源:转载

7. 五行相生说的完成

首先,本节还是把儒家五行相生说讲清为好。文献中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系统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的作者是否董氏有怀疑(见总目卷三十)。查其思想体系确与董氏无异。近代学者怀疑者已不多。

董仲舒略早于司马迁,是景武时代人。他的儒学有什么特点呢?《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史记•儒林列传》亦略同此说,不再举。《汉书•五行志》就是董仲舒、刘向、刘歆 及其它五家的阴阳五行历史观异同书。本节不谈其异同。以上引文明确指出,董仲舒首先用阴阳(实即阴阳五行)说统帅儒学,是值得重视的。

今本《春秋繁露》共82篇(又一个81?篇)。总篇幅中,言阴阳五行者约占一半。列有关篇目如下:

五行对第38  五行之义第42 

阴阳尊卑第43 王道通三第44 

天辨在人第46 阴阳位第47 

阴阳终始第48 阴阳义第49 

阴阳出入第50 天道无二第51

暖燠孰多第52 基义第53 

同类相动第57 五行相生第58

五行相胜第59 五行逆顺第60

治水五行第61 治乱五行第62

五行变救第63 五行五子第64

天地之行第78 如天之为第80

天地阴阳第81

董氏论五行多以相生为说。如五行相生第58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董氏的五行生克图已和今所知者无异,唯不谈乘侮。

五行对第38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五行之义第42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之次序也。木生火,火生土……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上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子。故五行四时者,上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

试看上文所说与《内经》何处不相符。特别是“木居左”应是肝居左的根据。既说“土不可名时”,又说“土为季夏”,二者虽相矛盾,《内经》亦有此说。

董仲舒又提出了相合说,见基义第53:“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此皆其和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说这是《内经》脏腑相合的根据应不为勉强。

读者若无机会看《春秋繁露》,知道董氏以阴阳五行说为宗对儒家理论进行解释就够了。

是否可以怀疑,董氏完全借用了阴阳家现成的理论呢?我看不会,只能说他继承了阴阳家学说,这种学说在他手里被最后完成了。就今所见文献而言,《淮南子》中亦有五行相生说,一般认为其说较董氏为晚。董氏确是很聪明而肯下苦功的。《史记》说他“三年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他的家乡本邻齐地,又进过汉初最好古求遗书的河间献王的图书馆,继承稷下阴阳家很方便。武帝时,他一坐官就“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史记•儒林列传》)完全是当时最有造诣的阴阳五行专家。

再看《汉书•董仲舒传》对册(策)语:“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汉武帝请他提意见,也是久闻他“明于阴阳”“天人相应”之道。“天人相应”自天命论演变而来,也在董氏手里集大成并与阴阳五行合流。

在“天人相应”思想指导下,董氏进一步发挥,以国家比附人体。见“通身国第22”:

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个人成分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谦卑自身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这种以心为君主,主明则下安的基本思想应该是《素8》的兰本。《灵兰秘典论》在《内经》中看来别具一格,其直接渊源仍是董仲舒的思想。所谓“相傅之官”其官制虽始自战国,而各国名称不一。汉代方定型,故是汉代官制。中正、州都之官始自曹魏,可知《素8》不会定型于汉末之前。

董氏之论亦非全是首创,唯前人说法不如他系统。《荀子•解蔽》有:“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身体也。”这都是战国末的说法。

两汉最有学问的人,依应世先后为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父子、班固和郑玄。至少他们对两汉学术思想影响最大。司马迁和董氏已提到。刘向父子是西汉后半期人,处过渡时期,问题甚多。本书不可能详述两汉思想史,故把刘氏父子略过。至班固时代,今文经学定型。以下再就《白虎通》看看《内经》与汉代儒学的关系。主要就阴阳、五行、脏腑等说比较。

五祀:“祭五祀所以岁一遍何?顺五行也。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万物始触户而出也。夏祭灶者火之藏自固也。秋亦万物成熟,内备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万物伏藏。六月祭中溜,中溜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礼乐:“乐象阳,礼法阴也。”“乐者阳也,故以阴数,法八风,六律、四时也。八风六律者,天气也,助天地成万物者也。”“宫商角徵羽,土为宫、金为商、木为角、火为徵、水谓羽。”

五行:“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下文几乎全同于《内经》的五行归类,文甚长,不录)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火焦金,金生水,水灭火,报其理。火生土,土则害水莫能而御。”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为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

“火阳君之象也,水阴臣之义也。臣所以胜其君何?此谓无道之君也。……曰五行各自有阴阳。”

“木生火,所以还烧其母何?曰金胜木,火欲为木害金,金者坚强难消,故以逊体,助火烧金。此自欲成子之义。”

“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为一时。”

“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

“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义。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

“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故木王即谓之春,金王即谓之秋。土尊不任职,君不居部,故时有四也。”

“人有五脏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

八风:(略)

情性:“人有五脏,五脏者何?谓肝心肺肾脾也。”“《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鼻者肺之使……耳者心之候……阴者肾之泻……口者脾之门户……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肾之候。或曰肝系于目,肺系于鼻,心系口,脾系于舌,肾系于耳。”

“六府者何谓也?谓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也。府者为藏宫府也。……胃者脾之府也……膀胱者肾之府也……故先决难也。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故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胆断也。……小肠大肠心肺府也。肠为心肺主,心为皮体主,故为两府也。”

日月:“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嫁娶:“阳数七,阴数八。男八岁毁齿,女七岁毁齿。”

读以上引文,不是有些象读《内经》或听人讲《内经》吗!它处不说,单是“耳者心之候”,尚见于《素4》,时人或有不知,更多不解。原来出自纬书,东汉本有此说,不必强解。

《白虎通》中的阴阳五行说真是炉火纯青了。提了那么多尖锐的问题,居然都能讲得通。实在是那时最科学的理论。此书是公元79年为统一今文经学,集中儒士讨论明定的官方政治思想提要提其中受阴阳五行统帅者近半。直接涉及医理者虽少,亦可看出其时五行与五脏的配属关系已固定。五脏六腑说也与今本《内经》很接近。这一部分术语和概念可能又反过来参考了当时的医书。

至此,儒家的相生说大体说清了。但五行是怎样和五脏发生关系的呢?级需从儒家书中去找。

8. 五行配五脏的由来

阴阳五行说混一之后,先是象邹衍那样鼓吹“五德终始”,为改朝换代服务。一经汉室统治稳固,这种学说就得再改进。于是,它组织得更加严密,网罗许多内容,意图指导一切政令。结果出现了所谓“月令”——各季各月政府应干什么大事,发布什么政令。

月令”是有一个完善过程的。现存最复杂的“月令”在《礼记》中。从医家观点看,《礼记》中五行和五脏搭配的关系与《内经》不同。它是:木配春配脾,火配夏配肺,土配季配心,金配秋配肝,水配冬配肾。只有肾属水与《内经》同。这作何解呢?下面列一表先看“月令”发展情况,然后再略作分析考证。“月令”内容很繁琐,需先读一段原文,才知道下表的意思。《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天象)其日甲乙,其帝太皋,其神苟芒。(主神日干)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五行归类)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物候)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天子活动礼仪)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节气及五行)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尝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朝廷活动)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朝廷劝农)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气候阴阳变化)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求,善相丘陵、阪险、原湿,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督促农事)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 母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 。是月也,不可称兵,称兵必夭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戒杀)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飙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月令异常的结果)

五家月令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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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不难看出,《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三家非常接近。查对原文,则《礼记》更接近《吕氏春秋》,其间只有极少文字不同。《淮南子》文字较少。这说明,从秦开始,阴阳五行的“月令”迅速成熟了。这三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土德怎样配四时。《淮南子》直接把六月说成是土德,只体现了土主季夏。《吕氏春秋》中,六月照样是火德。但把中央附在其内,不通。《礼记》算是最后安排得较妥当。中央土在十二月之外单独说,不主月,也不主时,四时与五行怎样相配算是解决了。很显然,这种安排不会早于西汉。其意义在于把四时递变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一致起来,又突出了土的地位。此后,五行说才更有了生命力。有的专家认为“月令”己完全受五行相生说指导,不见得对。浅见以为,应是“月令”发展提供了总结相生说的基础。《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己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本节不对此作详细考证。

《夏小正》、《管子》两书中的“月令”内容显然较原始。然而,二者合一,便具备了《礼记》的基本要素。《夏小正》重在天象、物候,《管子》重在利用五行说。谁更早呢?应是《夏小正》更早。它是一种很简单的物候历,加上很粗略的天象资料。其中也不称春三月、孟春等。《管子》有春三月、夏三月等说法。五行说贯彻得那样彻底,正是齐人熟悉这种学说的佐证。其成书年代不必确考,从五行说发展史来看,不会早于战国末。近年出土的秦墓竹简,亦有“月令”内容。虽系残简,亦可知尚末超出《夏小正》水平,见《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文物出版社26页),不再引。本节欲重点探讨的不是“月令”发展史。“月令”的思想渊源是顺应四时,这是农业社会必有的思想。早期资料还较多,兹不再举。读者有兴趣,可参看清人鄂尔泰编《授时通考》和古历法史有关内容,然后与本文及上述文献相对勘便是捷径。直接读《礼记》会使青年朋友望而生厌。

本节想重点探讨的是,为什么五脏最早在“月令”中与五行有了关系。《夏小正》无用五脏祭的说法。《管子》只记有春三月用鱼祭。这是齐国沾渔盐之利的痕迹。而《礼记》等三家书中,五时祭先脏的说法却完全一致。古人和近人对此解释大伤脑筋。医界多回避这一点,因为“月令”表面上与《内经》矛盾,自己又搞不清。五时祭脏与五行的关系如下:

春、  木、  脾

夏、  火、  肺

季夏、 土、  心

秋、  金、  肝

冬、  水、  肾

总之,从《内经》眼光看,祭脏的顺序非按相生排列,亦非按相克排列。春夏秋祭所胜(克)脏,冬祭本行脏。秦汉学者们对此应是大费过心血的。本来把心和肾调换一下,就完全是祭所克脏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他注“肺”字时这样说:

说文原文:“肺、金藏也。”

注文:“按各本不完,当云火藏也,博士说以为金藏。下文脾下当云木藏也,博士说以为土藏。肝下当云金藏也,博士说以为木藏。乃与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说以为火藏一例。《玄应书》两引《说文》:‘肺,火藏也。’其所据当是完本。但未引一曰金藏耳。《五经异义》云:‘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许慎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郑驳之曰:‘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义。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注月令自用其说,从今尚书说。杨雄《太玄》:‘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肾,土藏心。’从古尚书说。高注吕览,于春先祭脾曰:‘春木胜土,先食所胜也。一说脾属木,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时则训》略同。皆兼从今古尚书说。《说文》虽兼用今古尚书说,而先古后今,与郑不同。”

段注中有几个人名、书名略说一下。《玄应书》是汉代的一种谶讳书。欧阳指传《尚书》今文学的汉人欧阳生。《五经异义》是《说文》作者讨论儒经的书,己逸。郑指东汉末大儒郑玄。杨雄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太玄》是他的一种著作。“高注吕览”是说东汉人高诱注《吕氏春秋》。《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人许慎。关于今古文《尚书》需略介绍一下今古文经学,附于本节后。

段氏注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

(1)汉代原有两种《尚书》,学者各遵师传,对五行配五藏有两种说法。现《礼记•月令》与古文《尚书》说相同,祭脏原是按相生顺序排的,而今《尚书》说与现《内经》配法同。

(2)东汉末的医家已完全按现《内经》的说法用五脏配五行。

(3)西汉的杨雄持古文《尚书》说。

(4)东汉末,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时不知哪家好,兼采之。

(5)许慎《说文解字》原本也是从古文《尚书》说的。今本有人改过。

然而,我们从《说文解字注》仍不能弄清的关键。

近代古文大师章太炎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以为:“就在二家(指今古文《尚书》说)之外,别为配拟,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展转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章太炎医论.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页)章氏显然认为五脏附五行由汉儒的经说来,但未予深考,甚或认为都没道理。

我们是否可以说《内经》完全同于今文,“月令”完全遵古文,所本不同,自然有异,来了结这个问题呢?不能。那样还有两点疑问。

(1)为什么不可以说今文《尚书》说是本于《内经》呢?

(2)“月令”为什么说“祭先脾”呢?有先应有后,后祭何脏呢?

如果说今文《尚书》说本于《内经》,则《内经》肯定在西汉或更早便成书且广为流传了,连经学家也很尊重它。此推论很难成立。

总之,若说早在“月令”之前,《尚书》学家解五脏配五行就有两套说法,经不起推敲。今本“月令”是汉代经学的最定本,早期“月令”也应有过两套说法。

关于祭脏的先后,最好还是在儒家经典,特别是《礼》一类书中去找根子。古礼最重祭祀,常常要用牲。原始人用牲也有些习惯。后来用牲的讲究日益复杂。

果然,《礼记》本身和《仪礼》中就有关于用牲时祭藏先后的一些记载。

《礼记 祭统二十五》:“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脾,周人贵肩……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

这段话不会全是由汉人瞎编的。我们己知道,殷周都以肢胛骨记卜辞,取胛时应有一定的习惯。祭祀用过的胛骨自然会更受重视。这里没说祭藏的话,但总是证明古人祭祀时对牲身各部是分别贵贱(先后?)的。

《礼记 明堂位第四十九》:“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这明显是汉人的追述,开始有五行味了,而且越说越浓,不再引。拙见以为其中很多是汉初儒生的附会,它与“月令”成书应大体同时。这时祭脏开始有规律并且受五行说统师。看看更早的祭脏说法,则完全没有五行味。

《仪礼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哜之,左执之,乃食。……宾长以肝从,尸左执角,右取肝,揣于盐,振祭哜之。……尸举肝,举奠,左执觯,再拜稽首,进受肝,复位,坐食肝。……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实于牲鼎,载心立舌缩俎。”

《仪礼》是公认可信的先秦古礼。文字颇难读。那繁琐的步骤规矩,大约只有孔夫子之流才能精通。以上引文尽量简化,大致能懂。“尸”是受祭对象的替身,“宾长”约是助祭者。这段文字中,依次出现了肺、肝、心、舌等内脏。那位“尸”确实是先受肺祭(尝尝好吃,就吃掉),后受肝祭(也吃掉),最后把心和舌剔净,切好,留在鼎里,大概是不吃掉,让它们到另一个世界去表达献祭人的心愿去了。

这一次祭祀过程中,“尸”要吃十几种东西,单只牲荤也还有鱼、软骨等,他要十来次告饱,才能饶过它。很可能要多次吃生的,所以“尸位素餐”不行。其它规定,如器物、祭品摆布,衣服色泽式样等均很繁琐,看不出受五行说指导。

《仪礼》较古老却没有五行气息,当时何以那么繁琐,自然也有些讲究。有古礼专家赐教,当感谢。从《仪礼》到《礼记》的变化,说明古祭礼至汉初(或稍早一些)开始阴阳五行化了。也可以证明由祭祀用牲认识内脏等,是原始解剖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尚书》古文说也好,今文说也好,都不过是在用五行说使祭脏规范化、理论化。古代许多祭祀与季节、时令有关,更有五行化的需要。今文经学自西汉初兴起,至东汉初一直受到官方保护。《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尚书》说相同,应是当时统治思想的表现,有关内容不会早于汉初。阴阳五行说不与内脏挂钩则不便说明医理。笔者由以上初考发现,这种学说竟然由祭脏五行化的儒家学说中来。

再加两句。《仪礼》有“左执爵取肝”,发展至《礼记》的“肝从左”即《内经》“肝居左”的根子。郑玄注《尚书》说肝在鬲上,也见于《内经》。后人勉强解释肝左脾右,均不得其要。再请记住,《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礼中来,这是本书的重要论点。欢迎读者就此批评。

9. 天人相应

读者多知道,董仲舒最先提出了“天人相应”这个命题。他“究天人之际,明天人之分”的结论与荀子大不同。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人副天数”。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当时的全部封建制度都说成上应于天。这不仅是附会,而且是反动,且不讲。就是讲人体及生理上应于天的祸端也始自董氏。《春秋繁露》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本,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为人者天第41)

人就是这样来的。在这点上《素 3》比董氏说进步一些。

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定矣。……一时之中有三长,天之节也。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亦有大小厚薄之变,人之气也。”(管制象天第24)

董氏的附会在《淮南子 天文训》中也可找到同调。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

《内经》更是后来居上。请看《素 5、 6、 9、25、77》、《灵11、12、41、71》等篇,均有成套的比附。

浅见以为,《内经》之整体观,以阴阳五行四时之整体自然观为积极代表。对上举“天人相应”的臆说只能历史地看。就当时而言,触着点宇宙全息论的边际,至少是思维比较活跃的表现之一。当今再教给学生,便很不妥当。

《内经》中有两句较难解的话:“天运当以日光明”(素 3)“地气者冒明”(素 2)。欲解此,亦需求之董仲舒。《春秋繁露》说: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离合根第18)

天积众精以自刚……天序日月星辰以自明。”上述天道论很难说以唯物倾向为主。

本节原想多举几例看看汉儒是怎样把儒经阴阳五行化的。惜乎内容太多。好在己引过近现代许多专家研究的结论,约己能说明汉代阴阳五行说之盛行。秦以前则大非如此。《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决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学会出现于战国。

最后提提《礼记 礼运》中讲的两句话。一是:“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的本质如此,医理能不从阴阳五行立论吗?再一句是:“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中医讲内伤七情,在《内经》中是没有根据的。《内经》只讲五情或六情。故七情说亦本于儒家,《内经》反而仅供参考。

附:今古文经学和《内经时代》

本节多次提到今古文的事。这是中国旧学中最复杂的问题。能讲通今古文发展史——经学史,可算全面了解中国的旧学了。笔者并未受过系统的经学训练,只是为研究《内经》时代,才翻翻经及少数今古文经学著述。当代医界同道和笔者情况差不多的人应占多数。不稍微知道点今古文之争,影响理解《内经时代》。

近现代讲历史的专著很多。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经学史演变”和“经学讲演录”。范先生的讲解最深入浅出,简括精辟。此处不宜多引原文,以免取舍有失。下面仅就《内经时代》的需要,照我自己的理解,写几句极粗浅的话。若是《内经》专家,必己读过许多专著,以下文字便无必要读。

(1)经和经学

1903年正式废科举、兴学校之前,上溯至春秋末孔丘时代,儒生们读的标准书都属于经和经学。自汉至清末,官办教育以及为考科举做官服务的民间教育,教的也都是经和经学。

经和经学都不断变化,经学变化更大。大体说来,唐以后,“经”没多大变化。它的变化以两汉最明显可考。汉以前,学经多口耳相传,变化本应更大,但很难说清。经学是解经的,其演变大体分四个阶段。孔子到秦为第一阶段;汉至唐为第二阶段;宋至明为第三阶段;清代为第四阶段。清末,经、经学、儒生都走到末路。此后的中国社会不再需要这一文化支柱,经和经学都变成史学资料。

什么叫经呢?严格说来就是孔子的经学。即他“删”“订”“修”“传”的古代文化记录。以眼下常见的书而言。按其可靠程度依次为:

《诗》——周初到春秋的一部分诗歌。

《春秋》——孔子以鲁史为主写的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的很简单的编年史。

《礼》——国家、家族制度和贵族起居饮食规律的记录。

《尚书》——史官们保存或追记的“圣贤”号令谋谟。

《周易•卦辞、爻辞》——卜官占吉凶的隐语。

上述五种经除最后一种是否孔子删定并用以教弟子还不能十分肯定外,其余都是有的。孔子也教音乐,按说应有《乐经》。但乐附于《诗》和《礼》,礼乐常变,《诗》渐渐不唱了,《乐经》未能单独传下来。

轮到孔门弟子手里,经即开始演变增益,轻重次序也有改变。比如,《周易》在汉之前是否居于六经之首,不能确证。内容方面,《礼》自孔子就认为可以损益,故增益最多,现在还能看到的就至少有《礼记》、《仪礼》、《周礼》三种。《尚书》原有“史”的意思,下接《春秋》,上记到尧,也可增补。后人很难增补删改的只有《诗》和《春秋》。

汉中期后,儒家独尊,主要秘诀是汉儒善于解释历史迎合统治者胃口。《春秋》原文既不便改,就在“传”上下功夫。渐次有《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等解《春秋》的书,它们几乎和《春秋》同样重要。另有《孝经》、《尔雅》等就与孔子没关系,是造经运动的产物。唐以前,《论语》(孔丘言行录)也曾被当做经,这与经的原意倒是不矛盾。唐代官方最后认可的经够了九种,即《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

经本身就难读,加上经学书更难学。古人能通一经即算可以了。西汉设十四经博士,就是各承师传教一经的。北宋以后,为使一般读书人由浅入深又方便科举考试,规定读《大学》(《礼记》中的一篇)、《中庸》(《礼记》中的一篇)、《论语》、《孟子》,即“四书”就行,并且均以朱熹的注解为准。

清代文化统治很厉害,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只读四书和宋儒的解释,开始对经进行考据。后来对汉儒的经说和汉代的经发生了怀疑,要闹清经的本来面目,结果把汉代的今古文经老帐翻出来了。

(2)汉代的今古文经和经学

秦以前的经和经学肯定也有演变。但那时并非儒家独尊,各家自唱自说,经不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改变不很引人注意。西汉中期以后,被秦始皇坑过的儒家队伍壮大了许多。火余之书不很满足统治者需要,于是出现了新经,经学有了今古之分,经也今古真假难辨了。

汉初,一部分儒生用当时通俗的隶书写出经文教学生,朝廷立他们为博士。他们的经后来称为今文经。解释今文经即今文经学。这时只有少数儒生用秦以前的字形写的老本子经在民间传授。西汉末,由于王莽的政治需要,古文经——新经出现了好几种。按当时重视的顺序为《周礼》、《尚书》、《左传》、《毛诗》、《国语》等。古文经出现后,形成了新学——古文经学。此前的经学反而称为今文经学。东汉末,古文经学大胜。此后,今文经学直到清末才翻身。我们现在最常做为资料书查考的《十三经注疏》,是以古文经及其经学为主的。与本节关系最密切的经是《尚书》,涉及《内经时代》的古文经要再加上《左传》和《国语》。

据《史记》记载,古文《尚书》是景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的老宅墙中挖出来的。《周礼》、《左传》、《国语》等,刘歆说是从国家图书档案馆里发现的。宣帝时还有河内女子拆老房子发现了一篇《易传》。不专门研究经学史,不必深究今古文经的真伪。大体情况是古文经都比今文经篇目多、内容多。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依次是《周礼》、《尚书》、《左传》等。清代末年又涉及不属于经的《说文解字》,因为它替古文经说话。古人最难说清的新经是《左传》,它的内容很多,真实古资料也很多,真伪难分。至今还有专家在算这笔帐。

研究《尚书》的专著很多。《尚书》在汉以后还有伪造的。汉代基本是两家。从研究《内经》出发,我们并不强调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多少内容或谁是真经。关键在于古文《尚书》经学关于五行配五脏的说法与今文《尚书》经学大相径庭,而五行在两种经中都是那几个字。古人解《尚书•洪范》中的水、火、木、金、土时都要上联《周易》下牵《月令》,把天地人扯到一起。今本《月令》祭何脏的说法就是古文家言。《月令》原是专书,后归入《礼记》。古文经学自东汉中叶才开始与今文抗衡,东汉末战败今文,《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经学说法相同。这一背景提示《内经》的有关内容理应成书于东汉中叶前。

为今文经学争得独尊地位的关键一步,是董仲舒吸取阴阳五行说大发挥《春秋公羊传》。早期的古文经学不讲阴阳五行,无资格与今文经学争锋。东汉末,郑玄博习古文、今文、谶纬之学,取今文之长融入古文。古文经学无论是讲典章制度(主要靠《周礼》)、解释《春秋》(主要靠《左传》),还是讲阴阳五行,都比今文丰富了。经文今学从此崩溃。

魏晋时,古文经学内部开始分派,加之做官靠门弟不靠读经,再加上玄学的反动,古文经学也险些消亡殆尽。这己超出《内经》时代。联系本节上文看这段经学外行话,能知道两汉儒家大讲阴阳五行,基本上清楚本节所引《说文解字注》的一段文字是何来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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