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一开头就说：“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跟外国人不一样，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所以在学习的时候要带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温情与敬意”。我们现在都算不上对本国的历史、本国的文化“略有所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被“截断中流”，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忘得差不多了。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讲到中国儒家传统的时候，讲了一个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传说。据说，第一代哈西德教派的信徒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走进树林深处的一个固定的地方，点上一堆火，一边祈祷一边沉思。到了第二代教派，他们也会走到树林里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点火了，但仍然可以去祈祷。第三代教徒不仅忘记了怎么点火，也不知道该怎么祈祷，但是，他们仍然知道那片树林。又过了一代，新的拉比不知道怎么点火，也不知道怎么祈祷，甚至连那片树林在哪里也不知道了，他们只能坐在宫殿里面的椅子上讲给大家听：从前，我们的祖先会到树林里，一边点火一边祈祷。我们也不妨自省一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还能记得多少，已经忘记了多少？

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算得上浸淫了传统文化？不说高深的，还有多少人到过年的时候，能用毛笔字写一副自己想出来的对联？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叫得出来自己爷爷奶奶以上辈份老人的名讳？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的孩子，会讲自己的乡音、去过自己的故乡？想一想，这是一件很悲凉的事情。

但是，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还是功不可没的。正是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爱之深，所以才恨之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反传统主义者，但这些反传统主义者读得最多的却是中文书，用功最深的却是中国历史，比如鲁迅，又比如台湾作家李敖，莫不如此。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儒学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无意识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行为、态度、信仰等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普通的民众更是如此，他们更认“老理儿”，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精华，正如我们小时候养成口味、爱吃的那些东西未必都是最有营养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你要随时抛弃旧的，更换新的，既要继承，也要破坏。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细心、勇气和敬意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光耀祖先，而是为了拯救自我。

2. 榜样的力量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那样，你要慢下来，才能更好地应对加速时代。快速变化的东西无法给我们一种坚实的信任，无法给我们牢固的信心，但如果你能够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你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好比是一棵树，狂风能够摧折枝叶，但只要树干不倒、根系不断，这棵树就还有生命力。

从拯救自我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亲近传统文化，是因为那些能够称得上学习榜样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很像是我们传统的“士”，或者儒家的“君子”。西方文明的人格典范可以上溯到希腊哲人和希伯来先知，中国文化的人格典范则是儒家。儒家对人文学术有真挚的热爱，对家庭和社会勇于承担责任，主动参与政治，又知道如何全身而退。从源头上看，儒家思想是对周代文明衰亡的回应。这就决定了儒家的风格既入世又出世。儒家告诉我们，参与政治就必须作出原则上的妥协，但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又要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感。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困境还是一样，所以，儒家仍然能够激发我们的心智。

中国的君子和西方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像西方学者那样为学问而学问，在中国的君子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中国的君子追求的是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这种境界可以叫做“知行合一”。中国的君子把道德看得比学术要更重要，而他们所遵循的道德，是一种比常人更高的道德，而且是一个世代传承下来的共同的规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里，你会发现有一群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比如在过去的欧洲，骑士有他的道德，骑士必须去保护妇女，必须对领主负责，对底下的兵负责，他有一套骑士的理念。原来欧洲有很多贵族，贵族有贵族的很多理念，他有很多东西，他认为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的标准比别人要高。包括传教士也如此，我们看到有很多传教士到非常恶劣的地方去传教，为什么呢？他心目中有一个信念，他对自己有一个定位，认为自己是属于这群人的，这样他才能够坚持下来。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该如何修炼自己？当然，仅仅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吸收其他文明。但是我们的底色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基因。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就是在这个传统里头成长起来的，所以要尽量在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去寻找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