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龙，宋含平. 试论祝由与鬼神信仰.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2，12（4）：7-9

勿庸讳言，祝由与鬼神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才使祝由疗法在原始的医事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因为这种联系，祝由术才长期被批判、被否定。本文试图探讨的是：祝由与鬼神信仰究竟是如何联系的？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

1  祝由的产生源于鬼神信仰

一切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以及各种变化，用今天的自然科学大都能给以客观的、合乎逻辑的正确解释。然而，远古时代的原始人在当时落后、愚昧的社会里生活、思考、感知和行动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尚处于一种蒙味状态，因而对一切自然现象诸如山川日月、风雨雷电、地震灾害、疾病死亡等都无法从自然界本身去寻找正确的答案，总感到难以理解，并由此萌发了某种敬畏的心理。于是便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或祖先）在支配着这一切一这便是原始人自发的鬼神信仰的思想。

在鬼神信仰的支配下，原始人对疾病原因的认识自然不能不受“鬼神”论的影响。他们认为无论何种疾病，尤其是危重疾病，其发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鬼神，乃是鬼神与肉体之间关系的不协调而引起。因此，便需要产生一种人，能够承担起沟通人和鬼神关系的重任，从而解除人类的病思，这种人便是巫师，而祝由的方法乃是巫师用以“沟通人神关系”进而治病疗疾的主要手段之一。

《说苑·辨物》记载：“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日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苗父便是用祝由给人治病的，在股墟出土的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时的甲骨卜辞中，也有许多是问卜疾病的，如“武丁疾身，御祭此已及此庚”、“武丁病舌，祈于亡母庚”等。在《尚书·金滕篇》也有关于周武王患病，周公设坛告祭三王（三代祖先）的记载。由此看来，祝由在当时，是深得王公贵族、黎民百姓欢迎的。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认识：由于原始人的鬼神信仰，便导致了以“沟通人神关系”为中心的巫师及祝由术的产生。

2 祝由方法

作为一个原始的“医学体系”，在确认鬼神成为疾病的主要或者唯一原因之后，所采取的治疗手段无疑是针对病因——鬼神而进行的。

根据患者本身的各种不同情况，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以沟通人与鬼神，从而使不协调的人神关系恢复常态，使生病的机体得以康复，这是祝由的最终目的。

考察有关先秦古籍，我们发现祝由术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祈祷、祭祀，以祈求祖先的保佑、鬼神的宽宥，如前面提到的便属于这种类型。冥冥之中的祖先，本身就是鬼神中的一员，甚至也象生前那样位居尊高。因此，乞求先祖灵魂的帮助，大概可以使作祟的鬼神离体面获病愈吧。另一种是打骂鬼神妖怪；驱逐疾疫的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了许多这类祝由方，如“婴儿瘛”：“祝之曰：……取若门左，斩若门右，如，若不己，磔薄（膊）若市。”若，指引起婴儿恋病的鬼神。又如“癫”：“不己，斧斩若”，“漆”唾曰：“喷，漆王，若不能漆甲兵，令某伤，鸡矢鼠壤涂漆王。”漆王为害，引起漆病，因此祝由者毫不留情地唾骂并威胁漆王，迫使其迅速离开病体，这种打鬼咒鬼的方法，似乎民间百姓更常应用。《晏子春秋集释》说，巫吏在祝，百姓在诅。而且，《左传·昭公二十年》还记载了“民之苦病，夫妇皆诅”的一种社会现象，这说明祝由之法，不仅仅由巫师执行，也是广大百姓已经掌握的治病手段。

同样是建立在鬼神信仰基础上的祝由，其具体形式则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天命鬼神并不是绝对的服从和畏惧，而是具有与其斗争的勇气的，那时还有人明确主张：与其屈服于鬼神，向鬼神祷告祈求，不如鼓起勇气，诅咒鬼神有益。《左传·昭公二十年》说：“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鬼神并不可怕，只要不屈不挠勇敢与之斗争，病邪便可驱除。

3  无神论影响下的祝由术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那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的思想逐渐动摇和瓦解，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更多的是从自然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去进行理性的哲学思考，以寻找合理的解释。

在对疾病的认识上，鬼神迷信之说的影响江河日下，“鬼神作祟”已无法成为人们信服的“终极”的病因。带着浓厚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医学思想逐渐产生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人们所认识的人体生理、病理规律已经摆脱了鬼神思想的束缚，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被应用于解释生命、疾病、死亡等问题。于是便导致了巫术与医学的对立、斗争，祝由也显示出明显的分化。同样是“祝说病由”，愚顽守旧的巫师却无视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固守鬼神之说，自视为神的化身，所采用的方法仍不外是以鬼神为中心符咒、祭祀等，甚而装神弄鬼，欺骗人们，以致逐渐蜕变、走向堕落。而进步革新的人们，由于对病因认识上已彻底地摆脱了鬼神观念的束缚走上无神论的道路，因此，尽管他们也应用祝由治病，但手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灵枢·贼风篇》说：“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以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以生者，可祝而已也。”凡祝由，必须先懂得疾病发生的原因。肯定疾病发生的原因不是鬼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内经》的祝由术，已不再是符咒之类带有明显鬼神特色的方法，而是“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灵枢·师传篇》）的科学方法。这样的祝由方法对传统的祝由术进行了合理的扬弃，无疑是科学的、进步的，故深受历代医家的欢迎和推崇。张介宾说：“使祝由家能因歧伯之言而推广其妙，则功无不奏，术无不神”。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而后可以奏效如神，余一生治病得力于此不少。”

总之，《内经》所倡导的祝由术，是一种完全摆脱了鬼神迷信束缚的理性的医疗方法，尽管它的基本原理——祝说病由——承袭了原始的充满鬼神色彩的祝由术，但它的指导思想以及方法，已经进步得多、科学得多。

4  祝由是迷信欺人之术吗

正因为祝由的产生与原始人的鬼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社会上的巫婆装神弄鬼地欺骗群众，所以祝由术往往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欺人之术而加以否定。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祝由的注释：“祝由用祝祷、符咒治病，系迷信欺人之术。”如果不加分析地对祝由加以否定，无疑会失之偏颇。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1）。对于医学史上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只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比较、去评价，才是正确的医学史观。前已述，祝由产生的根源乃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导致的“鬼神信仰”。以鬼神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恐怕是最神圣、最正确的一种观点，这正如我们今天对科学的信仰一样，恩格斯说：“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象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产生它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份”（2）。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人们“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唯一的愿望是驱除病邪，恢复健康。用占卜、念咒的祝由方法治疗疾病，恐怕是当时最常用、最使人信服而且也确有疗效的一种治疗手段。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治疗疾病只能借助药物或手术刀，这显然是片面的。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曾指出：医生有两件东西可以治病，一是语言，一是药物。祝由疗法正是以语言为手段的一种心理疗法，它实际上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暗示疗法。患者对“鬼神致病”深信不疑，是祝由法所以取得效果的关键。在这种前提下，巫者通过符、咒等手段认真地祈祷先祖、打骂鬼神，无疑使患者心理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并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这种良好的心理倾向影响于病体，可以增强抵抗能力，改变病人的痛苦感受，从而使疾病渐愈。诚然，鬼神毕竟不是真实的病因，祝由并不能包治百病，其适应症和疗效都是有限的，其符、咒的形式也是陈腐的，但无论如何，其合理的内核是不可抹杀的。同时，作为人类早期的一种主要治疗手段，“在事实上确实增强和鼓舞了人们战胜、征服疾病的勇气和力量，帮助原始人类与疾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3），其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文献

1 列宁. 列宁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0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7

3 聂精葆，试论术医学医学与哲学1990；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