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如何看待细菌学？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医未有对待细菌学的“一种态度”，大体对其说一开始是采取接受的态度，如何廉臣言：“吾绍之病家，一病之安危，多有责之于医，不知侍疾者对于病患，往往居处不合理，身体不清洁，寒温不适宜，卧起不定时，不但无助医家治疗之能力，实则助长病菌之孳生。”[1]何的话显示，中医已注意到日常卫生和细菌的害处。又，1929年陆渊雷在《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中之“乙、基础医学·病原细菌学”条下解释说，“此为显微镜出世以来，发明最近、进步最速之科学”，“医校中无此课目，人将诋为不识法定传染病也。此科包括细菌原虫及免疫学，每周二小时，一年而毕”[2]。此处，细菌学与其他科目相较，授课时数并不算多，但随着时间愈往后，其他中医学校的细菌学课程，则屡有增设。[3]  

只是，了解一种知识，并不代表要接受其背后一整套价值观与研究方法，事实可能是：中医之学习多是为了了解公共卫生知识，对进一步的血清制造、验菌之法，则没有相关实验课程之设计。故傅斯年曾批评：“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4]这常成为中医不谙新医学之把柄。怎么学习这些细菌学知识，也是一大问题，不能只靠学校教育而已。1934年，有杂志刊出坚匏（笔名）的文章，提到余云岫将为青年中医编行补充教育讲义，设立中医补充教育研究班，完全根据科学并参酌旧说来说明医理，为中医科学化奠定基础，并举中医条例中也将有“传染病诊断”和“消毒方法”，呼吁中医学习新知。[5]这种由反中医阵营所开设的细菌学课程，大概当时中医不太买账，而且也只有零星开设，昙花一现，影响不大。反观余氏此举，若属真实，颇耐人寻味，余氏的“反中医”或许不是为反而反，值得审思。[6]

当时中医常以传统的外感热病学，包括伤寒和温病学的知识，来和西医之细菌学展开对话。谭次仲认为，要以“科学整理”的思维来解释传统医书，将传染病和伤寒学划上等号。[7]陆渊雷则注意到传统医学没有细菌学的缺失，他说：“国学本无此专科，则立纲更难。至卫生防疫，关系细菌学较深，当附于细菌学下。”[8]当时细菌学与其指导之卫生举措，已占据了“科学标准”的核心。谭氏坦言中医之缺憾，就是无显微镜，故不知细菌学。[9]谭算是比较能接受细菌学的中医，因为后面我们将看到否定细菌学为“正因”的言论。又如恽铁樵认为，中医虽疗效卓著，但说不出一个实际道理来，“总难得现时代知识阶级之同情”[10]。要如何谈出“实际”道理？此时细菌学就为中医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成为用来对照、说明传统医学“气”的一种证据。30年代后，弄清西医理论中涉及的“物质”基础，包括用细菌学来解释中医病理，是科学化的重要步骤。例如解释中医的“风”，张忍庵论“传染作用”时说：“挟送病菌，飞扬播散，亦叫做空气传染。”[11]当时中医将中西学理对照解释，是为了将“气”的物质基础说明白。

在整个中医热病学体系中，医者开始采用细菌的视角来解释各个理论，大致可从基础理论和方药两方面来看。在理论部分，中医首先肯定了许多疫病都是“菌”在作祟，何廉臣于1914年校订出版的医书中即解释：

夏秋空气最浊，水土郁蒸之气，每被日光吸引而蒸发。发于首夏者，曰霉雨蒸；发于仲秋者，曰桂花蒸。其为病也，皆水土秽气杂合而成。人但以暑湿赅其病之本，贪凉饮冷赅其病之标。而不知夏秋水土郁蒸，湿中有热，热中有湿，浊热黏腻，化生霉菌，故谓之湿温，亦谓之湿热。西医谓之霉毒气，害人最广，变症最繁，较之风温、冷温、暑温三症，尤多而难治。[12]

又言：

英医合信氏云：空气干热不伤人，惟湿热最伤人。因低洼地土，或蕴有死水之潜热，或积有腐烂之草木（此即水土秽气化生霉菌之原因），后得六十度热表之日光，接连晒之，其霉毒气乃勃发。故在东南热地，夏秋之交，其毒尤甚。可见湿温、湿热为有形黏腻之邪，西医不为无见。呜呼！人在气交之中，一身生气，终日与秽气相争战，实则与微生物相争战，不知不觉中，伏许多危险之机，可不心惊目惧哉！[13]

此处何廉臣已经注意到细菌的影响，但是请注意，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瘴气论还在起作用，但此论述确实已有“菌”的踪迹。基于中医传统伏气的概念，以及季节之气的论述，其实与中医较吻合的论述，还是瘴气论中的“毒气”。余新忠对清代瘟疫各种致病之气，如“时气”、“疫气”等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实中国医者对环境中不清洁、腐烂、臭秽的气体会导致瘟疫的观点并不陌生[14]，当他们看到西方学说从瘴气论转移至细菌论时，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知识系统中搜寻各种解释的可能，于是把不好的气将致“菌”的概念合理化了。其实在西方，两者是略有冲突的概念。又如梁其姿也研究过各种环境致病因素，提出过“郁蒸”的概念[15]，上面引文也提及水土杂气蒸发之论，并和西医之“霉毒瓦斯”、“霉菌”，构成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新论述。

此外，最重要的是中医还论述了“毒气”与细菌的关系，如张锡纯说：“疫者，感岁运之戾气。因其岁运失和，中含毒气，人触之即病。”[16]即用“毒气”来解释疫，这种观点屡见不鲜。另外，“毒气”和“菌毒”中共有的“毒”之概念，成为中医新的论述，甚至有“解毒”疗法与“杀菌”混谈者。[17]其实，在古代也有“菌毒”的概念，但就肉眼所及的范围，该菌可能是指真菌（fungi）类生物。例如在明代《外科正宗》中有“太乙紫金丹”者，可治疗“一切饮食药毒、蛊毒、瘴气、恶菌”等等，可见“菌”与“毒”之概念，在中国医学体系内是极其相关的一组概念。至于“毒”之形象，也同样与自然界不好的“气”高度相关，例如毒常与“山峦瘴气”、“烟雾疠疫”等会伤人的自然现象结合起来论述。至于对“菌”的描述，还被广泛运用在较需要“目视”的外科或喉科上，如外科有：“翻花者，乃头大而蒂小，小者如豆，大者若菌，无苦无疼。”[18]以及对妇人阴疮的描述：“阴中突出如菌子，如鸡冠，四边肿痛者，乃肝郁脾虚所致。”[19]这是以病灶外形视之。其他有“生于口内或牙龈肉上”的“口菌”[20]，还有“生于牙根，其状紫黑色如菌”的“牙菌”[21]，或如《喉白阐微》载：“喉间白腐一症，俗名白菌，即白缠喉是也。”[22]指感受温邪疫厉之邪，喉间疼痛，溃烂并覆有色白如菌状膜。又“舌上生菌”之恶症，其形“初起如豆，渐大如菌，疼痛红烂，由心脾热毒所致”[23]。又有“喉菌”，其状“如浮萍，色紫生喉旁”，其形“软如猪肺”，梗塞于喉间，妨碍正常饮食。[24]“唇菌”则是指“嘴唇陡然翻突，形如猪嘴”[25]。凡此，皆以病灶外形称之，非指看到“细菌”。而“菌毒”之生，或与身体内部的湿热有关[26]。当然，“毒”的指称是非常广泛的，即使在以目视为基础的外科上，“毒”之源也可能归咎于外界不好的气，例如“时毒者，天行时气之病也”，而与属于内科的热病学有所接轨。[27]

而近代“病毒”一语，与今日所指略有不同。当时言“病毒”者，其意义常是模糊的，原可能是指微生物，这是我们今日之理解，但是它的另一种意义，即细菌导致人体患病的“毒”，源于某些细菌能“分泌毒素，使人中毒”的说法。[28]日人汤本求真（1876—1941）的《皇汉医学》于1928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大力推展汉方与尊崇张仲景的立场，赢得中国医者的信任。他认为病人罹患热病时的某些症状，乃“病毒郁积”之故，中医的汗、吐等法可以发挥“解毒”之效。[29]这或许强化了中医将“解毒”法解释成“解细菌之毒”，并影响了后来的中医。如叶谷红认为，国医过去用气化来解释药效对人体之作用，现在则融汇细菌论，认定过去治疗传染病常用的汗、吐、下三法是在“排除毒素”，故中医足以应付传染病的威胁。[30]其实，早在1921年，吴锡璜就在书中多处指出“菌毒”或“病毒”对身体之影响，应是汉医之说增强了这种论述，例如：

春温、冬温、湿温、伏暑，不因误汗，而发现神经症者，往往而有。盖由病毒菌传入延髓，患感之后，神气遂不清明。[31]  

危重之传染症，其初期有体温亢进不甚而亦死者，此盖由传染毒菌之妨害，而非因热以致死也。[32]

热病一二日，舌上每有厚白腻苔。……此等消化力弱，实由病原菌之障害消化器使然。[33]

当时中医还将细菌学融入传统的身体观，例如伤寒派言风寒自表入里（由体表侵入人体），而温病派则言邪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此说结合细菌无所不在的特性，恰好给中医一条可行的诠释路线，吴锡璜谓：“病菌之侵袭，由口鼻而入者有之；由毛窍而入者，亦有之。肺痨、肺炎、疫症之传染，由口鼻而入也；温疟由肉叉蚊刺螫致疟疾，寄生体入于血中，由毛窍而入也。传染病以二者最居多数，近世新学说多宗之。”[34]民国中医在阅读细菌学的相关书籍后，根据过往学习古典医学的知识，展开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新诠释。

再举潘澄濂的例子，他回忆1932年起在西医院所看诊，治疗过不少传染病患，说道：“主其事者，虽为西医，除抢救病例用西医外，大部分均以中医治疗为主，历时六载，得以对许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35]可看出当时已有医院进行类似中西医结合的治疗[36]，没有证据显示像潘这样的医者受过任何西医学的训练。他对现代传染病的治疗与观察，完全是以旁观者的角色，至于在实际治疗方面的课题，恐怕还是要依靠中医学所支撑起的知识系统来解决。潘认为，中医治法虽是笼统的，对症而非对病，但不论是流感、肠窒扶斯或是恶性疟疾，只要出现“桂枝汤证”，就可以使用该汤而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这并非以细菌为主的“原因疗法”，而是中医特有的“对证疗法”。[37]潘氏鼓励参酌西医对疾病的理论，或吸取基础学说后，进而搜罗古典医学条文的考据、治疗方式，此即当时所谓“科学整理”古医籍与探索新治疗方法的路径。

基于细菌学的关于中医治疗方式的各种解说应运而生。如何廉臣借脉学来说明吸受菌毒所呈现的脉象：“疫症虽多，总由吸受种种霉菌之毒，酿成传染诸病。其为病也，不外阳毒阴毒，阳毒则血必实热，脉多右手洪搏，左则弦数盛躁；阴毒则气多虚寒，脉多微软无力，甚则沉微似伏，或浮大而散。”[38]更有意思者，考古学家石璋如（1902—2004）回忆他故乡（河南省偃师县东蔡庄）的医疗，说有位外科医生叫李乐，会针灸、开刀，有一年家乡附近的村子流行一种极为严重的瘟疫，死了许多人，李乐说可以扎针，阻止传染，谓：“可以经由针灸放血流出病菌。”石说，他并不知道大夫所言是否属实，但当时他住的村子确实没有被瘟疫传染[39]，可见民国时许多中医都喜欢使用细菌学来证明中医的传统治疗方式确实有效。

相对地，中医除了采用这类论述外，也对细菌致病说提出了某些方面的质疑。陆渊雷虽认为病原细菌等知识必须学习，但又说：“细菌原虫，并不是传染病的绝对病原。”[40]这让其论述充满矛盾，细菌学为何又不是导致传染病之主因？潘澄濂提出一种解释：各种传染病，一开始可能会有相同的症状，但是不同的细菌和原虫喜欢栖息的人体之处，以及会导致的症状，却因人而异，所以细菌致病说具有无法正确预测的特性。[41]汤本求真也指出细菌并非导致传染病的唯一原因，细菌也是生物，“若无适于彼之营养物及水与温度等，则不能续保其命脉也”[42]。传染病之所以成立，必待体内“食、水、血三毒之停滞”，导致抵抗力衰弱而得病。这是说细菌是一种生物，必须有适合的环境才能生存。中药则可改变体内环境，使之不利于细菌生存，则疾病自然痊愈。[43]中医黄国材则指出：虽相信神道的迷信与疫鬼作祟的年代已经逝去，已知导致疫病之起的原因是细菌，但不论传染的途径有何不同，总因“体质亏损”、“抵抗力不足”，才使得病菌有机可乘，病菌并非唯一的致病要件。[44] 而早在1910年，中医就已有用中药增强气血，增强人身“抵抗力”之论。[45]

当日之中医，还对融汇细菌学提出了学术发展上可能面临的困境。陆士谔说：“凡是一种学术，必有其根据地，必有其立脚点，此点丝毫不能迁就，丝毫不能通融。”现在中医以六气为外感病因，“假使必以迁就西医学说勾入时，立案论证，满纸发炎细菌，则根据尽失，立脚毫无”。[46]陆的担心，是当时许多中医对采用细菌学的疑虑，但是如果对比日本汉医的论述，则后者在解释细菌与传统医学的关系时，就显得大胆许多。除那些坚守传统医学领域，不肯采用一分一毫细菌学的保守派之外，大多数中医都在这两种思维之间摆荡。

在民国中西医的讨论中，时人已看出两种医学的知识论与技术操作不尽相同。中医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如恽铁樵认为：要采西医的语言和病名为准，就要接受西医细菌学背后一整套技术与认知的体系，包括运用西方教科书与实验器具等，颇为窒碍难行。[47]最令当日中医担忧的，则是古典医学理论能保存多少的问题。[48]当细菌是否致病与怎么克服细菌致病两个问题浮上台面后，中医在采用某些西方论述时，又展现了他们的坚持；而更多对细菌学之观察与反对的意见，可能是中国本土中医的另一条线索。

[1] 何廉臣编著：《增订通俗伤寒论》，第502页。

[2] 陆渊雷：《上海国医学院课程说明》，《陆氏论医集》，收入张玉萍主编：《陆渊雷医书二种》，第94页。

[3] 朱建平主编：《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8—118页。

[4] 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309—310页。

[5] 坚匏：《青年中医应接受补充教育》，《社会医报》第207期（1934），第4618—4619页。

[6] 皮国立：《民国时期的医学革命与医史研究——余岩（1879—1954）“现代医学史”的概念及其实践》，《中医药杂志》第24期（2013），第159—185页。

[7] 谭创论“伤寒五定法”，即依据西医对传染病的解释，打散《伤寒论》的原文，分门别类，定为五法。见谭次仲：《伤寒评注》，第2页。

[8] 陆渊雷：《上中央国医馆书》，《陆氏论医集》，《陆渊雷医书二种》，第161页。

[9] 谭次仲：《伤寒评注》，第1页。

[10] 恽铁樵：《论医集》，第1页。

[11] 张忍庵：《中国医学之物质的原则》，《国医公报》1932年第2期，第47页。

[12] （清）戴天章撰，何廉臣重订：《论温热四时皆有》，《重订广温热论》，第7页。

[13] （清）戴天章撰，何廉臣重订：《论温热四时皆有》，《重订广温热论》，第8页。

[14] 余新忠：《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8—258页。

[15] 参考梁其姿：《疾病与方土的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收入氏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第231—242页。

[16] 张锡纯：《治瘟疫瘟疹方》，《医学衷中参西录》，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17] 复旦大学：《急性传染病治疗理论概要》，《中国医药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第1—2页。

[18] （明）陈实功：《翻花疮第四十九》，《外科正宗》，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19] （明）陈实功：《阴疮论第三十九》，《外科正宗》，第234页。

[20]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21]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第308页。

[22]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第315页。

[23]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第319页。

[24]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第354页。

[25] （明）朱棣：《口齿咽喉诸疾普济方新编》，第345页。

[26] 如谓：“菌毒者，乃脾经蕴热凝结而成。”引自（明）陈实功：《眼胞菌毒第一百二》，《外科正宗》，第296页。

[27] （明）陈实功：《时毒论第二十二》，《外科正宗》，第130页。

[28]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6页。

[29]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总说》与《论西医强心药之无谓》，《皇汉医学》，第6、13页。

[30] 叶谷红：《传染病之国医疗法》，《国医公报》，1933年第1卷第5期，第71页。

[31]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164页。

[32]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53页。

[33] 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57页。

[34] 吴锡璜：《叶香岩〈温热论〉注解》，《中西温热串解》，第89页。

[35] 朱世培主编：《潘澄濂论温病》，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6] Volker Scheid，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 2006．（Seattle：Eastland Press，2007），pp．228 229 and 239 242．

[37] 潘澄濂：《伤寒论新解》，第5—6页。

[38] 何廉臣编著：《增订通俗伤寒论》，第38页。

[39] 陈存恭等人：《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27页。

[40] 陆渊雷：《陆氏论医集》，《陆渊雷医书二种》，第266页。

[41] 潘澄濂：《伤寒论新解》，第6—7页。

[42]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论传染病若不以自家中毒为前提，则不能成立》，《皇汉医学》，第20—22页。

[43] 林青萍：《中药治愈传染病之理》，《现代医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7），第23页。

[44] 黄国材：《中医预防传染病之方法及药剂》，《医学杂志》第86期（1935），第22页。

[45] 何锡琛：《中医曰邪气 西医曰微生物》，《中西医学报》第2期（1910），第26—29页。

[46] 陆士谔：《士谔医话·论中西医》，《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62页。

[47] 恽铁樵：《论医集》，第5页。

[48] 皮国立：《所谓“国医”的内涵——略论中国医学之近代转型与再造》，《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9卷第1期，第6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