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初次面对大量的西方医理论述时，中西医关系实不像政治史、外交史所呈现的那样紧张，反而多了许多似曾相识之处。针对热病的治疗方法，其实近代中西医的理解也有雷同之处。例如，合信在《西医略论》中指出：“（热病）初起宜发表，汗不出宜用逼汗法。”[1]对比西医，不论是从中医伤寒还是温病系统来看，“发汗”都是一个重要的祛病手段。吴有性在《温疫论》中也说到疫病治疗后的“复发热”，又称“邪气复聚”，必须以发汗法来将邪气逼出体外，是治疗瘟疫的重要方法。[2]《温热经纬》也载叶桂所言，温病初起“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3]。也就是说一开始轻症用发汗法即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用药方式，汗法等于是治疗热病的第一道防线，倒可以说是中国医界的共识。

在实际治疗方法上，中西仅略有差异。中医是以多元的方剂为主，而西医的具体做法则种类繁多，例如《西医略论》记载用“热水浸脚”或以被褥数层裹身出汗；另外，就是以“吐法”将病邪引出；还可以使用“泻药下行”或以“利水药”治疗小便短涩等个别症状[4]；甚至通过出汗，就可“不药亦愈”，这些与中医传统的治法就相当相似。[5]在药物方面，西医利用“吐药”——巴豆油、水银散、大黄，甚至是鸦片等进行治疗；另外，如同一般“热症”，利用“温水澡身”，或用“酸醋水”洗身也可以。如果是“头热”，则可用“冰块按头顶”或以“冷水浇头”皆可[6]；或是以“吞冰块”或“饮冻水”来辅助治疗。中医则必须看有没有“恶寒”兼发热，如有恶寒证又吃冰块，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关于西医以冰块来减缓热病所导致发热感的疗法，清末唐宗海在《医经精义》中则言万万不可，他批评说：

西医见热病，即以冰置胸前。此热轻者，可以立刻撤去。若热重者，外被冰阻，则热反内攻，为热毒伏心而死。现下香港疫证，为西医十治十死，皆此之故也，所以港人逃避。然则西医，亦当知变计矣。[7]  

唐对于西医用“冰”来对抗“热”的想法提出批判，这种方法与“抑制”病人的病痛有关。唐依据脏腑五行之特性，认为热与“心”的关系密切，用冰去镇压热，会导致热毒攻心而死，故不能只用抑制“热”的观点来看待治疗热病[8]；中医讲究的是用药泻热，要能排出体外，而不是镇压热。在唐氏眼中，西医治疫的技术很有问题。在辅助疗法方面，合信认为，还可服用“补胃”与“补精神”的药物，平时多喝些葡萄酸果或醋水、葡萄、柠檬或柳橙汁之类的东西。此类饮品都是些酸物，“以酸能理血”[9]，用以帮助抵抗疾病。[10]这些都显示当时西医并没有单一的对症药物，只存在一个治疗和调养热病的大方向而已，而且实以辅助治疗和调养的方法居多。

关于西医热病患病的历程，就文字叙述而言，中西医理也颇能融通。细部梳理合信在《发热黄证论》中描述的症状，可以发现“发热”、“恶寒”、“脉数”、“大渴饮水”、“呕吐”、“发瘢”[11]，以及危急症状如“言语妄乱”、“循衣摸床”等，都和中医的术语一致，在名词翻译上可以互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医温病最严重的病证称为“热入心包”[12]，临床上会出现高热、神昏、谵语等心包证，而西医则是“累及脑部”[13]，而心与脑的身体认知，虽有差异，然其背后所指，可能都是针对管理生命的主要脏腑而言[14]，仍可视为中西医对热病末期症状的类似描述。当然，其同中仍有异趣可寻。如西医认为罹患热病会导致患者虚弱，此时宜食“鸡粥、牛肉汤之类”。[15]但随后又言：“更宜戒口，食一切养人之物，庶无反复之。”[16]“北极之国，独宜食肉，因肉能生血助热也。若南方阿非利加、印度人，日日食肥腻油物必死。”[17]故热病应该还是不能吃得太过丰盛，以免病情加剧。中医则认为热病大多数情况是绝对忌讳“进补”的。《温疫论》中就记载了江苏吴江地区有一病人叫沈音来，脾气不太好，又患有吐血之症，结果染疫，发热、身痛、吐血等症状接连而来，相当严重。时医采用人参峻补，却没发现他得的是瘟疫兼吐血，结果补出大问题，病人最后一命呜呼。[18]相关饮食问题之讨论，本书第八章还有进一步论述。

在预防思想方面，中国古代自有一套保健卫生之法，很早就已经产生避疫、防疫思想。明清之际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识》中谈道：“时气一行，合门相染，以草绳度病人之户，屈而结之于壁，则一家不染。丹徒何氏曰：‘入瘟疫家，以麻油涂鼻中，既出以纸燃取嚏，则不染；或配玉枢丹。’”甚至是以火攻来祛除疫病之邪气。[19]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曾订下救疫方针，如汉代时：“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20]其他有关防疫和救疫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21]，例如元代以前即有“破棺千金煮汤”、“老君神明散”、“虎头杀鬼方”等预防治疗药[22]，清代又有相当多类似“避瘟丹”、“神圣避瘟丹”的预防药，《增补临证指南医案》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恶。” [23]所以中医早已有防治疾病的文化与方法。但我们今天是要解决更深的中西文化汇通的实际课题。合信曾言：“（热病）传染于人，大概因病者屎溺污及衣服，坐卧处邪气沾人。”[24]这样的主观认知，结合19世纪初期以来西方公共卫生学的蓬勃发展，使环境清洁、居处合宜、个人卫生等要求在此时伴随着西医知识一起输入中国。[25]例如《西医略论》中预防被传染的方法如下：

凡虚弱人或饥饿时，勿入其房；医者亦宜乘饱，而又诊脉时，勿立病者下风，勿近病人呼吸，以防传染。病者左右服侍之人，宜老不宜少，恐少年人易沾疫气故也。勿着病者脱下之衣物，勿尝病者食余之物。房舍宜开通，户牖、衣服、便溺等器要随时洗涤洁净。[26]  

这种卫生、防病的知识，是对医者与病患的双向叮咛，洁净环境之要求与个人优良的卫生习惯培养，是保持不被疾病侵扰的绝佳保障。合信看到近代中国人居处环境之恶劣，提出很多见解：“中土帷帐，习用细密而小者，最易聚集毒气。” [27]他叮嘱中国读者：“如腐草败叶之类，日蒸雨沤，即变毒气入肺坏血，夜晚感受者尤多，故污秽不洁之地，人易生病。”[28]已经点出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如果不幸罹患热病，“隔离”一事就变得很重要。合信介绍英国的医馆内都有特殊的空房间分别安置热病病患，其原因就在“不令聚集一处，以免传染”[29]，可见西方“隔离”的知识很早就传入中国。当然，合信的理论，也有许多是令人质疑的，例如《西医略论》载：“疫症死后，房内宜烧甘松、硫磺、苍术、爆竹等物，以避疫气，数月后方可居住。”[30]这样的举措让吾人怀疑是部分吸收中医，甚至是中国民俗疗法的偏方；另外《内科新说》举例地板要用“醋”洒过[31]，可消毒以预防热病，则不知其所谓为何。

时序往后推移，约摸到了1890年代之后，欧洲新式的防疫与养生思想，也渐次传入中国。何以谓“新”呢？西医在近代初传入中国时，并无细菌、微生物之说法，多以“秽毒蒸腾”、“风气不通”等来说明传染病的病因。[32]而《格致汇编》（1876—1892）中一篇名为《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文章记载：“人之病症大半为极细极微之生物所成，此种不易见之微物，人如何能与之相争战耶？” [33]这种微生物的新观念，就和传统中国人所谓疾病发生是因为虚、邪气、杂气、疫气乃至疫鬼等种种文化思想，逐渐产生认知上的歧异。[34]以霍乱而论，当时西医对其病原已能完全探查清楚。《人与微生物争战论》载：“详考此病根源而定其实据，查明之后称其微生物曰尾点微生物，因其形似西书所用有尾之点，其实类乎螺丝钻形。霍乱吐泻者便宜流质，形似极稀米浆，内多此微生物。”[35]知道病原之后，则须积极思考防病之道，故其论述接着指出卫生之道：“所居之屋与墙面、地板、床榻、被褥等件俱应用灭其微生物之法。”[36]呼吁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加注意。其他如肺痨、蚕瘟、癫狗疯、烂喉痧症、天花等也都在论述之列。再者，由美国医生撰写的《延寿通论》则指出：空气中的飞扬粉末灰尘都含有“毒体生物”，凡是痘疹、结核肺痨、霍乱等症“皆缘微生物之为害也”[37]，而且这些疾病“能沾染他人，亦皆根于此毒。其沾染之轻重，咸以此种微生物之多寡为断也”[38]。至此，微生物致病说已经确立，并渐渐于中国站稳医学知识传播的主体。但必须注意的是，早在1910年，即有中医指出所谓之邪气（六淫），就是西医所言之“细菌”，后者依附风气或以其中飘散的尘埃为媒介[39]，但当时中医的气论并没有被西医的细菌论所取代。

中国当时没有明确的防疫思想，政府对环境卫生也不甚重视。[40]1881年的《格致汇编》有文章批评：“养生之事，俱赖化学各理。惟常人只知卫生事略，而化学诸理多不经心。”[41]这个时候，通过西人的介绍，国人逐渐了解到环境卫生与化学、医学的共通性——卫生不单是医学的事！以此为基础，西人也将中国的养生学拉进防疫理论内。《格致汇编》中一篇《慎疾要言》谓“人所吸之气，以净者为要”，强调养生的重要；以此为基础，再论及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英国大镇名立发埔，阴沟不通，臭恶之气甚多，每年因此死者万余人。”[42]所以，有系统地处理与重视环境卫生及健康之概念，在此时也因为病原体的发现而深化了旧有理论的层次。另外，包括西医的免病之法、除病之原、治标之法与自然复原等观念，也都有介绍；其中，中医“举止合于四时”的养生观念，也常被《格致汇编》拿出来讨论。[43]  

此时西人对食物卫生的重视，乃是依据细菌与微生物的存在，来论述人与卫生体系的关系，这是清末民初西医防疫思想的早期雏形。举例来说，1881年《格致汇编》记载：“西医言猪肉内多有小微虫，人食其肉体，内亦生此虫。”“其虫初入身内时，如数多则人易显示忽吐泻或出白痢等症。至虫钻入全身，则症似乎风湿或虚发热等。”针对食物中的寄生虫问题，西方人的实际做法是：“于各大城镇内派员视察，如见出售之猪肉有此症者，则充公废业以免其害人也。”[44]这对当时防范疾病的观念，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启示功用。也许可以在清末民初以来几次重大的防疫工作进展上，渐次去找寻这种观念化为实际行动的脉络。当然，在《延寿通论》中仍可看到强调“空气之险”的论述，微生物的存在，缘于空气中有非常多的“毒质”，包括尘埃、浊气、微生物等物质；其次就是空气中的“寒气”，将会导致人的感冒。[45]但西医们解释感冒的原因不是“风”，而是空气中的“寒”，而单是寒气本身也不会导致疾病，因为《延寿通论》载：“感冒之病，乃缘体之忽热发汗骤遇寒气所侵。”[46]寒气本身还要加上客观的不利因素，才会导致疾病。若能将不利因素移除，例如注意保持环境、维持居处清洁等，则可避免染上疾病，这些都和合信以来强调预防疾病的说法相同。然而，隐含的延伸观念却是：“疾病缘起，皆缘体质之弱也。”[47]这很像今天说的身体抵抗力（resistiveness）概念。微生物入侵体内，血液则可以“清强”微生物，然而当吃不对、睡不好时，其“洁净之力”就会衰弱，导致微生物之“毒体蕃衍”，终至不可收拾，疾病就此产生。[48]此时微生物已被纳入卫生的论述之中，和寒气并论，显示一种西方医理发展的过渡阶段。

此时，病人被叮嘱的不只是卫生、整洁的要求而已，还多了自我身体健康层面的照顾，又与传统“养生”之概念相似。例如《延寿通论》中嘱咐肺病者“习练适宜呼吸之术，亦卫生之至要也”[49]。皮肤的清洁也是“卫生”的课题之一，西医建议洗冷水澡增加血液循环，但最好还是要温度适中的叮咛，以及“温浴宜在晚间，于就寝之际行之最适”的建议[50]，显然不完全是基本卫生的要求。这个“卫生”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不尽相同，此名词似乎翻译成“健康”、“养生”也同样合适。另外，如“神经之卫生”，则属于“强健之法”，要避免烟酒等毒物毒害神经[51]，故各种“卫生”之行动，尚有追求身体健康的一层含意在内。另外如衣服的厚薄、材质与身体健康的关系，以及运动抗病的概念，也已在民国成立之前介绍给国人。可以说，西医在“卫生”方面，拥有更多元的论述，不全然是公共卫生的模式。[52]  

那么，中医为什么没有积极参与现代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53]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然而，从上面这样的分析，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医而论，即使历史上有许多防疫的做法，但基本上仍是单打独斗，未成体系。范行准指出，中国人仅有消极的个人卫生思想，而没有积极的公共卫生思想，这多少也与中医的历史性格有关。[54]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防疫的种种措施，从未落实在基层，如隔离一事，中国古代虽有先例，但远未普及与流行，西方人在当时也指出：“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懂得要将传染病人与正常人隔离开来。”[55]说明近代中国的基础卫生知识根本尚未建立。其二，在中医学术顶端的经典论述，也从未对整体防疫的工作与方向定调，除了补充圣人之言与治疗方剂之不足外，新学说最多也只能对疫病做出推测而已[56]；种种防疫的丹药丸剂，很少有充分的归纳与搜集，仅是偏方之流而已，难以普及与流传，如范行准所说，这仅是“个别的行为”和“片段的经验”而已。[57]又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改水”、“改火”以防“温病”之说，并保留至宋代[58]，然此皆为生活礼俗，缺乏实证根据，甚至落入迷信之流，无法和近代西医的科学实验对话。而唯一可以和个人卫生、健康相比拟的说法，只在养生学的范畴内，如清代《老老恒言》中，也有对住所要通风、宽敞、寒热适中等的养生叮咛[59]，然而仍是以大方向的延年祛病为宗旨，而不是出自传染病防治的初衷，故离现代意义的卫生体系仍有不少距离。[60]  

[1]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B页。

[2] （明）吴有性原著，（清）郑重光补注：《温疫论补注》上卷，第8页。

[3] （清）王士雄编，陈辉注释：《温热经纬》，第50页。

[4] 以上论述详见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B—46A页。

[5]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A页。

[6]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19A页。

[7] （清）唐宗海：《五脏所恶》，《医经精义》下卷，台北：力行书局，1998年，第114页。

[8] 中医还着眼于把“热”泻出身体，这不是一种抑制，而且把热毒排出身体，是近代中医对抗细菌学的重要论点之一。

[9]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6A页。

[10] 以上资料引自合信：《发热黄证论》，《内科新说》，第20A—B页。

[11] 合信：《发热黄证论》，《内科新说》，第20A页。

[12] 叶天士在《温热篇》中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吴瑭亦云：“肺病逆传，则为心包。”温病失治，温热之邪直接由肺经内陷于手厥阴心包，临床上就出现高热、神昏、谵语等心包证。参见（清）吴鞠通著，李顺保编注：《温病条辨集注与新论》卷2，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

[13]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8A页。

[14] 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8章。

[15]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9A页。

[16]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9B页。

[17] 合信：《医理杂述》，《内科新说》，第11B页。

[18] （明）吴有性原著，（清）郑重光补注：《温疫论补注》上卷，第33页。

[19] （明）方以智：《辟瘟》，《物理小识》卷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3页。

[20]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杨家骆主编：《新校本汉书集注并附编二种》，台北：鼎文书局，1983年，第353页。

[21] 参考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

[22] （晋）葛洪撰，（梁）陶弘景增补，（金）杨用道再补，尚志钧辑校：《补辑肘后方》，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4、78、79页。

[23] （清）叶天士：《增补临证指南医案》，第605页。

[24]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6A页。

[25] Ackerknecht 著戴荣铃译：《 医学史概论 》，— 新店： 中国医药研究所，1 9 8 3 年，第 1 0 8 -112 页 。

[26]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6A页。

[27]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9B页。

[28] 合信：《医理杂述》，《内科新说》，第10B页。

[29]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8B页。

[30]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6B页。

[31]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9A— B页。

[32] 合信：《致病有由论》，《西医略论》，第7A—B页。

[33] 傅兰雅主编：《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格致汇编》第6册，光绪二年，上海图书馆1992年影印本，光绪十八年春，第76页。

[34] 林富士：《疾病终结者——中国早期的道教医学》，第18—22页。也可参考余云岫：《传染病》，序，第1页。

[35] 傅兰雅主编：《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格致汇编》第6册，第68页。

[36] 傅兰雅主编：《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格致汇编》第6册，第71页。

[37] 如：“凡肺炎、肺痨症之微生物，多住于肺体不动之区，以兴其害。” 见［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空气之险将何以避之》，《延寿通论》，上海：上海美华书局，1910年，第101页。

[38]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尘埃之微物》，《延寿通论》，第102—103页。

[39] 何锡琛：《中医曰邪气 西医曰微生物》，《中西医学报》第2期（1910），第27页。

[40] 可参考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第560—562页。

[41] 《论养生之理》，《格致汇编》第3册，光绪七年九月，第535页。

[42] 徐雪村：《慎疾要言》，《格致汇编》第1册，光绪二年三月，第70—71页。

[43] 尹端模笔译，嘉约翰校正：《医理略述》，《格致汇编》第5册，光绪十七年春，第81页。

[44] 《互相问答》，《格致汇编》第3册，光绪七年十一月，第548—549页。

[45]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空气之险将何以避之》，《延寿通论》，第98—100页。

[46]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空气之险将何以避之》，《延寿通论》，第101页。

[47]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尘埃之微物》，《延寿通论》，第104页。

[48]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生气及呼吸》，《延寿通论》，第92页。

[49]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生气及呼吸》，《延寿通论》，第92页。

[50]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皮肤之卫生》，《延寿通论》，第110—112页。

[51]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神经之卫生》，《延寿通论》，第129—130页。

[52] ［美］克约翰著，蔚利高译：《衣服之得失》以及《运动之良效》，《延寿通论》，第115—118、121—123页。

[53] “公共卫生”一词并不适用于说明传统中医理论中的养生概念，中医真正能够在现代意义之公共卫生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则是1949年之后的发展，这段历史可参考Kim Taylor，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communist China，1945 63：a medicine of revolution（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

[54]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页。

[55] ［美］I．T．赫德兰著，吴自选、李欣译：《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56] 对疫病发生规律的推测，吴瑭说：“叙气运，原温病之始也。”对于真正的防疫工作无法发挥积极作用。见（清）吴瑭原著，杨东喜编著：《原病篇》，《温病条辨解析》，第1页。

[57]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自序，第1页。

[58]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

[59] （清）曹庭栋：《卧房》至《褥》，《老老恒言》，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7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