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传染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问题，可以轻易发现，不管是SARS或流感、禽流感，现代医疗皆已能针对其病原体的种类和疾病预防方法，包括个人卫生的注意、疫苗的施打、特效药的研发等，拟订应对方式，以求和疾病不断进行对抗、厮杀。然而，疾病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往往和医者的认知和医学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与病人的身体认知和社会环境紧密结合。于是，在描绘疾病的面貌时，历史研究法就显得极有意义。[1]

近代西医在中国所展现的医学技术，有赖于西方医学发展的成果，所以应该先检视西医在19世纪对热病学的论述。当时，英国的医生认为腐败的物质借由“发酵”（zymosis）催生热病，而当时中国的环境脏乱不堪，因而成为不少西医指责的标靶。[2]不过，当时西医在治疗热病的临床技术上，也不甚乐观。虽然西方医学至19世纪末，各种血清、疫苗等已陆续被制造应用，但关于一些传染病发病后的药物治疗方面，却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艾利希（Paul Ehrlich）研究出以砷化合物为主的化学疗法，一度被称为“魔弹”，但它却只对梅毒比较有效，而且即使经过改良，也只能对付极少的病菌。

一直要到1935年磺胺类药物以及40年代抗生素（青霉素，Penicillin，译为“盘尼西林”）出现并确立疗效之后，西医才能确实有效地治疗许多传染性疾病。[3]所以William Osier说：“今日年轻的医生们，能够使用二十几种药对付任何一种疾病；而往昔的医生却只能用同一种药去治疗二十几种疾病。”[4]故在抗生素等药物发明前的漫长岁月里，西医治疗急性热病的成效是相对低下的。多数医生只能把受感染的四肢或内脏切除，且多数的病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这种手术就一命归西了，除非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幸运地战胜疾病。[5]  

近代以来，西医在辨识病原体的技术上，绝对比实际治疗更令人感到乐观。早期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约前460—前377）在研究传染病时只将致病因素归因于空气传染说，但到底是空气中的什么物质导致疾病，当时仍是未解之谜。[6]西方在1880年代后的“细菌搜捕”（germhunt）行动，使引起破伤风、霍乱、肺炎和白喉等的细菌，“像平锅炸玉米般，纷纷现身”[7]，而后西医的免疫学研究也开始日新月异。不过，当巴斯德（1822—1895）在1879年提出“链球菌”（streptococci）的观察时，仍有人鄙视微生物会导致疾病的说法；而科霍（Robert Koch，1843—1910）于1876年已经论证炭疽杆菌将导致炭疽热（Anthrax）。但一直到1881年为止，医学界的杰出人才们仍不承认微生物是导致疾病的主因，甚至以“不屑一顾”来形容这种理论。[8]那么，微生物正式现身之前的热病样貌，到底应该如何具体描绘呢？

关于身体的患病经历，是每个人都曾有的切身感受。不管是中医的伤寒、温病，还是大多数的传染病，身体都会经过一段发热的过程，令病人难受至极，所以中医文献中早已用“热病”来统括这些传染病。[9]民初中医恽铁樵尝言：“人不能不患病，尤其是不能不患热病，此语殆无可反驳。”“别的病犹之可也，热病是最多，又最是急性多变化，调护稍微外行，危险就在眉睫之间，如此情形，岂不是人生最要提前研究的一件事么。”可见热病一直是中国人常见的疾病之一。而近代西医对热病也同样重视，例如李尚仁指出：鸦片战争时，对英国士兵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疾病，而非战事之本身，而尤以“热病”（Fevers）与痢疾的危害最为严重。[10]  

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是近代西医知识传入中国后最被中医重视的医家[11]，他在医书中已为西医的热病理论定调。首先，“热病”一词带有一种集合数种疾病为一统括代名词的意涵，在翻译上可能受到中医“证”的影响，而将数种疾病的同一症状归纳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名词，故西医当时也习用“热证”而不用“热病”来细分它们的症状。以此而论，合信在《西医略论》（1857）中首先定义说：“热证，番语曰啡吪，即中国发烧之意，分有毒、无毒两种，治法相同。”[12]随后在《内科新说》（1858）中又补充谈道：“有毒者为温疫，无毒者统称热证。”有毒可能是指具传染性的意思，而“热证”应该泛指一切会发热的、具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的疾病，故合信解释说：“发热因他病而致者，既分列各篇矣，更有自病发热一证。”[13]肺、肾疾病导致的热，就是“他（器官）病”；自病发热，应是专指以传染为主的疾病。而对于为什么会发生热病，当时西医也无法抓出一个确定的原因，合信言：“致病之原，或因内外炎证、或因伤寒、或因伤暑、或因饮食无节、或因用力过度、或因惊恐、或因日晒。”[1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当时西医也坦承：“致病之由不甚可解。”“或因传染”，代表“传染”可能只是“人为何会得热病”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选项而已。是以西医对热病病状的描述，其实与当时中医所论大同小异[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医当时以热证为单一症状，热证成为数种疾病的通称。例如，现在习称斑疹伤寒、痢疾为热病的一种，但是，当时西医却将它们个别的症状归咎于热病本身“累及大小肠”而成痢；或以“大热两三日”来归纳“疹出”或是“麻痘初起”等病。[16]正如《内科新说》所载：“大抵（热证）累某部位，则见某部位病证。”[17]今日分析看来，可能是因为当时对单一疾病的病原体认识不清，故只好以“发热”这个共同的症状来定义数种热病及其病况发展。

另外“发炎”的概念，是传统中医所没有的。合信认为：“炎”字与汉语“烧”字之意略同。[18]换句话说，外感热病所见到的发烧状态，其实就类似“炎证”。但合信认为中医病名混杂不清，“炎”又不完全等同于热，他说：“中土医书，有名实不符者。……有误以证状为病名者，如热有炎证之热，有热证之热，中土盖称为‘热’，则混淆无别，不得不改正。”[19]在西医论来，“热”是一种身体感受，是疾病的表征。合信在《西医略论·炎证论》中记载：“热痛红肿谓之炎……四证不必全备，大概红热必有肿痛，或有或无，但见一证或旋止者，不以炎论。”[20]所以“炎”的病征也有“热”的成分在内，与热证唯一的差别在于：“不曰‘炎’而曰‘热’者，盖炎起于一处而此遍于全体也。”[21]也就是说，热的感受也很可能是一种发炎状态，只是发炎的热感面积较小，不像热病指的是整个身体的感受。此两者若不仔细比对，非常容易混淆。用西医之炎证来对比中医之热证，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成为一种中西病理意义上的汇通，如裘庆元（1879—1948）在《医话集腋》中就说：“若病名，中医曰某某证发热，西医曰某某脏发炎。”[22]  

事实上，根据合信所论，炎证包括许多细部的疾病在内，包括器官与内科疾病，如脑炎、心炎等，还包括外伤发炎。[23]如此来论，“炎”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名称的归纳，依“以证（红、热）统病（脑炎、心炎）”的脉络来分类疾病知识。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认为，东方人（Eastern people）对热病、发炎性疾病、伤寒（typhoid）或急性呼吸器官等疫病似乎有很强的抵抗力；然而欧洲人却因为喜欢吃肉食，导致具有“发炎体质”（inflammatory constitutions）。[24]就近代西医翻译的文献看来，似乎中西医之间还是可以展开对话的。清末唐宗海就将“发炎”理解成“火”，人体内的火若不依脏腑的性质而安其位的话，流窜到何处，那处便现炎证。[25]中医的“火”与西医的“炎”都会产生发热感。西医所谓的“热证”有很大的一部分可以用以解释传染病，也就是以中医外感热病的范畴来理解。合信说：“一种有毒者能传染于人，春谓之温，夏谓之疫，大概天时不和，有一家传染者，有一方传染者。”[26]中医的“温”和“疫”，与西医所谈之“有毒的热病”，可以视为中西医理论的接轨。今日视之，虽不够精准，但当时中西医所指的病，在话语上应该是类似的。

[1] 本章曾发表于余新忠编：《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9—215页。

[2] 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6．3（2005），第467—509页。

[3] 罗依 · 波特 （ Roy Porter ）：《 剑桥医学史 》，长 春 ：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0 年 ， 第 4 2 4 -425 页 。

[4] 有关西方免疫学的历史，参考陈定信：《免疫学发展史》，收入Felix MartinIbanez原著，叶颂寿、叶颂熙译：《西方医学史》，台北：当代医学杂志社，1978年，第93页。

[5] 梅尔·费德曼（Meyer Friedman）、杰若德·弗莱德兰（Gerald W．Friedland）著，赵三贤译：《怪才、偶然与医学大发现》，台北：商周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

[6] 杜聪明：《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5年，第16页。

[7] 贝特曼（Bettman．Otto L．）著，李师郑编译：《世界医学史话》，台北：民生报社，1980年，第553页。

[8] 梅尔·费德曼（Meyer Friedman）、杰若德·弗莱德兰（Gerald W．Friedland）著，赵三贤译：《怪才、偶然与医学大发现》，第78—92页。

[9] 恽铁樵：《叙言》，《热病学》，收入《群经见智录》，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0] 可参考李尚仁：《英法联军之役中的英国军事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3（2011），第533—575页。

[11] 几乎所有被称为“中西医融合”的医家都看过他的书。可参考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2章。

[12]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江苏上海仁济医馆藏校，咸丰七年刊，第45A页。

[13]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江苏上海仁济医馆藏校，咸丰八年刊，第17B页。

[14] 对于疾病症状的细部描述以及渐愈之身体征兆，可参考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A—B页。以及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8B—19A页。另外，会引起热病的原因，“酒色”也是一可能因素。

[15] 《西医略论》记载热病病状：“身倦不安、胸闷欲吐、精神恍惚、外热内冷、头痛腰痛而红眼赤、四肢困倦、筋骨酸痛、口渴喉干、气促便秘、溺短而赤、舌苔黄白。”见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A页。其他分类则分“有力”或“虚者”，颇似中医的“实”与“虚”。出自《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8A页。

[16]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7B—18B页。

[17] 合信：《热证论》，《内科新说》，第18B页。

[18] 合信：《炎证论》，《内科新说》，第12A页。

[19] 合信：《西医略论》，例言，第1A页。

[20] 合信：《炎证论》，《西医略论》，第12A—B页。

[21]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A页。

[22] 裘庆元主编：《与友人谈医一则》，《医话集腋》，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23] 合信：《炎证论》，《西医略论》，卷上，第8B—9A页。

[24] 引自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第476—477、480页。

[25] （清）唐宗海：《痢症三字诀》，收入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第633—634页。

[26] 合信：《热证论》，《西医略论》，第45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