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1999年，我在昙华林住了21年，从上大学、读研究生到工作，由上学前的一名工人变成了教授。虽然其中1983-85年在广水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了两年，但妻在这里，我的家也就自然在这里。

1999年12月，我怀着无奈的心情离开了这里，但它仍然是我心目中的第二故乡。刚才，读到王学兄发的帖子“一个没落的贵族——昙华林”，心中充满了惆怅。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岁月，而我的二叔1950年也在那里去世。他当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在通山县中学任校长，因为严重的肺结核送来武汉，就去世在我工作了11年的医院，当时名叫“圣约瑟医院”。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今天，通过学兄的帖子，数落一下这个梦牵魂绕的故地及其名人名事：

明初，朱元璋攻克武昌时，他的第六子朱桢出生，被封为楚昭王。朱桢的第五子朱孟炜被封为崇阳靖简王，他将崇王府设在崇福山，山的东边辟为王府花园，因而得名花园山。

明清时期，武昌是湖南湖北两地的政治军事中心，昙华林内设立了名为“戈甲营”的兵工厂。

当时位于花园山西麓的太平试馆巷仅有85米长。这里用来接待全省70个州县来省城会试的秀才。

昙华林太平试馆旧址，正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偏门

1861年武汉开埠，一个英国传教士来到汉口，十六年后他在昙华林创办了仁济医院，他是“华中传教之父”杨格非。

1868年，意大利的嘉诺撒仁爱修女会派遣6名修女来到武昌，在昙华林的花园山上创办了一间小小的圣约瑟诊所，这是后来的花园山天主教堂。

教堂右侧的天文台是它的“气象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炸毁，如今只留下残垣断壁。

三年后，美国圣公会在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这是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

仁济医院旧址，医院的另一个偏门，我们在此住过9年

1894年，翁守谦参与甲午海战，成为北洋水师唯一的幸存者。

十八年后，他带着慈禧太后的赏赐来到昙华林，买下了一栋小宅，想在此安度晚年。

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当年打败北洋水师的日本人，在四十年后又打破了昙华林的宁静。

甲午战争期间，在昙华林街区的得胜桥148号老宅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刘家麒。

抗战期间，他跟随军长郝梦龄到前线督战，二人阵亡。如今，他的忠骨葬于卓刀泉伏虎山。

1905年昙华林高家巷的阅览书报成立了日知会，当时住在武昌的董必武常来这里阅读报刊和新书，并结识了许多进步的革命党人。

翁守谦故居

1910年文化大学美籍教员韦棣华女士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座新型公共图书馆——公书林（文华大学图书馆）。

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称她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

公书林建立的一年之后，昙华林胭脂巷里武昌起义联合大会发起，武昌起义军旗——九角十八星旗就在此刻诞生，它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国旗。

1912年，昙华林的粮道街上诞生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私立中华大学，它的姊妹学校在天津，名为南开。

此时，陈潭秋正好离开黄冈来到武昌求学，进入省立一中（武汉第十四中学），也就是董必武当时就读的文普通中学堂。于是，两人在昙华林相遇，成为校友，并在1921年共同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共一大。

当时正在昙华林文华书院教授英语的严家麟，组织了60个16岁以下的男孩。他们是“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百年之后，几位台湾的客人来到昙华林寻根。

中国童子军

1920年3月，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立下校训——“朴诚勇毅”。与此同时，身在上海的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独自回到武汉，受董必武邀请来到武汉中学讲授社会科学。

然而陈独秀在这一年也来到武昌昙华林文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参与了毕业典礼。

1923年8月，康有为在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大门书写了大幅匾额“武昌美专”。

武昌美专大门（已经拆除），表弟胡朝阳仍然住在个院子里，他曾经担任油画系主任和动漫学院院长

昙华林的三义村有一栋敦厚的二层小楼，他的主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石瑛。1924年石瑛改武昌师范大学为国立武昌大学，并成为武汉大学史载第一任校长。

昙华林街区涵三宫的马家巷，曾经住着一位国学大师。1910年，他在《大江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事评论文章，震动朝野，舆论大哗。他叫黄侃。

20世纪初，周苍柏就读于昙华林的文华书院，毕业后他历经坎坷，成为了一位银行家，并在抗战期间多次资助革命事业。他还有一个梦想——建设湖北最早的免费的城市公园，于是，他选择了东湖。

在这段时间内，昙华林小街两侧的别墅日益增多，武汉的达官贵人都以能入住此地为荣。

石瑛故居

1928年，为纪念文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学校建立了瞿雅各健身会所。而此时在会所西边的花园山下，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主教在地上建造了一座育婴堂，却在地下埋葬了大量中国婴儿幼童的尸骨。

1930年，就任昙华林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桂质廷为了打破国内地磁测量受制于他国的情况，不辞辛苦地对全国各地进行地磁巡测和研究， 为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他的儿子桂希恩就出生在昙华林，毕业于昙华林省一中后，他决定从医。2003年，预防艾滋病的国际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2004年，桂希恩入选了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一位老师，也是我们感染界的优秀前辈。知道他感人的故事，也有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翟雅各健身会所，现在仍然是湖北中医药大学健身馆

抗战期间，一位瑞典人在昙华林的行道会上方彩绘了大型瑞典国旗的图案，以此避免了日军的飞机轰炸，许多中国人的生命也因此受到保护。他叫夏定川，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一位外交官。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内成立，厅长是郭沫若。同一年，冼星海也来到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此创作了数首鼓舞人心的抗日歌曲。

与他一起回到武汉的还有周苍柏的女儿周小燕，她多次参与抗战歌曲的演唱。一年后她留学法国，在欧洲举办了她的独唱音乐会，她被誉为“中国之莺”。

“中国之莺”周小燕

1946年，国学大师钱基博来到昙华林的华中大学执教，定居朴园，他的儿子钱钟书时常携杨绛和女儿到此看望他。那时候没有蜂窝煤，他们俩就在大朴树下捏煤球，有说有笑，捏完煤球还帮着父亲买菜。

1949年12月，昙华林街区街区的一个叫戈家营的小巷里来了一个高个子将军，他就是24年没有回过家的伍修权。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求学之路，25年之后他作为新中国中央政府的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朴园（今湖北美院校区内），表弟住的离此不远

位于昙华林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曾走出过这样一个学生：他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的中国人。他是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建校创始人之一——张培刚。2011年11月，同样毕业于十四中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在微博上发布了恩师张培刚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