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广
范式变迁: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札记(121)
2019-9-11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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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古代医学, 技术文化, 中华科学文明史

一二一、《中华科学文明史

(英)李约瑟原著,(英)罗南改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由江晓原主持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一)编辑推荐

李约瑟教授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乃是20世纪的划时代巨著,本书是在该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普及读物,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李约瑟在从事*尖端的生物化学研究时,改行研究科技史,使人敬佩,尤其是身为英国学者,愿意摒弃西方历来对中国科技傲慢的立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研究我国二千多年来科技与文明的发展,这种高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跨越和覆盖的范围很广泛,书中的有些结论还不能算是定案,但无论如何,本书对科技史普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五卷。作为李约瑟巨著的缩写本,本书承原著之精要,以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勾勒出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史。书中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还涉及了医学、气象学、地理学、工程学等领域,包括对中国古代的儒、释、道、墨、法等各家思想也作了论述,堪称是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通史性读本。  

(二)内容简介

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该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本书是该著的缩写本,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勾勒出了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史。最为难得是,在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时,作者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本书内容丰富,视野宽广,堪称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通史的经典权威读本。

(三)作者简介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1922年、1924年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1942-1946年在中国,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6-1948年在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66-1977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1983年在英国剑桥任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1990年任名誉所长。

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 人物生平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

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

1920年李约瑟获得学士学位。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同时他找到了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

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

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2卷,中国哲学3卷,前科学4卷,中国技术5卷,"李约瑟问题"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

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198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5年3月24日20时55分,李约瑟逝世。

2. 成就综述

李约瑟教授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约各占一半)、学术著作约50种,其重要的代表作有两种一是1931年发表的《化学胚胎学》三大卷,创立了这门分支学科。另一是作为总设计师、组织者和主要撰稿人于1948年开始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出7卷34册,已出19册。

李约瑟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李约瑟问题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有人给出了相关解答,认为:(1)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2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时45年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3. 主要荣誉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1),英国学术院院士(1971),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78),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3),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爵(199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爱因斯坦金奖(1994)等。

4. 人物评价

《自然》(Nature)杂志对李约瑟的评价是,"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

1995年李约瑟逝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中写道"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梧,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

2008年《南方周报》发表文章称"李约瑟的仗义和丰功,值得每一个华人感戴和铭记"。

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大量资料表明,类似的问题和讨论早已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李约瑟不过是以中国科技史的西方专家这一独特身份重提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关于该问题早已有之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爱因斯坦在李约瑟正式表述此问题之前就讨论了此问题,并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约瑟后来得知后给予反驳。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李约瑟正式提出此问题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资料表明,李约瑟读过冯友兰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诱因之一(参阅王钱国忠编《李约瑟画传》)。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赋予了一定的新涵义。其新在哪里,是对还是错李约瑟问题和先前的类似问题之间是何关系

吴晓波在《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写道,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

(四)该书目录

上册

新版前言(江晓原)

第一卷

前言

第一章 序言

第二章 中国语言

第三章 中国地理

第四章 中国历史——先秦时代

第五章 中国历史——统一的帝国

第六章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科学传播

第七章 儒家与儒家思想

第八章 道家与道家思想

第九章 墨家与名家

第十章 中国科学的基本观点

第十一章 伪科学与怀疑主义传统

第十二章 晋朝、唐朝的道家和宋代的新儒家

第十三章 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与中国自然主义的后期重要人物

第十四章 佛家思想

第十五章 法家

第十六章 人间法律和自然法则

第二卷

前言

第一章 数学

第二章 天学

第三章 气象学

第四章 地学

第五章 地质学和相关科学

第六章 物理学

索引(第一卷、第二卷)

下册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五)吴国盛:我们能否重写中国科技史?

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解放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解放周末:在《中华科学文明史》封底上,刊登了您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李约瑟经典著作的经典浓缩,中国科技通史的权威版本”,对此您能否作进一步解读?

吴国盛:我的推荐语讲了两句话:它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一部权威通史。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经典。李约瑟以其宏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开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先河,堪称经典。而由柯林·罗南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认可,亦可称为经典缩写本。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特别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它是权威通史。某种意义上说,李书集成了、代表了中国科技史的整体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式。李书虽然由李约瑟发起、策划、主笔,但实际上汇集了数十位东西方汉学家的智慧。与其巨大规模和篇幅可以相比的,是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的科技史家集体编写(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后者除了材料更加扎实、丰富,编史纲领并无根本突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李书是一部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李约瑟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

吴国盛:有两个方面。首先,高度评价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科学和文明成就,有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甚至不惜人为拔高。李约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是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用英文写作的巨著,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和任何一位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贡献。这一点是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备受国际社会冷落时特别感激的,也是中国科技史家自觉沿袭的编史目标。

其次,李书站在今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用今日的科学分科、今日的科学划界标准来编排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是一部典型的辉格史。虽然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知识方面远远走在西方的前列,但是,他仍然相信近代科学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最终归缩。所有的原始科技,东方的、西方的,如一条条溪流汇入到近代科技文明这个“大海”中,都最终要发展到现代科学这样的形态,这是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科技史的“百川纳海”模型。因此,他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世界近代科技的先驱,强调它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这一编史模式也为中国科技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解放周末:能否举例说明?

吴国盛:比如,我们在李书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就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技术成就的高低进行比较。李约瑟有非常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不仅熟悉中国的情况,也熟悉西方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技术性比较。我们经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他总是力图论证某种技术、某种理论或观念中国比欧洲领先多少年,某种技术、思想或观念是近代科学的先导、先驱。

又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个概念,这个如今的中国人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说法,而是20世纪上半叶被李约瑟“炒热”的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16世纪的时候,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的进程,但培根并没有说这些发明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说法,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但是,让“四大发明”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正是李约瑟。

解放周末:李约瑟以西方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突出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贡献,这种范式对此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国盛:在李书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部通史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杜石然等编著的单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部就是前面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2008年完成,由卢嘉锡总主编、中科院集结全国力量完成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者是一部小型的通史,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分期。后者则充实了大量资料,研究更为细致、具体。但是,总体而言,这两部书仍然是以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目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视野来编排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通史从而也就只能是分科史的简单拼接),在思路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李约瑟的范式,都还限定在李约瑟的“框框”之内。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李书的权威、经典。

解放周末:这部著作的确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巅峰,但听您的话音,您似乎认为它有严重的不足?

吴国盛:是的,的确如此。李约瑟的编史纲领代表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盛行的版本,辉格史,也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以今天为发展目标的进步史。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有自己当时的目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样子为发展目标。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技史界努力从种种极端的辉格史中摆脱出来,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发展了许多新的编史纲领。但很可惜,在中国科技史界,虽然有一些新的编史纲领和新的编史实践出现,但总体上还没有从辉格史中摆脱出来。李约瑟的确还未被超越。

当然,与西方科技史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上没有走出积累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多元化编史纲领的运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李约瑟纲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读者是西方人,因而更多的从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化能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没有着力阐释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性,没有把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明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文化自身的与境中来考察。当然,李约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比如他就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所谓的有机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有机自然观这个说法,仍然是从西方人角度讲的,西方也有有机自然观,而且只能从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李书也不是着眼于这个无所不在的有机自然观去考察中国的科技文明史。

解放周末:比如说?

吴国盛:比如说指南针。李约瑟其实也知道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风水堪舆的需要,用于航海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在指南针与风水堪舆的关系上多做文章,倒是花了不少力气论证指南针的发明以及所代表的磁学成就如何领先西方,用于航海如何在时间上领先。实际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于欧洲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中国就根本不具备革命性。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与境下,它们完全是另一套故事,但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讲出来。目前讲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西方语境下的故事。

解放周末:您和某些科学史家一样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

吴国盛:是的。李约瑟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最终都会,或迟或早,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预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强力入侵,中华文明绝无可能自发生长出近代科学来。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你非要问为什么梨树上没有结出桃子,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中国近代科技史非常清楚的显示了,近代中国人不是把传统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了现代科技,而是根本抛弃了传统科技,重新学习和发展西方的科技。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解放周末:这个问题其实和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医”一样。

吴国盛:是这个意思。

解放周末: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李约瑟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科技史呢?

吴国盛:既要重新思考历史,引入新的编史纲领,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它在形态上和西方科学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着手,重写科技史。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不少新的尝试,比如美国汉学家白馥兰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美国汉学家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一些可贵的编史理念和编史实践出现,比如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对于中国天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孙小淳教授提出的用“两岸风光”模型代替“百川纳海”模型,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这些新的编史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发展,还没有落实到更广泛的编史实践中,至少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通史。所以现在我们还只能读李约瑟,或者读罗南这本权威、经典的缩写本。

解放周末:这对当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吴国盛:是的,用新视角来重写科技史,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品,恐怕需要20年、30年,甚至50年时间,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2011年3月25日第20版,作者: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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