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和废弃以及与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仍是一个开放话题[1,2]，或许器物尺长可以作为判断地域政权属性的参考。 以下叙述省略器物长度的单位cm。
[1] 冉宏林. 三星堆城址废弃年代再考. 四川文物, 2021,(1)
[2] 施劲松. 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 2020,(5)
[3] 施劲松.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 考古学报, 2011,(2)
[4] 陈德安, 陈显丹.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文物, 1987,(10)
[5] 二陈. 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文物, 1989,(5)
[6] 何锟宇, 周丽, 张寒冬, 等. 成都市新津县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2013年的发掘. 考古, 2018,(3)
[7] 李进增. 古蜀王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精华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1 三十五年前发掘的三星堆K1和K2[4,5]，适用夏尺15.8 cm和商尺19.7 cm的器物皆有；更早的宝墩陶器[6]适用夏尺。通常说K1和K2在商代晚期，因而再给出适用夏尺的几例器物。
青铜兽面具K2 出土有九件，基本完整。发掘简报介绍Ａ型(K2③:29)，宽27一尺七寸过1.4 mm而高12.2八寸欠4.4 mm。通高或许不是设计控制尺寸，且面具厚2 mm而微凸，尺寸可能因变形而略有变化。
三星堆网页介绍三例，B型复杂，宽23.4一尺五寸欠3.0 mm、高20.4一尺三寸欠1.4 mm；文献[7]介绍B型面具宽26.9一尺七寸欠0.4 mm、高20.8一尺三寸过2.6 mm。 两者照片如下，似未变形失真，设计使用夏尺15.8 cm。
金杖(K1:1) 系用金皮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前文已说“长142九夏尺欠2.0 mm似乎比七商尺二寸过1.6 mm 更为合理吧，直径2.3一夏寸半欠0.7 mm 也要可信些”。此外，杖上端的平雕纹饰也适用夏尺：长46 二尺九寸欠1.8 mm，人头高二寸，箭(?) 长九寸，鱼长五寸和四寸半。
二十年前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内径5.29、厚0.02厘米[7]。以夏尺15.8 cm度量，则外径八寸欠1.4 mm；据此调整照片比例，并添加直径三寸半和二寸的同心圆。齿状光芒因埋藏而变形残损，但可以判断长边的原始设计：将直径二寸的圆12等分，以各分点Ｑ为圆心，从直径2R 为三寸半圆上点Ａ开始作半径R的1/4 圆弧ABC。不过，齿条短边似差别较大而不敢猜测。
以上是事实。以下是猜测。
2 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使用商尺19.7 cm，且山西多地二里头文化以及河南辉县距今4000年已使用商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期间，济南城子崖、偃师二里头、武汉盘龙城，以及河南禹州、新郑、淅川等地，则使用尺长15.8 cm。笔者猜测“黄河左右曾有商夏”。
济南、偃师、新密等地曾发生夏尺和商尺的变更。“偃师二里头”大致为公元前1750~前1500年， 武汉盘龙城在公元前1500 年突然出现而存续300年，且安徽凤阳和湖北郧县的“商代”陶器仍适用夏尺，笔者猜测二里头和盘龙城是夏都，且夏在淮河以南存在至公元前1200 年。
3 公元前1600年商汤立国时或许尚在黄河左岸，其后在郑州二里岗立足，与夏正面争斗而逼其向南退缩至武汉盘龙城，此前商只是借着黄河摆动而蚕食。公元前1200年即盘庚迁殷百年之后，商朝都城稳固而国力充实，最终完成了对夏的征伐；当然，夏也可能因千年一遇的长江洪灾而削弱乃至倾覆。
说盘龙城可能“毁于洪水而非亡于商”并无证据，只是想到王恩田先生(1931—2017)博文“商纣王没有那么坏,周武王也没有那么好”。复制两段如下。
商纣王十年征伐东夷往返六七个月，胜利后只是“册夷方”，即册封夷方(《甲骨文合集》 36498)，“王必册赐我夷方”(《甲骨文合集补编》 11235)。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从夷方掠夺了财富。商纣王还征伐过西伯昌(即周文王)，胜利后册封周文王为“周方伯”(《周原甲骨文》)，同样也没有掠夺财物的记载。
反观被称为“武王革命”的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俘获殷人奴隶“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获殷人自由民“三亿万有二百三十”，“牛五百有四”，“羊豕二千七百有一”，“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逸周书》·世俘解)。此外，还掠夺了难以数计的铜器。已佚的《书·分器》中的“班宗彝”所说的就是向将士颁发所掠夺的青铜器。
宝鸡石鼓山M1~M4 的器物表明“周曾接受商朝册封而使用商尺”；但盘龙城始终使用夏尺而未见制度改变。请注意，商尺与夏尺有5：4的关系，个别器物符合商尺不足以作证。另一方面，长江宜昌站洪峰流量1931年64600、1954年66800和1998年63300 m^3/s；此前四个世纪均有超80000 m^3/s洪峰流量，而1870年为11000 m^3/s。江淮之间的夏人遭遇洪水而削弱乃至倾覆，是完全可能的。
4 丧失盘龙城的夏似乎会沿着汉水向上，而后进入成都平原。当然，夏人向长江上游的扩散或许早就进行(宝墩陶器适用夏尺)，只是入居三星堆的贵族或许来自于盘龙城。古蜀在三星堆青铜之前似未有大量出土，其后成都金沙遗址的青铜器数量较少且形体较小。三星堆所用的部分铜料及部分铜器可能来自于盘龙城——这是我的猜测，而蜀地铜料欠缺是学界的共识[3]。
三十五年前发掘的三星堆K1和K2以及后续发掘的金沙遗址均有夏商两种尺度，表明三星堆以及金沙的夏人曾接受商朝的册封。发掘简报[4]已提及甲骨文有“至蜀”、“征蜀”、“伐蜀”等卜辞。金沙立人像[3]通高19.6 cm一商尺欠1.0 mm，而三星堆大立人像通高260厘米即十三商尺二寸欠0.4 mm，其花冠高17.7 九寸欠0.3 mm、冠下至足底人高163.5 八尺三寸欠0.1 mm、台座高78.8 四尺整。众多适用商尺的器物表明，三星堆的毁弃并非源于商朝征伐。
三星堆遗址今年新发掘的器物若仍含有夏商两种尺度，则可认为“该地族人将数百年来制作的精美器物全部毁弃——战败之前的悲愤之举，并非祭祀”，时间在武王灭商之前，因为“臣服于商已是不堪，商亡之前似不能再臣服于周”。三星堆作为“夏遗都城”大致在公元前1200至前1050年；生命当然仍会继续——繁衍生息于成都金沙的夏人将使用周朝尺度，其长21.5 cm。
三星堆残高396 cm的青铜神树，或许并非“沟通天地和人神对话的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7]”，而是夏人洪水中逃生之后的感激和致敬。
5 常说的夏商周有三个含义：人群，地域，政权及存续时代。时间久远，先人的印迹稀少而真相难辨。关于夏的历史或许来自周的文字记载，多有不可信之处，对夏朝“存而不论” 的学者也是不少。不过，“夏”总是华夏大地上的一段历史，只是被泥沙掩埋于地下。时至今日，考古发掘的大面积揭露，使我们比汉唐的博学者了解更多的远古。
以使用尺长作为政权属性的判断，夏朝尺长15.8 cm，在公元前1750～前1500年以偃师二里头为都城，拥有黄河右岸的地域；在公元前1500～前1200年以武汉盘龙城为都城，拥有江淮之间的地域并向长江上游扩展；公元前1200年因洪水撤至四川三星堆为都，后臣服商朝而使用商尺19.7 cm；在公元前1050年亡于周。夏人在成都金沙继续繁衍生息，使用周朝尺度2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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