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老师从微信转来两篇文章，一是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另一是北京大学董珊教授“[1]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 文物, 2019(10)”。董教授的文章是读到“[2] 孙伟刚. 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 文物, 2019(1)”后所作研究，昨天发表于“先秦秦汉史”。学习之后颇有收获，也有些想法。先写出对条石尺寸的理解，供专业研究者参考；错误欠妥之处，敬请批评。
2010年1月 西安市阎良区群众在石川河道内挖沙时发现带铭文的石刻文物。地图和说明从文[2] 复制，摹写铭文从文[1]复制。
关于条石尺寸，文[2]称袤广厚约合今天的208、67和58 厘米，“这些尺寸与现在实测的石刻长、宽、厚尺寸基本相同”；文[1] 则说“袤、广、厚三个数据基本合于秦代尺度，毋需讨论”。计算所用秦尺的长度是23.1 cm。
商鞅公元前350年二次变法而制定尺长23.1 cm，有多件实物传世，且得到铸客大鼎、升鼎等青铜器的佐证，没有任何疑问。实物长度比铭文表示数值偏长 2~4 cm，是加工误差吗？不，不是！2~4 cm是预留的加工余量。现在所见是运输途中失落的毛坯而不是成品。且不说长度，石条宽度和厚度的偏差一定会在 5 mm 以内。器物总是有尺寸设计的，而作为国家制度的尺长是精确的。
文[2] 称“刻文青石板应是在今富平北山开采石料后，按照工程所需，提前规划好不同构件所使用的位置，在开采地修整成形，而后直接运送至陵园建设地”，或许稍欠准确。文[1] 指出“这件条石遍布凿痕，应属于未经细加工的毛坯，或许会先运送至秦始皇陵外城西垣的郑庄，经细加工后才成为建筑地宫的石材”，想来可信。
文[1,2]从条石在地宫使用的角度释读铭文。不过，笔者觉得材料采购单与工程设计图总是有区别的；而分级管理、各负其责，才能高效可靠。
或许铭文就是一张工序单。左部的“工讙” 将石料转交给“右中部”；后续的加工者也会“勒名于石”。刻铭之处已经打磨而不必加工，因而铭文都会保存下来。当然，其他同类物件或许只有编号而不会如此详细刻铭。铭文第二句“石堂勾(再？)施木卅六”中“木”，或许就是指代这类待加工的条石，总计36件，其后具体说明尺寸；“再施”就是再加工之意，“石堂”就是上述郑庄，而“输纳房”或许就是运输部门，“丙廿九” 是物件的类别和编号(注)。这些只是猜测，但如此才是明确的指令和准确的记录。
注：编号“丙廿九”，或许“丙”是分类号，“廿九”是总序号。文[1]参考文献引用“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80页，图一七〇：3。该书第56页又记载临潼区博物馆藏大型门槛石，铭文‘甲百八’，长170、宽55、厚26厘米，出土于内城垣西门阙遗址”。
博文的编号是作者序号和科学网博客总发文序号，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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