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融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其必然性体现在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工业社会的致命缺陷之中；生态融合的理论依据包括：自然规律是人类可以认识的；人类开始认识到改善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性；生态科学的迅速发展与扩散。实现生态融合的路径包括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生态创新的不断突破、生态生活世界的建构。生态融合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生态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融合；生态命运共同体；
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环节。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很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维度，但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对自然系统、人与自然系统的关系的认识与反思。对旧的文明形态的超越不能只是在局部的领域内的改变，而必须是根本性的、全面的变革。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问题，生态文明也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工业文明中增加一点绿色。如果说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建基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即工业革命的话，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则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生产方式内部的变革，即便是工业的生态化变革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从生态自身的整体性和生态影响的复杂性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多主体性，都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生态融合之路。所谓生态融合，就是在彻底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的基础之上，将生态理念、生态认识贯彻到底，以生态思维统领人类社会，以生态化方式改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让人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重新融入自然生态之中。
一、生态融合的必然性
顾名思义，生态文明意味着以文明的态度对待生态系统，这里的生态系统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也可以扩展到包括与自然生态系统同时存在的社会生态系统乃至人自身的生态系统。文明一词的对立面是野蛮和暴力。在生态学看来，自然生态是一个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保持着相对动态平衡和稳定的复杂的巨系统，这种平衡是十分脆弱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工业文明阶段的人类生产活动却是在野蛮地破坏这个脆弱的平衡。究其原因，是人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试图以人工自然或人造自然取代天然的自然，而忘记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1]167，是“生活在自然之中”[2]322。从人的定义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的实质就是对自然状态的脱离，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远离自然的过程。这里的远离，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间接性的增加。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而这里的间接性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人造物作为中间环节。根据洛伦兹的蝴蝶效应原理，中间环节越多，就意味着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在增加。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角度来看，根据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整个生物圈处于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由近及远的各种关系网络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保持着一个动态的相对稳定。即便是在每一种生物之中，个体、种群、群落之间，也都是依据其自身的特性而形成一个小生态系统，人类作为生物圈中的一员，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类自身的活动把自己隔绝于自然系统之外。造成这一隔绝的主因是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其核心要素就是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从生态危机概念的内涵来看，既有对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稳定性的担忧，更多的是对人类自身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忧虑。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体现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在从不间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交流中保持一种总量的大致平衡。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原始社会、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不论是单个的个体还是不断增长的社会总体，物质能量的消耗都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特别是物理、化学知识在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不断地拓展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从人类对自然的暴力的增加的角度来看，人类在提升自身文明程度的同时，也在将自身“野蛮”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在这种暴力和野蛮的不断升级中走向背离与撕裂。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3]559-560因此，人类必须实现与自然的和解。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解，其实质就是消除对立走向融合。这里的融合可以理解为“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在复杂的联系与作用中所具有的一种以趋同性为‘中介’所链接的彼此相向和（或）彼此协调的‘关系状态’与作用过程。” [4]27-31而生态融合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融合性的建构过程。其实质就是要改变人类目前背离自然的状态，向自然趋近。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大系统中，作为两个主体的人和自然具有不同的主体性，遵循着不同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其中人类可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进而改变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虽然不具备像人类一样的主动性或能动性，但是却可以从诸多方面限制人类的活动甚至生存。所以生态融合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开始改变对自然的看法，着手改善以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却离不开自然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做出的一系列反应。这也就昭示了生态融合本身也是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本身来自于自然，由于要脱离自然的控制，摆脱自然状态，才有了现代的人类。人与自然的对立，既是一个人为的对自然的超越过程，同时，其本身也还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人既在自然之上，又在自然之中。生态融合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始状态的回归，同时又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状态的超越。
从人类自身发展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从“人与人像狼一样”的野蛮状态发展出农业文明，进化为工业文明，人与人之间野蛮、暴力、厮杀、压迫的状态得到了遏制。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正义已经完全实现了。恰恰相反，资本以其更为隐秘的统治方式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资本的逻辑在外观看起来貌似公允：以量化的货币作为价值标尺来衡量一切。以被抽象了的数字化货币为中介的市场交换成为了社会交往的价值基础，“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5]79为了生存，工业社会中的人只能严格按照货币式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因此，货币哲学就是工业社会精神面貌的直接体现，成为工业文明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渗透到伦理道德乃至审美领域，货币哲学抹杀了不同价值之间的界线。在这样的原则主导下，自然生态也就变成了可计算的价值单位。当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都已经成为稀缺资源，整个自然生态面临重大危机、人类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顽固的货币哲学显然已经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人们开始重新反思这种理性算计所带来的恶果：理性的泛化产生了非理性的结果。自然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能够成为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人的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从自然中获取的金钱来衡量。对货币拜物教的揭露和去魅开启了多元价值之门，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对荒野的怀念激起了人们回归自然的欲望，拥抱自然就必然会提出实现生态融合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生态融合也是超越货币哲学的必然逻辑结果。
从“技术-经济-社会”的内在结构来看，工业文明将其效益或效率进行了最大化或最优化处理。工业文明的诞生就是技术革命的结果，技术的变革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来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技术效率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使得商品的价格发生剧烈变化，技术创新推动着商品的更新换代，新的商品的产生又进一步加快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技术的根本属性是人类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甚至可以认为，拥有技术是人类得以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在技术史视域中，早期的技术比较简单，多数是对自然物的直接利用或简单的加工，在形式上可以认为是对人的肢体的功能的加强或延伸；进入机器时代之后，开始了对大自然能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速度也随之进入了新阶段；自动化技术兴起之后，对自然的掠夺速度更加飞涨，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能源和资源匮乏的担忧。事实上，从技术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处置自然的责任，要为人类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提供帮助，因此，控制、改造、利用自然就是技术的唯一功能。在传统社会中，技术只不过是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的工具，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整个“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制造出来的商品成为市场的主导者，而商品背后的资本逻辑进一步扭曲了技术的本真意义，给技术打上了社会印记。这就使得社会的生态需求必须通过市场中介转化成技术需求才可能具有现实性，因此，实现贯通整个“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生态融合就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二、生态融合的理据
虽然生态融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生态问题具有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生态融合并不是可以自发的实现的，所以必须要深入地分析能够给生态融合提供可能性的理论依据。
首先考察作为生态融合主体之一的自然系统可以提供的可能性。自然本身是一个自在的存在，其运动、变化遵循自身固有的规律，进化出人类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既然人类本身就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当然也是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诞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影响和改变了自然的进化和演变，比如制造了一些非自然的物品（人造物）、干预了自然环境中各种生命演化的秩序（造成了某些物种的灭绝）等，但是人类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理解和运用。换句话说，人类认识自然、改变自然甚至想要征服自然的原因就在于自然提供的一份认识图谱。这份图谱是人类认识演化乃至于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演化的基础。很显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自然向人类打开自身的方式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方式，而不是相反。从根本的意义上看，生态危机只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带来的对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某些条件的变化产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后果，而自然用来纠正这一偏差甚至错误的方式就是通过自身的变化提出警告，对人类的“不当行为”进行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灭绝性的打击。也就是说，自然不是一个人类可以随意涂抹的白纸，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因此，自然既为人类的诞生和进化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人类的活动设置了限制。这个限制的边界虽然是由人类自身通过认识和活动能力来体现的，但是其根基和基础却是自然存在本身的客观性。换句话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本身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功能之一。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的产生是自然给人类提出的警告，也可以说是自然给人类提出的问题，因此，从逻辑上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在自然之中，而不可能在自然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自从人类诞生之后，自然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然来说也是其自身演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据自然界协同共生的基本规律，每一种生物都被赋予基本的生存能力，而自然赋予人类的生存能力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与自然的这种特殊关系：人类可以干预自然的演化。这种干预可以以导致生态危机的方式破坏自然，相应的，人类也可以在自然的指引之下，以顺应生态规律的方式进行生态融合。
其次是必须回答作为主体的人及其社会进行生态融合的可能性问题。毫无疑问，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及其社会就自然而然的会与这一生态系统和平友好地相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恰恰证明了，人类的发展即所谓文明的进步是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友好开始的。伴随着人类的能力提升的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究其原因，其实还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生态危机之后，人类首先开始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各种绿色思想、绿色理论、绿色伦理不断产生、发展，绿色的理念已经普及到整个人类社会，成为基本的共识，这就为生态融合提供了最基本的理念基础。从物质基础来看，现代社会伴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日益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愈发精细化，并且突破所谓“民族-国家”的界限；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的发展，展现出“时空压缩”的特点，世界的扁平化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为重要的是，环境问题威胁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安全，正是“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给了人们以“地球村”的感觉，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各种绿色运动的兴起、各种绿色活动的开展、各种绿色制度、法律不断地出台、修订，都在呼唤着一场彻底的绿色革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开始从各种细节做起，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慢生活等等，生态理念的不断渗透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转变对待自然的态度。科学已经证明了过去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的看法是错误的，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科学只能是伪科学。踏踏实实地回到科学的原点，回归对自然的尊重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这才是“科学发展带来的问题只有科学才能解决”的真实含义。而人类及其社会中所有这些变化都为彻底的生态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当然，生态融合的真正意义上的、最现实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科学及其发展。相对于人类的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来说，生态学是一门很新的学科。而且从诞生伊始，生态学就不是一门单纯的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生态学的始祖是古代研究各种动植物分类的博物学，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是从对生物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起步的，因此，“关系”的向度是生态学的关键。起初生态学研究某一物种个体或种群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主要是针对环境变化对生物的生存的影响。后来生态学的内容不断扩展，包括生物种群内部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生物种群分布及其相互影响等等，扩展之后也不断出现各种应用性生态学、综合性生态学的分支；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也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研究技术水平、实验手段也不断更新，总而言之，当前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生物品种和类型，其知识领域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学以及生态规律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之外，与号称“价值无涉”的其他自然科学不同，生态学渗透了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内容，其影响范围也拓展到这些学科。在生态科学的视域中，人与其他所有的生物一样，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其生存的条件同样的依赖于自身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生态学看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并无任何特殊的自然属性，在其自然生存能力上，甚至比不上大多数的生物物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存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于社会生态系统。同样的道理，生态学诞生之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也逐渐的受到其影响，甚至人类的认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关系的向度，生态融合的理论基础就蕴含与此。
三、生态融合的实现路径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必须通过现实的操作才能转化为现实。生态文明就是当代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生态融合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但是要转变为现实还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比如关键技术的突破、规制体系的建构、理念与认识的统一等等，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最基本的路径就是绿色技术的研发和使用。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生产过程进行绿色化处理，逐步地追溯到生产的源头即产品的原料选择与加工、生产工艺设计等，绿色技术的概念由此产生。从定义上看，所谓绿色技术就是指“对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6]38-41从技术原理上看，绿色技术指向生态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和能量守恒。从技术效果来看，绿色技术由于其自身的公共性特征，产生了双重外部性特征，[7]319-322使得绿色技术活动既有环境效益溢出，又有技术效益溢出。从技术分类的角度来看，绿色技术主要涵盖污染处理、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目前，绿色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主要还是政府和社会在推动，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第一是科学进步速度缓慢。相对于传统的经验性技术而言，现代技术的进步严重依赖于知识更新，虽然目前从事科学研究的队伍日益庞大，但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成就却严重缺乏，不要说重大的技术突破难以实现，甚至用于技术研发的方法和手段都进展缓慢；第二是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动力严重不足。现代社会的功利性特征使得技术理性自具备单一的经济目标，对环境效益的追求缺乏动力支持，仅仅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撑绝非正常的技术运动轨迹，甚至难以持久，更别说创新突破；第三是社会的整体氛围不足。虽然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被人们所公认，但是其公共性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搭便车，生态责任的归属不明确，互相推诿成为一种常态。生态伦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特别是在发展程度不同，贫富差距较为明显的区域，人们的认识也无法统一，践行起来也存在明显的差距，生态公平、环境正义都还在研究和讨论之中。破解这些难题，是扩展和深化绿色技术的研发和使用的基本路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将绿色理念通过技术渗透进入生产领域，才能够改变生产方式，超越工业社会，进入生态文明。
其次是不断进行突破性的生态创新。相对于绿色技术而言，生态创新的内涵更为广泛，既包括技术创新，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社会规制体系等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创新理论，生态创新不是简单的添加一个绿色元素，而是要形成一个新的创新体系，通过将生态环境纳入创新系统并成为新的创新要素甚至是核心动力，逐步地消除生态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外在性甚至对立性的影响。目前各个国家、地区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针对具体生态问题的环境政策，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要建构生态创新体系以适应人类及其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就必须在现有的相关政策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创新系统。在制度建构的层面上理解生态创新，可以转换为政策变迁与创新活动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动态的时间轴，也包括静态的结构图谱，而决定互动成效的关键在于对政策场域的理解程度以及政策场域的现实关联度。传统创新理论的动力模型侧重于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由于生态问题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使得生态创新需要建构全新的动力驱动系统，比如需要加入规制因素的考量，由此研发新的创新理论和新的创新模型。与原来的创新理论和创新模型注重创新结果相比而言，生态创新的理论和模型更加注重创新过程，覆盖面也必须扩展到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根据系统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生态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的剖析，从内部的结构到外部的互动，从创新动力的形成机制到创新扩散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结合“无缝之网”的对接，可以催生出生态创新的演化图谱。从创新进化论的视角来看，生态创新是对传统创新的全面超越，而这种超越的突破之处就是生态学理论与创新理论的融合。
最后，但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生态生活世界的构建。根据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则，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指出现代科学的缺陷就在于只为人类提供事实，无法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意义基础。而人类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需要有一个意义世界，即生活世界。由于不同的文化起源与发展，目前人类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状态，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就是以现代科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同时这也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希望通过反思一元化的文化霸权走向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时代。但是后现代理论以解构为主的特征决定了其建设性不足的缺陷。建构新的文化类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生态理念已经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但距离中心位置还很遥远。相对于“技术-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生活世界的结构更为复杂多变。虽然说文化具备教化功能，可以缔造现实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一种以现代技术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顽强地在各种文化中扩散，甚至使之成为谋生的唯一的手段时，文化连自身的意义都会面临丧失的危险，就好像无意义的无厘头文化的盛行。彻底的生态融合必须改变这种生活与文化分离的状况，以生态理念和生态思维重建生活世界。要把生态融合从外在的约束性行为变为内在的主动行为，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铸造生态德性。以生态教育、宣传为基础，通过相关政策的社会建构，使其内化为人们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将生态价值全方位融入生活世界，使其能够成为社会实践场域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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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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