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人生于生态之中。生态中的人必须面对三种基本的交往：人与自我的交往、人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在交往之中，人建构起了自我的世界，去进行着自我的完成，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人生如此，就意味着自我、他人与自然成为人必须面对的交往对象。这一对象世界既是我的世界，又不是我的世界。如果是我的世界，就应该是一体的，即纯粹自然的；如果不是我的世界，就应该是无我的，那么我就处于无处安放的流浪状态。
生态的困境就存在于人的生存生态之中。人，不能离开已有的生态而生存；人，又必须不断地打破既有的生态平衡以创造生态制高点，即爬上生态链的高端。而所有这一切，又依赖于人的生态认知和自我认知。所有的认知都只是相对的，对确定性的寻求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当人的自我位置成为具有决定性的认知元素之时，就意味着生态的困境成为一种常态。
人的意向性在成就人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他者。这种意向性成为生态容器的破坏者。生态自身的意向创造着生态的意志，从而以生态图谱描绘自然世界。人的意向一经产生，就不断挑战生态极限。“生存还是灭亡”这个永恒的话题成为生态的魔咒。家园并不总是精神的，情感也会随着自身的未知而不断发生着改变。记忆总是会被遗忘所打断。出走的娜拉很难再回头。自以为超越了生态的人，却总在不经意间被打回原形。
生态具有自身的选择性。选择的具身性成为人的困惑的源头。自认为可以超越一切的人却无法超越自身，就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此岸性、有限性就在流动的生成之中。所有的出场都有既定的情境。即便是想要去出离也必须首先出场。人类的“命定”不是自我决定的最后一幕，而是生态困境的出场学。
如果身体只是心灵的安放之所，生态便会变得无足轻重。安放，其实并不是凭空的，而是需要非常严苛的条件的。放置，更多的是被摆置。心灵所寻求的自由、自主始终都是被决定了的。生态的界限就是自我救赎的极限。沉沦，是生态的必然逻辑。自我的位置并不总是自我的寻求，自我的出场也不总是适切的。归根结底，生态的困境还必须打破自我的存在误区。而破解的根源却总是处于被遮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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