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瞌睡·会风·官风·仇和现象

——“勒令辞职”能“辞”掉“打瞌睡”吗？

[ 海瑞两千 ] 2008-03-05 19:58:35于人民网强国社区深入讨论区

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听讲座”的时候打了瞌睡，因遭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被迫辞职了。此一事件一经披露，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有同情“打瞌睡”的蒋文辉的，觉得蒋文辉有点冤；也有支持令其“下课”的举措的——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为了“整顿官风”，甚至有人说：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 ；这是仇和面对官场风气的“突围” ，真是这样吗？

既然“打瞌睡”涉及到“官风建设”。我觉得倒是真有必要把这一事件上升到“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以“以人文本”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层面上来认识，因为：“官风”对“世风”起着“典范”的作用（或者坏的典范，或者好的典范），有什么样的“官风”就会有什么样的“世风”，而“官风”和“世风”恰恰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外在表现。

有鉴于此，从“打瞌睡”到“点名批评”到“勒令辞职”这个事件的全过程，折射出的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涉及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问题。

一、几个须澄清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有几个“事实”是要搞搞清楚的：

第一，“打瞌睡”是什么？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还是干部的“行政过失”？“工作失误”？

第二，仇和的“点名批评”是怎样的？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天的会议，其实际效果又是怎样的？

第三，究竟是因为“打瞌睡”被“勒令辞职”？还是因为受到了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而被“勒令辞职”？

㈠“打瞌睡”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探明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受过些教育的地球人都知道：“打瞌睡”是人类作为动物生命体的一个自然生命现象，或生理需求。科学研究证明，“打瞌睡”是由以下一些情况引起的：

—因生理上的大脑疲劳，从而应大脑的睡眠要求引发的、作为总体睡眠不足的补充而打瞌睡。

——因逃避眼前现有情状而引发的心理状态进而产生的生理上大脑疲劳，由逃避的姿态逐渐引起的。是因为眼前的情况太令人乏味，心理上“无意识地”认为睡着了就能避免。这种瞌睡是由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作用造成的。在会议或报告会的某一时段，由于内容令人乏味，同时也由于与会时各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状况（比如：乏味、厌倦、神经衰弱、嗜睡症等等）、作息时间（比如：头天晚上因加班加点睡晚了或失眠了等等）等方面的差异，常常会出现这种有些人“打瞌睡”而有些人不“打瞌睡”的情况。

因此，“打瞌睡”是人的自然的“生命现象”——一种人体不可抗的生物规律，因为“大脑”已发出警告：“我要休息了！”，而不是瞌睡者的“主观故意”行为。事实上，与个人的“人文素质”无关！关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语）

㈡仇和的“点名批评”是怎样的？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取向？

当仇和看到有人在“打瞌睡”，便突然“礼貌地”对讲座主讲人侯干云说“打断一下”，然后将目光转向第一排靠最右边的方向“很不礼貌地”厉声道：“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不客气地吝啬到连称呼一下“同志”都不肯。

这里，我们不妨比照一下毛泽东同志对待听他讲座时坐在第一排“打瞌睡”同志的方式：

著名作曲家刘炽，延安时期，是红军大学的学员，一次毛主席亲自给学员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刘炽好学，乐于接受新知识，坐在了第一排，毛主席浓重的乡音，加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陌生的名词，刘炽听不懂，索性闭上眼皮，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当值星排长伸着俩个手指刚要戳刘炽的脑袋，这时，毛主席说话了：“别戳，别戳，这小鬼肯定是昨晚调皮没睡好，让他睡好了。”下课后，毛主席对刘炽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可不许调皮，要好好睡觉，再上课，可不许打瞌睡喽！”

两相比较，就给予人们的直观感觉而言：

仇和的态度和做派是冷冰冰、盛气十足的；潜含的价值取向是“上尊下卑”（在主席台上的是“尊者”，主席台下的是“卑贱者”——可以不必“同志”相称）；目中无“人”，苛责的是“人类生命生存的生理本能”，——把“打瞌睡”看作是“大逆不道”，是对“上”之“尊严”的侵犯；多少有一点“官威凌人”的面孔。

而毛主席的态度和风度是和蔼可亲的，谁都不难体味到那种“对同志的春天般的温暖”，其价值取向是“上下平等”，“以人为本”，尊重的是“人类生命生存的生理本能”——认为：“打瞌睡”是因为“没睡好”使然；彰显的是一代人民领袖的伟大而崇高人格品质。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两种态度、两种“官风”、两种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这一点也“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㈢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的“被勒令辞职”。究竟是因为“打瞌睡”被“勒令辞职”？还是因为受到了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而被“勒令辞职”？

1.“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如果这句话不是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说的，而是一位极普通的与会者说的，那个副局长会被“勒令辞职”吗？显然不会！“虎照事件”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全球范围造成如此大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见一个有关负责人被“勒令辞职”就是明证。然而，陕西的“虎照事件”，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比之云南昆明的“瞌睡事件”却不知要大多少倍！

2.这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坐在第一排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一人被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看到并“点名批评”。当时会场上究竟有多少人“打瞌睡”？（另据报道，在2月11日举行的交流宿迁经验的全县干部大会上，还是有个别干部睡觉。）仅仅是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一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其他“打瞌睡”的与会者，也应受到同样的“礼遇”——“勒令辞职”。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

3.呈贡县的这样一种行政行为（处理）方式，其思想基础，与前不久陕西绥德县发生的“校长被拘事件”如出一辙。绥德的校长因找县长签字触怒了“县长大人”的“官威”，遂有绥德县教育局的“停职检查令”和绥德县公安局的“拘留令”；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在听讲座时，当着昆明市委书记的面“打瞌睡”，被认为是对新任昆明市“第一把手”仇和的“官威”的“无视”，遂有呈贡县的“勒令辞职”——实在不是因为“打瞌睡”。

呈贡县的对“打瞌睡”这一人体生理现象所做出的行政上的“作为”，即没有科学理据，也没有制度上的理据，更没有法律上的理据，事实上，所依据的只是昆明市委书记的一句话：“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这一点，也还是“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一些为此一事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不唯实，只唯上”的“官风”大唱赞歌的网友，的确是看错了事实，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打瞌睡”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即：是“人体的自然生理现象”，还是“工作失误”，还是“行政错误”），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认定，决不是某个长官的“一句话”。　

二、“不良会风”种种——仇和并没有击中“不良会风”的要害，

应当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会议”的存在（比如：原始公社时代，由部落酋长召集的以讨论公社事务为主旨的公社成员代表大会），甚至比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还要长。

会议，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一种人类文明。其中人们关于会议的观念、会议秩序、会议纪律、会场氛围等等有关“会风”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人类理性设计或理性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他们便相当迅速传播开来。这些群体的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社会以来，人们对“会议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意欲打破过去关于“会议”的某些陈腐的传统习惯，以培育更优秀的“会议文化”。其要点主要有：最大限度地减少会议次数；最大限度地优化会议时间（包括会前、会后）、最大限度地降低会议成本（尽量少花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精简会议内容、明确会议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会人员人数；最大限度地做好会前准备工作（比如：会前调研、主题确定、提前通知、会议值班电话、按单位排定座次等等）；提倡精简、高效的会议风格，以谋求会议功效的最大化；等等。

关于“会风”，眼下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即：一说到“会风”，似乎就只是“主席台下”的事情，与“主席台上”的无关，对于这一现象，网间有人撰文说：少数单位在抓“会议文化”建设时，领导要求下属很严，要求自己却很松懈，自己搞特殊，把自己排除在会议文化的建设之外，造成会议文化建设的“灯下黑”现象。其实，“不良会风”的表现，并不只是“打瞌睡”，“打瞌睡”，因其“无意识性”甚至在本质上都不属于“会议纪律”的问题，最多是一个“会场观瞻”或“会场氛围”的问题。

前些时候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题为《“口头禅”里看中国会议文化 》的文章，倒是很戳到了时下“不良会风”的痛处。读来也颇有兴味。兹举两例如下，以飨读者：

“后三排的同志往前坐”使用群体：大大小小的会议主持者。

对象群体：能够到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

使用频率：95%。

使用效果：一次性执行率50%，二次性执行率为0%。

现象分析：开会的时候，会议主持者端坐主席台上说了这句指示。本来这指示很权威，但说多了就成了口头禅，就成了中国各个层次主持会议时不得不做的一项必修功课。回过头分析与会者为啥不想坐头三排，原因有三：一是不能说话搞小动作或者睡觉。二是不易随时溜号。三是一种习惯，万事不上前的习惯。

文化分析：会场上的许多事情都反映了中国的会议文化现状，首先是会议的内容，虚的太多，实的太少，动不动就洋洋洒洒万言，常常连自己都觉得荒谬，因而会议必须改革。二是我们的管理办法，一次性的较多，长期性的较少。三是对规定执行缺乏标准，或者有了标准没了执行力度。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中国糟粕会议文化的一部分。

根治药方：一民营企业的办法，领导讲话超过预定时间，每分钟罚款10元。前面空多少位置，后面与会者按官职大小请上前面空位，并现场交罚款50元，级别一样以后坐程度为准。治愈比率：100%。

“我没什么讲了，最后只讲两句”

使用群体：会议最高领导。

对象群体：各层次与会者。

使用频率：80%。

使用效果：不准确率100%。

现象分析：在中国各种会议上，最高领导总是最后才讲，这两句话一般第一句是高度重视，第二句是狠抓落实。为何总爱讲两句话，主要原因：一是已经很晚了，让大家不要着急。二是表明自己高屋建瓴，概括能力很强。三是突出权威，字少分量重。

文化分析：实际情况是，这两句话绝对是个骗局。第一句高度重视，里边一定含三层意思：思想上重视，组织上重视，作风上要表现出重视。三层意思的每一层还有好几层意思，于是高度重视总体上没有什么意思。第二句狠抓落实，他一定又要分几个层次，领导层先落实，党员层接着落实，群众层要抓紧落实，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如何落实。领导的讲话瘾万万不能低估，这是中国会议文化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根治药方：两句过后，每多说一句交一元钱。

治愈比率：100%。

另有一篇文章则如是说：

绝大部分人的发言接近于‘正确的废话’：说变化，总是与时俱进；谈成绩，总是卓有成效； 论形势，总是可持续发展； 讲缺点，总是前进中的必然，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

碰上谈锋甚健者，从辛亥革命一路滔滔到而今，有时简直就成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或者是个人身世经历叙说。那场景如同我读小学时请贫下中农开忆苦思甜报告会一般，那水平就像那目不识丁的“贫协主席”，那表情仿佛那刚刚翻身的村妪的感恩之状。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必须关注荧光屏上所报道的这会那会，以期寻找学术“亮点”。可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座谈会讨论会，那话语，那调门，那表情，那思维，那气氛如出一辙，全无二样！原来都是一个症状！说这是“失语症”吧，可一个个都在那儿“踊跃发言”，与表症不合；说是“智力缺陷”吧，既不合实际又有诬人之嫌。思来想去，只有“弱智”一词最为恰切，姑且冒昧地称为“集体弱智”吧！

正确的废话，高深的浅薄，聪明的弱智，高雅的庸俗。只务虚不务实，只有皮毛没有血肉，只有声音没有思想，难道这就是“会议文化”？

由是观之，可以说：仇和对“打瞌睡”的“点名批评”，并没有击中“不良会风”的要害！

三、几点简要的剖析——“瞌睡门”的内在矛盾性

在这里，对2月20日举行的，由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亲自坐镇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一简要的剖析：

㈠会前状况“镜头”回放

▲据报道，仇和于2007年12月23日飞抵昆明，12月28日正式就任昆明市委书记，至2月20日，到任不足55天。其间，经历元旦、春节两个重要节假日，16个公休日，法定工作日只有30天左右。在这30天左右的时间里，需要做的事务性工作是很多的，包括：“一把手”交接工作；召开全市52个部门的各种座谈会；1月28日举行的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表示：“谁损害昆明形象，谁破坏昆明软环境，谁就是跟全市人民过不去，每个人都决不答应！”，“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春节过后，2月13日，取消了市级行政审批项目71项，并对一批涉及面广、收费频率较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国家和省里未取消前实行免收；2月14日召开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这期间，宣布：“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成立35个招商分局驻沿海；另外，昆明下辖的14个县、区、市还需要继续走访……

▲自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公布各级干部的电话以后，市委、市政府便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知情者说，由于层层要求，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

▲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说，仇书记的工作节奏极快，“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半夜三更电话一响，不是市委秘书长，就是仇书记秘书打来，转达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晓光感叹地对记者说，现在白天忙工作，晚上开会到12点是常事，实在腾不出空来和朋友吃顿饭。

一切都显得那么“雷厉风行”、“争分夺秒”，但一切也都显得是那么的“心急火燎”、“匆匆忙忙”，匆匆忙忙间少的是“周延和缜密”、少的是“和风细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就在这“匆匆忙忙”间、在一些与会干部很可能“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又忙了一个上午的状态下，于20日下午召开了，以至于“会议”连与会各单位的标示牌都没有放（这表明：此次“会议”的在组织情状上存在“无序性”）：无怪乎昆明市委“一把手”仇和，当看到在坐在第一排“打瞌睡”的蒋文辉，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不得不问：“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㈡“打瞌睡”和“当场点名批评”对于“会议”都是一种“非理性选择”

如前所述，“后三排的同志往前坐”，几乎是以往大大小小会议的“口头禅”，“原因有三：一是不能说话搞小动作或者睡觉。二是不易随时溜号。三是一种习惯，万事不上前的习惯”。

然而，在这次“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毕竟是坐在了第一排，并且只是在“讲到如何发展开发区时”才开始“打瞌睡”的。这一事实表明：蒋起初是打算认真听讲的，所以坐在了第一排，在主观意向上是来“听讲座”而不是“打瞌睡”。“打瞌睡”，只是在他的“大脑疲劳”的生理作用下的一种“无意识（生理的或非理性的）”选择。因此，仇和的责问“你是来开会的？还是来睡觉的？”就显得很多余。

很明显，仇和的“当场点名批评”，是在一个清醒的大脑支配下展开的，但却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批评”。缺乏应有的理性。因为：就对“会议”的破坏性而言，“打瞌睡”除了“有碍观瞻”以外，对整个“会议秩序”并不构成“器质性”破坏；然而，“当场点名批评”对会议秩序的破坏却是“器质性”的：增加了会议的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使会议的焦点从“招商引资”转移到“打瞌睡”上来，同时对大多数与会者也构成一种无形的伤害，从而大大降低了会议原主题的预期功效。

事实上，以提高会议成本为代价的“批评”来PK“打瞌睡”，本身也是一种“不文明会风”的具体表现。

两者虽然都属于“非理性选择”，但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基于“生理”的，而后者是基于“观念”的。正是后者观念上的“非理性选择”，导致了呈贡县“缺乏制度理性”的“勒令辞职”！“勒令辞职”是“辞”不掉“打瞌睡”的！只要“打瞌睡”的生理条件存在，“瞌睡”照打不误!

 “生理”上的“打瞌睡”，只能靠人体科学意义上的办法来解决；“观念”上的“打瞌睡——情绪化的非理性批评”，只能靠“解放思想”、靠正确的理论引导来解决。

这里引用马克思的两段话，大概可以给与我们一些观念上的启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笔者以为：这里的“合乎人性的环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第六条：“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然而，“瞌睡门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与“以人为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原则多少存在着 悖拗之处；与时代要求的“政治文明”也是有相当距离的！　

四、对一些非理性观点的批评

很多网友在论坛上发表文章，对“仇和新政”（或：“仇和现象”）表示“赞许”或“支持”，这些“赞许”或“支持”的观点，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非理性的。一些网友认为：“仇和现象”是对“官场风气”或“官场‘潜规则’”的“突围”，一些网友甚至表示：“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 ”

 “他对老百姓的好是发自肺腑的”，“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这是近期被各大媒体常常引用的两句话。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完全站在仇和一边，支持他“亲民”的作为。但从理性的角度考量，对“仇和现象”，还须作些具体的分析。

“仇和新政”并没有完全逃离旧官场的“君（在现代是：国家）、臣（官员）、民（百姓）”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关系的巢臼——在中国古代，这种对下属官员苛刻，但却“亲民”的官员并不乏人；甚至也不是什么对“官场‘潜规则’”的“突围”——因为：“官场潜规则”是建立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制度理性”的以人际间的“等级关系”为行为规范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换言之，这样一种政治倾向，还没有上升到“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的高度上来认识——还没有把“人”，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归于本位，这一点，我们从“瞌睡门事件”中“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而作为对“仇和新政”的一种在野的“非理性的”呼应的“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也是建立在旧的“官——民”关系的政治伦理基础上的，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缺位——其“价值标准”，不是建立在具有同质性的“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人人各尽其责”的统一价值标准之上，而是采取“官员VS百姓/百姓VS官员”的“双重价值标准”——很难想象：一个长期备受“铁腕式”上级苛责，经常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官员”，能够在面对“百姓”的时候会永久有一个好的心气儿。

一些网友甚至以电视剧《士兵突击》中教官对士兵的苛责训练为“仇和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作辩护，但这些网友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苛责严格的训练，恰恰是建立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战场上少流血”这个对战士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关照的价值基础上的，而在“打瞌睡”——“勒令辞职”这个链条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照——尽管“打瞌睡”是人的生命体的本能反应。

有的网友还提出这样的逻辑：“开会不打瞌睡的不一定就是好官，开会打瞌睡的一定不是好官”，其实这个逻辑，只要找到一个优秀领导人“开会打瞌睡”的实例，这个逻辑便不攻自破！ 况且，“开会”、“听讲座”（更何况是听水平根本就不怎样的形式主义的‘讲座’），并非普通“官员”的行政职责。因此，这个逻辑也是非理性的，不周延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仇和现象”以及在对这一现象的赞许声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非理性的民粹主义”倾向，一种“卡利斯玛型政治”的倾向。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打瞌睡”的生理条件存在，“瞌睡”照打不误!——可以断言：今后“开会”必定还会有人“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