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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反与正》1958年版序言

已有 1969 次阅读 2016-4-4 13:31 |个人分类:我译加缪|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加缪

 

加缪 《反与正》1958年版序言

 

【法】阿尔贝·加缪 汤伯杞2009-10-18

 

集于本书的这些散文,写于1935和1936年(当时我22岁),一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发行量很是有限,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无从购得,而且我始终拒绝重印《反与正》。

我一味地拒绝重印,理由并不难以理解。 我丝毫也不排斥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之所以拒绝重印,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在表达形式上,总是显得那么的笨手笨脚。 我自己常常萦绕于心的那些个艺术上的偏爱(对此,我会做进一步的说明),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考虑过再版这些作品。这看起来颇有些自矜伐善之嫌——教人以为我的其他一些作品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标准。 我若说“并非如此”,未免有些多余。要说我更清楚我的哪一部作品的毛病,莫过于《反与正》了。除了承认这些毛病关涉着并昭示着与我内心情感最为密切的那个自我之外,我还能怎么解释呢?因此,其文学价值的问题,不证自明。可以供认:这本小书对证明我自己,倒是一份颇有价值的证词。我自证其身,那是因为:这本小书,仅仅是向我袒露着而且仅仅是向我渴求着一份真实,而达成这真实的深度和难度,惟我自知。我很愿意尽力说明其所以。

 

布莱思·帕兰(Brice Parain )常常断言:这本小书囊括了我最好的作品。其实不然,但我知道他之所言是诚挚的。我这样说,并不是缘于每个艺术家都可能会有的那种一当有人言之不切便不耐烦的情绪——更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现在强于自己的过去。不是这样的!说他言之不切,那是因为:一个22岁的人对如何写作毕竟知之不多,除非他是个天才。我深知他力图要说些什么,但他是出于一位博学的“艺术的敌人”和具有同情心的哲学家的立场。他的意旨在于:我的这几篇笨手笨脚的作品,比之其后的所有作品,体现了更多的爱,这一点,他是言之甚切的。

 

因此,每一个艺术家都葆有属于自己的一淌泉源,受用一生,滋养着他生存的根本、浸润着他话语的言说。那泉水一经眢源,你就会眼见着他的作品渐渐干涸、坼裂,变成一片片艺术的荒漠——再也没有那无形的清流为之灌溉的荒漠。此时,艺术家的毛发也渐渐变得稀疏、干枯起来,乱乱蓬蓬的,于是,也就到了该缄默起来、该去会会客的当口了,缄默也好、会客也好,这没有什么两样。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的泉源就在这《反与正》里, 就在那个我曾久居多年的贫困与阳光同在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留给我的记忆,使我免遭迄今仍在威胁着每个艺术家的两种两相对峙的危险:怨尤与自大。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不幸:它吐曜含章、炳蔚光明。甚至我的抗争也都是那么的阳光灿烂。我想,我可以绝无弄虚地作如是说:这些抗争几乎一直都是为着所有人的抗争,为的是要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升华于这光明之中。我倾心于这种大爱的秉性,绝非必然与生俱来,而是得益于环境。为了去掉那天设的漠然,我被置身于贫穷与阳光之间的中间地带,贫穷使我不再以为:阳光下和历史上所有事物都是美好的;太阳教导我:过去并不代表一切。是的,我是想改变生活,但不是想改变这个我奉若神明的尘寰。我想: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当下的这份艰辛的职场生涯,就这样天真地踏上了这条绷索,我于其上艰难前行,还不知可否到得了尽头。换言之,我成了一位艺术家,果真是:没有舍取便没有艺术。

 

总之,呵护着我整个童年的那份怡心的温暖,使我甩掉了所有的怨尤。尽管那时我几乎一无所有,但却也生活得欢天喜地,觉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当时我唯一想做的一切,就是要找寻一条能够把这浑身气力使唤出去的门路。拦住我的去路的,并不是贫穷:在非洲,太阳和大海不要我分文。 要说拦路的屏障,更多地倒是那偏狭与愚昧。这些偏狭与愚昧,每每都能叫我一逞“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傲”,这傲气也着实叫我讨了不少的苦吃,我的朋友、老师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因此而奚落我也是对的,我也曾努力改正之,然却徒劳罔效。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一条致命的软肋。与其这样委屈了我自己,倒不如权且担承了这骄傲的名声并善为利用之来得更好。恰如尚福尔(Chamfort)所言:原则至上,好名声次之。  然而,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扪心自省之后,我可以坦白地说:在我的诸多弱点之中,我还从未发现那种流行最为广远的通病——妒忌,这个真正危及着社会各阶层以及各色学说流派的社会毒瘤。

 

我有如此之大幸获得这样一种免疫力,并非是我的功劳。这首先要归功于我的家庭,一个几近一贫如洗、事实上也不艳羡任何长物的家庭。我的家人,尽管他们连字也识不了几个,但仅凭他们的沉默、他们的寡言、他们那天生恰到好处的矜持,就足可教我得到最可宝贵、受用永年的教诲。 总而言之,我全身心专注于情感之中,反倒没有了对身外之物的渴望。甚至就是现在,当我目睹巴黎豪富大贾们的生活的时候,心中便催生起一种超然物我之感,继而怜悯之情遂油然其间。 有人说: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公正;但却从未见有人言及自然生存环境上的不公正。长期以来,我就是在这种另样不公的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但其间我并没有察觉到这有什么不公。 如果我们那些爱较真儿的慈善家们碰巧读到这几行,我可以想见,他们定会提出非难:说我是想把产业劳工充作富人,把资产阶级充作穷人。好让前者乐呵呵地继续生活在被奴役之中,后者继续把有强权。不!不是这样的! 因为:贫穷一旦与无望的生活结缘,或者一旦与我达至成年才在我们城市猥獕骇人的棚户区里发现的那片天空成婚,那个最令人厌恶的不公正,最后也就消弭在了婚床之上:为了使人们能够免于贫穷与猥獕的双重羞辱,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尽管我在工人聚居区生来原就是贫寒的,但直到我目睹了我们那个叫人不寒而栗的城郊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幸。  就连阿拉伯人那种极度的赤贫,也无法与之相比,原因就在于自然生存环境上的不同。 然而,我窃以为,凡是见识过这些工业棚户区的人,都会体会到那种不知何时是个头儿的污染,同时也会觉得对那里的生存环境负有责任。

 

我方才所言尽管确为实情。然而,当我邂逅生活在七青八黄堆儿里那些人的时候,我甚至还是无法想象。我依然不得不费尽心力地琢磨:其他人会对这种富有心存妒忌?很久以前,我曾在琳琅满目的花花世界里享受了整整一周的奢糜生活:我们在海滨的沙滩上露宿、面天而眠、我天天饱食鲜果、每日里还要在水中独自逍遥上半天。那时,我多少有了些阅历,这些阅历总是使我对打着享乐招牌的东西或者张扬设备奢华的住宅广告,报以嘲讽、不耐烦,有时甚至怒形于色。我现在生活得已是衣食无忧,不必为家无隔夜粮犯愁,因此,自认也算得是已入特权阶层的行列了,然而,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持家守财。我所拥有的,尽管一向都不是我贪图得来的,那我似乎也把持不住。我以为:与其说这是缘于挥霍,不如说这是出于另一种吝啬:我就像一个守财奴死死抓住一朝飞来的横财不放一样,紧紧攫住自由不肯撒手,生怕它稍纵即逝。 对我来说, 最大的奢华,总是与某种意义上的没有一丝束碍的裸裎相吻合。我酷爱西班牙住宅和北非住宅那种不假装饰、裸裎到璞真的室内感观。 我更喜欢呆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生活和工作(更为与众不同的是,我甚至不介意在那里度过我的有生之年)。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屈就于所谓的家庭生活(它往往与人的内心生活背道而驰);“布尔乔亚的”快乐令我厌烦、叫我恐惧。这种低能的表现实在是没什么好炫耀的:它对养成我最糟糕的缺点,其“贡献”倒是非同小可。我不羡慕任何事或物,因此也决不会妒忌任何人,这是我的权利。不过,我对别人之所欲,总是满不在意。这泯灭了我的想象力——亦即:善解人意的能力。我曾为自己写下了一个座右铭以自勉:“大事从严,小事从宽。”噫!我们撰写座右铭原来是为了填补我们天性中的空虚。前面所言之“从宽”,是我的一个美其名曰,其实对于我,更切当的词应该是“漠然”。这漠然的后果,是个人就能想象得出来,不足为奇。

 

然而,我唯一想要强调的是:妒忌,决不是贫穷的必然结果。甚至在后来,当一场大病暂时掠走了我那份总是叫我对一切都充满美好向往的生命活力的时候,尽管病痛于无形中造就了我虚弱的身体,而且也给我新填了许多弱点,然而那时,我或许知道过恐惧、知道过气馁,却从不曾知道什么是怨恨。病痛,之于我本身既有的那些局限性,无疑是雪上加霜,把我绑缚得死死的。结果反倒放纵了我心灵的自由,从而使我原有的那一点点超然世外之心大为弘扬,正是那一点点原有的超然,每每都把我从怨怼中拯救了出来。自从我在巴黎生活以来,我才渐渐了解到这是一种莫大的但却可以原谅的缺点。我喜欢上了这缺点,即不加约束,也不内疚,至少直到现在,它还在诠释着我的全部生活。 譬如: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从赞美别人做起的,这宛若走在人间天堂。(谁都知道,法兰西眼下的时尚是:但凡要开始其文学生涯,就得瞄准某个艺术家来调侃一番,要告别其文学生涯就更是如此。)我对人类的热情,就像我对文学的热情一样,一向都不是用来对准against )别人的。我曾爱戴过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比我出色。 我所经历过的贫穷,教给我的不是怨尤,而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和默然的坚忍不拔。如果我哪一天曾忘记了这两点,那也只能归咎于我,或者我的缺点,而不是我生身其间的这个世界。

 

对那些个岁月的记忆,也使得我在自己的职业体验中从来没有感到过志酬意满。这里,我想尽可能简单地说一些作家们在通常情况下从不言及的事情。不过,我一点也没有要影射人们在最后全部写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时所可能有的那种成就感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许许多多的作者是否体验过这种成就感。 据我的体验,我以为:我从来没有找到过重读一篇成作的欢乐。我甚至愿意坦白,请务必相信我的话:我有些书的成功总是叫我惊怪不已。当然,其实相当蹩脚,只是人们见怪不怪罢了。 然而,即使在今天,与某些据我算来真正有分量的在世作家们相比,我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学徒。这些在世作家中最为著名者之一,我早在二十年前就把这些文章献给他了。 一个作者有着某些一生为之乐此不疲的快意之事,并且惟有做过才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些快意起于构思之初,起于创作主题跳入脑海的那一瞬;起于作品轮廓初见端倪尚未及豁然开朗之际,起于想象与智慧交合时那些个美不胜言的时时刻刻。这些个快意瞬间旋生旋灭。剩下来的就是具体的写作了,也就是说,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开始了。

 

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艺术家当然也有喜于虚荣的快意。作家的职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虚荣有加的职业,在法国社会尤为如此。我这样说,绝没有轻蔑之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惋惜之情。 在这个荒诞不经的社会弊流面前,我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然而,在一个妒忌与嘲弄盛行的社会里,作家们总有一天会为这些可怜的快意付出极大的代价,那时,鄙夷的嘲弄就会铺天盖地。实际上,在我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之中,我的作品迄今都几乎没有给我带来过这样一种快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快意也就愈发更难再有了。

 

《反与正》公开展示着我的写作手法,这迄今都一直让我感觉着不自在,但一味地拒绝并非总是能够让我赢得朋友——这些难道不是对《反与正》中闪现的真理的回味么? 当事实上我们只是对我们自己抱有怀疑的时候,如果我们对那些恭维和崇敬佯装看不见,那么,送我们以恭维的人,就会以为我们看不起他们。同样道理, 如果我用以示人的是以文学谋生的行当里,时而可以找得到的那种严肃与迎合杂陈的混合物;如果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再来点夸张的手法,我或许就会被人们更加看好,因为我一直在遵守着游戏规则嘛! 可这又该如何是好——那游戏根本就不能给我快乐!吕西安·德·吕邦泼雷(Lucien de Rubempré )那样的野心,或者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 )那样的野心,常常使我因有感于这些野心即天真幼稚又老成谦卑而心存惶恐。尼采的、托尔斯泰的、或者梅尔维尔 (Melville)的“野心”令我恸感伤怀,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壮志未酬。 如果说我的内心深处有什么谦卑之感,那也只是在最贫困的生活面前、在最博大精深的精神探险面前。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我窃以为:是一个荒诞的社会。

 

有时,在剧场的那些首演之夜,有人曾傲慢地指称说:这是我唯一可以随时谒见“所有巴黎人”的时刻,要我说,这是观众就要跑光了的时刻,是这个上流社会将不复存在的时刻。 另外一些人,对我来说倒显得真实些,即那些在舞台上向着观众大放高声的高大身形。 我强按耐住一走了之的冲动,告慰自己:观众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有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心灵之约:他们都晓得有此一约,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会去赴约了。  旋即,在我心里,似乎又都像是人人皆兄弟了;其实,正是各自的独处将那些单个的社会个体联结了起来。知道了这一点,怎么还会阿谀逢迎这个世界,贪图它那点儿根本不足道的区区殊遇?怎么还会认同向每一本书的每一个作者道贺?又怎么还会当众感谢那个说奉承话的批评家呢? 有什么理由非要去招惹这个敌人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抵挡法国人像罚奉珀诺酒或分发业内娱乐杂志那样慷慨施与的恭维与追捧(作者在场时如此这般倒也无关紧要,关键是他一旦离开房间!……)?反正我是抵挡不住,这是一个事实。 也许说到这里,我心里颇有点乡下人的沾沾自喜,可其强度和广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但是,如果这就是全部的话,那我的虚荣就真是叫人费解了,照这么看来:我似乎应该喜欢恭维才对,至少是面子上喜欢吧,而不应该屡屡为这些恭维所困扰。 不是这样的!这种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虚荣,通常出现在我对多少符合事实的批评做出反应的时候。 要求我自己用我十分熟悉的难得糊涂、不领情的方式去回应那些恭维,这并不是什么高傲自大,而且当时,(除了像一个先天的弱点一样经常缠附着我的那种深深的漠然之外还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于是冲口而出:“你们搞错了……”。 是的,他们搞错了,这就是那个通常被叫作“名誉”的东西,有时为什么会如此叫人难以承受的原因——以至叫人恨不得想尽办法将其除之而后快。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为这一版的出版而重读《反与正》的时候,我依然出于本能地感知:有些篇章,尽管有其缺点,但仍不失为重要。我是指:老妇人、一位寡言的母亲、贫穷、意大利橄榄树上的曦晖、群居中唯爱的独处——在我的眼中,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真理。 

 

自写罢这些篇章迄今,我已经苍老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经历过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也发现了自己的几乎全部的弱点。对人们,我迄今还了解得不多,比之他们的现时反应,他们的命运更让我关心,因为人们的命运彼此间趋于雷同。我现在至少懂得了还有其他人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自私,尽管无法戒绝,但对它,亦应尽量把眼睛擦得亮一些。 我终于知道,单单独自一人过得快活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在这方面颇具天分。如果“独处”存在——我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人们当然就有权利偶尔把它梦作天堂。 我和大家一样,有时也会做这样的梦。然而,有两位镇定自若的天使总是不让我踏进那个“独处”的天堂:一个有着一幅朋友的面孔,另外那一位则是一幅敌人的嘴脸。 是的,我知道这一切,而且也已经了解了爱的代价,或者说已了解得差不多了。但对于生活本身,我所知道的,并不比《反与正》中那么笨手笨脚地描述过的多。

在这些篇幅中,我曾颇为自炫地写道:“对生活越是绝望,就越是眷爱生活”。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怎么才是正确的;也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绝望的岁月。当这样的岁月来临时,它虽能摧毁我身上的一切,但却无法摧毁我那抑制不住的对生活的一往深情。我现在依然在忍受着这种既有益又有害的激情的折磨,这激情,就是透过《反与正》、甚至就是透过其中那几页最令人沮丧的文字迸发出来的。直道现在都还有人说:人的一生中,真正的生活只有几个小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又是错误的。在这些散文中,人们所能感觉到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热诚,须臾都没有离开过我;因此,归根结底,这种对生活的一往深情,无论最好还是最坏,都是生活。我当然一直在尽力消除它的最坏的影响。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是依循着道德规范、尽最大努力地来改善我的品性。呜呼!其代价却从来不匪。 一个人纵然凭其内在的动力——我倒是一向动力十足,有时是能够努力做到恪守道德的,但其本然决不是道德的。当人处在一个激情荡荡的人的情况下来渴求道德,这就是在一面谈论着公正,一面又屈从于公正。 在我看来,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游走着的“不公正”:我正是这样看我自己的。 如果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看法:我的过去是错误的,或者我过去有时候在我所写的东西中说了谎,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算正直地看待了我的不公正的行为。 诚然,我从不曾声言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我只是说过:我们应该尽力做到公正;还有就是:这样一种抱负必然会伴随着痛苦与不幸。然而,这种区分真就那么重要吗?那种连在自己的生活中都还没法树立起公正意识的人,能向他人阐扬公正的好处吗?要是我们能够根据荣誉——这个不公正的好处——来生活岂不美哉!但是,我们的社会发现“荣誉”这个词不正经;而“贵族的”一词又是文学上、哲学上的诟詈。我不是一个贵族,我的驳复就在这本书里:这里有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祖辈;都在这儿了,通过他们,可以把我和每一个人连系在一起。然而,我需要荣誉,因为我还没有大到用不着它的份儿上!

 这有关什么紧要吗?我只不过是想说明:自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人生路程,但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足的进步。往往,当我以为自己是在向前挺进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在落伍了。然而,结果是:我的需要、我的差池、以及我的忠实总是把我拉回到我起初写《反与正》的时候探索出的那条老旧的小路上去,自那时迄今,在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中,这条小路的印迹都清晰可见,例如:在阿尔及尔的某几天早上循迹于这条小路,就是现在,我还是漫步在这条小路上,其微微陶醉之情依然如故。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是久久不肯出具这份无关紧要的证词呢?我必须重申,这首先是因为:我有艺术良心上的不安,就像其他人有道德、宗教上的不安一样。如果说我是无法摆脱“这种东西拿不出手”的念头,被与我不愿受约束的天性大相径庭的种种禁忌所困扰,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严肃艺术传统的奴隶,而且是一个钦羡这一传统的奴隶。 也许是这种不安与我内心深处的那个自由无序的理想境界的一番角逐,使我从中感觉到了这角逐的有益之处。我很清楚:我的思绪处于凌乱不堪的骚动之中;强暴了某些天性;将自己掷身于毫无规矩的纵情畅想之中。要创作出一部艺术作品,就得首先学会利用灵魂中的黑暗势力。 但绝不是说对它们不加疏导,而是要对它们加以围堰,以使水位增高。今天看来,也许我的堰堤还是高了点儿。 由是观之,我偶尔还是古板了……总有一天,当我之所思与我之所言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的时候,我就有能力构建出我梦寐以求的作品,不过,也许那时,我还是不大敢把它写出来。 在这里,我竭力想要说是:无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也都会像《反与正》一样,是某种形式的关于爱的言说。 于是,我将这些早期散文一直私存至今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清楚了:粗陋与凌乱透露了我们内心深处太多的秘密,而太过精心地矫饰又无异于“此地无银”。欲达到较理想的化境,需要等候:待我们的技巧精熟到赋予它们某种形式而不致窒息它们的声音,待我们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分斤拨两,使本性与艺术两者浑若天成,简而言之就是:待到实现存在的同一性。 因为:存在,即表现为能够同时呈现万物。 就艺术而言,要么一切属性同时都有,要么同时都没有;不存在没有火焰的火光。 司汤达曾经疾呼:“但是,我的灵魂是一团火,若不猛烈燃烧就会痛苦。”在艺术上,像他这样本性的人就应该在仅当其燃烧时从事创作。 当火焰燃烧到极致,呐喊声即会直上干云,从而创造出荡气回肠的辞句。我在这里谈论我们所有的人(虽然艺术家并不确然自己就是艺术家,但确信不是别的什么)日复一日地等候着的那一刻,最终,为的是我们会愿意生活。

 

既然我放不下那个有可能满足虚荣的等候,那么,何以现在又愿意重新出版这些散文呢?这首先是因为:有读者已经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由。这就是说,在艺术家的一生中,有那么一个时刻总是要来的,即:他必须确定自己的方向,紧紧围绕着自己的中心,然后为之付与持之以恒的努力。这就是我今天的立场,对此,我无须赘言。如果尽管我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创造出一种语言、给虚构以生命,可我却还是无法重塑《反与正》,那我将一事无成。我凭直觉确信这一点。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我梦想我的成功,也无法阻止我这样构想:我依然把这部作品的中心确定为:一位母亲令人欣赏的默然以及一位男子为重现公正或曰与这种默然相契合的爱,所付出的努力。 在这个梦里,生活就是:这时,人,为了返回到那个静谧的国度——在那里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默然,他在这个终有一死的尘寰,发现着自己的真实,又遗失着自己的真实,途中,他经历了战争、呐喊、经历了为着公正与爱所实施的蠢行,简而言之:经历了痛苦。  现在依然……  是的,当你正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时候——因为至少我清楚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凭藉确信的和确凿的知识去梦想: 某个人的作品,无非是这样一种步履蹒跚的艰难跋涉——走过一条又一条艺术上的弯路,重现那两三幅历时久远而又简单的图画,图画中所表现的是他最初开启的心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不断地工作和不断地创作了二十年之后,我依然还是抱着我的工作还没有开始的想法生活着的原因。从这些散文的重新出版叫我回想起我最初写过的那几篇文字以来,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些。

 

 

原注及译注:

布莱思·帕兰(Brice Parain , 1897-1971):一名“库尔塞勒·索·茹埃尔(Courcelles-sous-Jouarre)”,法国语言哲学家、散文家,著有《语言的属性与功能研究(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 )》(1943)等,曾探索语言学领域中名与实的限度与功效的问题。认为:语言是讹误与创造力的结果,因此人类应对此负有责任。以命题的真值为前提,重申了不矛盾(non-contradiction )法则,对“修辞”在传播、教育、权力关系领域中所表现出的语言浮华之风,表示强烈不满。——译者

 

 “艺术的敌人”,原文为“enemy of art”。犹言“艺术批评(家)”,加缪在其《哲学与小说》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达:“只需向创造者和思想者阐明某些共同的主题,就足以使人们在艺术作品中又遇到介入荒谬中的一切思想矛盾。事实上,这些矛盾并不是造成相近智慧的同一结论,而是这些相近智慧共有的矛盾。它们因而就是思想和创造的矛盾。……这是促使人采取各种立场时的同一种痛苦。这些立场从一开始实行就巧遇了。……我们不能过分坚持以往流行的艺术与哲学是互相对立的专断观点。如果人们执意要追寻准确的答案,这种对立论肯定的是错误的。如果只是要说这两种学科各自有其特殊的风貌,那这种对立论是有道理的,但它的内容却是模糊不清的。唯一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一个被封闭在其体系的小圈子里的哲学家与一个被置身其作品面前的艺术家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但这对于我们在此并不太重视的艺术与哲学的某些形式也同样适用。……为了反对艺术家,人们特别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建立起几种体系。但是,在任何艺术家都从来没有以不同的面貌表达一个以上的事物这点上讲,上面这种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见: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 ,117-1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加缪在这里用“enemy of art”一语,当是指称布莱思·帕兰(Brice Parain)出于哲学的立场从事艺术批评,间或有指称其反对修辞上的语言浮华之风的一面(参见注⑴)等多重含义。——译者

 

⑶  “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傲”( Castilian pride):“卡斯蒂利亚人”,即:说标准西班牙语、传统上指自认为有着贵族血统的西班牙人。“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傲”,多意谓:出于文化血统上的或者文明程度上的优越感。另:加缪的母亲凯瑟琳·桑泰丝·加缪(Catherine Sinties Camus)具有西班牙血统。法国文艺复兴后期、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Michel.de.Montaigne , 1533-1592)的母亲,亦为西班牙人后裔——译者

 

⑷参见注释⑹——译者

 

尚福尔(Nicolas de Chamfort 1741-1794): 法国剧作家、杂文家,以风趣著称,所写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民间流行的俗语。尚福尔为私生子,由一杂货商之妻抚养成人,受到自由思想的教育,後因健谈,口才出众,得到一个巴黎世俗团体的资助。喜剧《印度女郎》(La Jeune Indienne, 1764年首演)、《士麦拿商人》(Le Marchand de Smyrne, 1770年首演)和《穆斯塔法和泽安吉尔》(Mustapha et Zeangir, 1776年首演)为其成名作。《莫里哀赞》(Eloge de Moliere, 1769)一文发表後,被选入法兰西学院。 尚福尔对资助他的那个团体的幻想破灭後,成为反保皇派,写有革命的《格言、警句和轶事》(Pensees, Maximes et anecdotes; 1795)一书。曾与米拉波(Mirabeau)合办《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并成为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的秘书。他的许多语句,如「让城堡去打仗,给村舍以和平」,传为名言。後因对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过火行为感到震惊,加入温和派,在公安委员会内遭到告发,感到有被监禁的威胁,遂起自杀之念,终因受伤拒医而死。——译者

 

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加缪的哲学教师,先是在阿尔及尔中学,其后在阿尔及尔大学。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加缪承担了《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工作,于1936年成功完成,并藉此取得了高等学校毕业证书(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原注(P.T.)。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Lucien de Rubempré ):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的青年诗人。——译者

 

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译者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小说家。——译者

 

珀诺(Pernod):法国著名酒商标,一种带茴香味的绿色法国烈性酒。——译者

 

⑾一个简单的理由:“这本书已经问世,只有少量印本为书商以极高的价格出售。为什么只有富有的读者才有权读到它?”到底为什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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