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把我的丈夫送进“救济院”。不管我在什么时候用这个词儿，我的女儿总是纠正我说：“那是‘精神病院’，妈妈”。按照我女儿的说法，使他精神失常的是那地震。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了解他显然已经很久了，虽然未必了解得很清楚。

        故事是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的；在维琪奥桥（Ponte Vecchio）下面的桥墩旁边，有几欧元落入了一个吉普赛人伸开的手掌心里，最后以我丈夫签字放弃对一幢漂亮的旧田舍的所有权而告终，那是我们度假时的家。这个用土坯搭建的田舍，是盖在古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 ）城堡的地基上的，远眺特拉西梅诺湖（500年来，一直都是他这个家族心目中的明珠），如今却属于一个叫做“星系之爱教会（Chiesa Intergalattica d’Amore）”的准宗教团体，都是些信奉外星众神的信徒。我搞不清楚一群外星众神的崇拜者何以会需要一个16世纪的农舍；我想他们大概是要寻找那个水池。现在律师们还在为挽回损失而努力，但这毕竟是意大利，多少有点像另一个星球，而且，待什么事都解决了，我可能就化作枯骨尘埃了。

   20年来，我丈夫就是佛罗伦萨大学的一名讲师，呕心沥血地给整整一代大学生传授他的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年复一年，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他与现实的连系越来越稀松。我看到他日渐憔悴，我发现他衣带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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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整天价都被一个个心理失常的人包围着。我的母亲、姐姐、还有兄弟，为了不去看视他，好像有一肚子用不完的借口供应，现在还在储备呢。于是，我就成了他默认的与诊所墙外的世界相联系的主要联络人。他们甚至不接他的电话。然而有时，缄默最好不过了。每当我去看视父亲的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大喊大叫。我们通常是坐在六角形的天井里谈话，可我却常常被我父亲病友（我母亲把他们叫做“囚友”，我也懒得纠正她。）的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神态弄得心烦意乱，所以我父亲执意要在我们的周围找一个安静的隔离区，可我照样听得到他们的嘶喊。

      当我在最后一次地震之前不久去看视父亲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见到歌唱家露婀娜·利帕里( Luana Lipari)了。“在梦里？”我问道。“不，”他说，“就在这儿，圣·斯特凡诺精神病院(S. Stefano degli Innocenti)。” “那是不可能的，爸爸，”我告诉他，“她已经死了；您知道她死了”。“也许死了，也许没死，”父亲说，“我仰望长空，看到层层乌云就像噬肉的捕食者一样追赶着天空，吞噬着柔弱的缕缕白云，就在几个小时前，她们还一直漂浮在我们的上空呢。在我听到那隆隆雷声之前，我就感觉到那隆隆声了。龙卷风(Tromba d’aria)，”父亲说。我咕哝着表示赞同，而后看了一下我的手表。“我得走了，爸爸”，我告诉他。他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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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问我看到了什么。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阴云密布、幻影攒动、忧思缕缕。我首先看到的就是悲伤。悲伤和痛苦。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露婀娜·利帕里( Luana Lipari)了，那魔鬼般的身材，那黑耀石般深沉的歌喉，就像天使一样在歌唱着美，歌唱着欢乐，尽管她活着的时候，她曾栖居的世界还是个破碎的世界。意大利有着许许多多的美，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以为。那欢乐就在意大利人的心里， 不过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精神健全的成份...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猜想：对她持续时间很长的失神，药物治疗是脱不了干系的，尽管他们对在这附近放置口服避孕药颇为吝啬（虽然这是个人的私事，不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只有真正精神错乱的患者，才被施以大剂量的药物。所以，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避孕药。

       总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过她了，后来，俟大地开始震颤的时候，我就看见她了。那震颤刚一结束，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或许，就是在那灾难降临的那一刹那，一切就都已经各安其事，避免了自身的覆灭。地震后大约12个小时，意大利电信一恢复电话服务，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家人，让他们知道我一切都好。当时是我女儿接的电话。“那边毁坏得多吗？”她问。“不是很多”，我答道。“我们这儿可是一团糟。”，她说（他们住在特里斯提拿[Trestina],佩鲁贾[Perugia]附近的一座小城，距卡斯泰洛城[Citta di Castello]只有几公里，位于震中）。“死了很多人吗？”我问她。“不，不太多”，我女儿说，“但是有很多人受伤。”   “有我们熟悉的人吗？”我问。“这个，我不清楚”，她说。

   于是，我要她说说我的妻子。“她去市民医院（ Ospedale Civile）献血去了”，我女儿说。我说道：“这倒是新鲜，平常她都是要输血的，而不是献血。”我们会心地笑了笑，我女儿，还有我。“我时常以为，你根本就不疯”，我女儿说。“我是不疯，”我说，“只是偶尔有点儿糊涂。” 我女儿说：“嗯，你‘有点糊涂’都很长时间了。” 我告诉她说：“时间是一个一维的连续体，我考虑的是朋友、那些我好长时间都未谋面的人，还有我从未相识的人，在这场地震中，他们也许死了，也许还没死。”我女儿说：“照我的主意，我就得把你从那儿弄出来，爸爸！”,“我不会特别快就离开的”，我说道。    

      于是我想到了我们这个半岛那充满暴虐的历史，数次地震冲出了古代的埃斯佩里亚半岛，经过几个世纪形成了伊特鲁里亚古国，罗马帝国时期的几次地震向着当代隆隆前行，就像凯旋归来的罗马军团的大队人马，朝着永恒或者厄运进军一般。“照我的主意，我今天就把你接出来。”我女儿说。我对她说：“不要为我担心，你自己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她很安静，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我告诉她说：地震袭来的时候，那些没有被绑束的病人，都从床上摔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们，医生、护士连同护工都慌了，通通跑到了附近的一片远离各种建筑物的空地上，在那足足等了几个小时，直到地震结束。“什么东西？”我女儿骂道。“我晓得”，我说。她问：“后来大家都干什么了？” 我告诉她说：“没干什么。有的在祈祷，有的在大厅和院子里闲逛。多数人继续在床上睡觉，或者倒在地板上睡，他们是被摔在那儿的”。“真是万幸，”我女儿说，“这太神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问她：“当时你在哪儿呢？”“我当时在佩鲁贾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出事吗？”我问。“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女儿说，“有几幅画儿掉下了，但都还好。” “没有人受伤么？”我问。“没有”，她答道。“我们的朋友中没有罹难的吧？”“没有，一个也没有。”我女儿回答。“你肯定？”我问。“绝对！”她说。我告诉她说：“你一点也不像我。你太像你母亲了。”“为什么？您什么意思呀？”她问。“我是说：即使我没有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也知道至少有一个朋友葬身于这场地震，被埋在一堆瓦砾的下面。”“不，爸爸，”我女儿坚定地说，“谁都没死。” “别介意。”我说。

       “你记得露婀娜·利帕里么？”我问我的女儿。“我记得她的歌”，她说。然后，她“唉”地叹了一口气说：“据妈妈说，你并不认识她，爸爸。” 我说道“不，那么说是不对的。她去世以前，我与她走得很近。”穿过院子的时候，年轻的病人中，有一个正在对着花坛在那里呕吐。我女儿说“你只是在她死后才确信这一点的。”我对她说“你错了，我们非常亲近。”“哇哦”，我女儿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别再争论这个了。”

       她开始给我详细介绍起这个地区正在进行着的积极的救援活动，说她正在参与其间，要么是她本已就要参加的，要么就是她站在远处观看。我不能跟她走，因为我的脑子又开始犯糊涂了。她遂说：她的母亲正打算搬家，永远离开特里斯提拿。这让我脑子一激灵。“他想去哪儿？”我问。“去里米尼，那个地方在地震带之外。”我女儿说。我当时要是能想起来，我就会问：要是他们搬走，打算把我怎么办？可是，当时我只顾琢磨里米尼（也许是整个南欧最鏖糟的那个海边小城）去了，我忘了问了。    

       女儿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和幽魂们在一起。只有我、露阿娜·利帕里、还有圣·斯特凡诺精神病院的疯子们。她的声音，在下午后半晌的空气里流淌，仿佛忧伤的泪雨倾灌我的耳鼓，教我不要忧心忡忡；如果我的家人搬到里米尼去了，她会来照看我；如果他们把我踢出这个救济院，那么她就来和我相伴。随后她问我：在意大利，音乐方面都在做些什么；是否知道什么有趣的艺术家。我说：音乐很好，年轻的音乐家也很好。他们都在忙着写作、录音；这些地震激发了他们的灵感。露阿娜·利帕里的声音说道：“别和我谈什么地震，和我谈音乐，告诉我他们还唱些什么。”

        突然，我感到很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我接着说：“他们什么都唱，露阿娜，一切和一无所有。” “人们还听我的歌吗？” 她问。我告诉她说：“当然听！其实你死的时候是知道怎么一种状况的；艺术家们，再没有比他们死后更叫人欣赏的了。”

       “这么说，他们还在听我的歌？”她又问了一遍。“还在听”，我说。“不要骗我”，露阿娜说。“没有骗你”，我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原来在这院子里闲逛的那群疯子，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密密实实的圈子。我想：要是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准得被吓坏了：哭号着、颤抖着、找寻着逃跑的路，只要能摆脱这些叫人眼晕的丢了魂般的眼睛，怎么着都行。可我没有。我依然像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安详静谧，就像是被放错了地方。我望着他们的眼睛。瞅了瞅地面。凝视着我头顶上的那片渐渐暗了下来的天空，未理会他们。土地被丛丛黄草和灰色的碎石染成了褐色。云彩起航了，像一只游弋着的舰队，重重舰影倒映在天空里，正在向东航行。我望了望那些个疯子。他们已开始散去了，东倒西歪地颠跳着，咕哝着、唱着，个个都是精神病这块命运甲板上的水手。于是，我又闭上了眼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