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5，第11版。

 

博物学应当在高等教育中站稳脚跟

刘华杰

 

自然科学有两大传统：博物学传统和数理传统。其中博物学传统中有大量值得提取的积极内容，它强调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对生物多样性、对外部自然世界的尊重，一定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论，一定程度上对数理模型保持本能的警觉。这些品质，对于克服当前自然科学模型化日趋严重所强加于人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恶劣影响，可能是有帮助的。发扬传统中这些好的要素，减少掠夺、扩张、占有等曾经盛行过的行径，博物学有可能既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使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仍然处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控制之下，使科学的未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于“生活世界”。

 

博物学对人类经验、知觉的拓展是实质性的，并且永远不会终结。实地观察南伽巴瓦雪山、四姑娘山、珠峰，人的心灵会被深深撼动，那种体验是通过任何概念反省、逻辑推理所无法获得的。可是，知识界正弥漫着一种对这类经验的藐视情绪，认为它们不客观、不可靠、不可量化。理解大自然、科学创新都离不开感性，被视为“感性化”的女性，在科学史、博物学史中都做了重要贡献，但目前的科学史书对此反映不够。比如杰柯逊（Maria Elizabeth Jacson）, 易卜生（Agnes Ibbetson）和肯特（Elizabeth Kent）三位女性对植物学的发展做了重要工作，但植物学史和科学文化讨论中几乎从未提到她们。

 

科学史上博物类科学与数理类科学对阵，常常败下阵来，地盘不断被侵蚀。不过也偶尔有取胜的时候，比较经典的案例是赫胥黎、张伯伦与开尔文关于地球年龄的大论战。这个案例显示，数理上精确，未必保证结论更符合现实；博物学家对生活世界的感觉要更胜一筹。如今，对于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的感觉，博物学家是否依然要更敏锐一些呢？

 

以前，生物学或生命科学的天地完全是博物学的天地，但从20世纪中叶开始情形变了。哈佛大学曾进行过“分子大战”，表现为博物类研究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之间的对立。后者势不可挡，他们的工作有着很强的还原论色彩，他们在深入地研究生命，但生命的“生活世界”知觉和意识在还原中消失了。年少得志的沃森认为，“从前所建立的传统生物学，当中充斥着一批批才智平庸的人，这批人没有能力把研究转换成现代科学，只能扮演集邮者一般的角色”。不过，哈佛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生物学家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并且保持着幽默感。威尔逊还编过《分子生物学词汇表》，相当于嘲讽分子生物学的“魔鬼词典”或“另类词典”。词典中有一条自嘲的条目：“三流水准：古典生物学的水准。” 哈佛大学的学科竞争在中国大学中也有表现，现在生物系中依然做着非分子生物学工作的人几乎都日益边缘化，很难得到研究经费，很难写出SCI论文，很难招到好学生。植物学家周俊在《科学时报》头版著文“生物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危机”，特别使用了“危机”两字，指出生物科学内部博物类研究的现实重要性，及其当前实际上受到的冷落。自然科学中的传统学科对于国计民生依然重要，甚至有时比数理类科学还重要。对于与中国自然环境有关的国家政策，“从事传统学科调查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有较大发言权，他们可能给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近年设了许多生命学院，但生物学中传统学科的教授已少得可怜。我们以为中国应有两三所大学为传统学科培养人才。有些是传授知识，有些是输送这方面的研究人才。”

 

博物学的某些具体做法、观念可能要修正，但它看待生命和世界的宏观眼光、普遍联系的开阔思路，对于人们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重新理解生命、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全球问题等等，仍然可以发挥新的作用。在校园中，它应当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无论主修科技还是主修人文、社会科学，都应当学点博物学，并且要“学而时习之”，实现知行统一。

 

巴瑟罗莫（George A. Bartholomew）说，所有生物学家都熟悉natural history（博物学）这个词，但是许多人都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一种过去时。韦伯斯特词典对博物学的定义是：对动物、植物和矿物等进行描述和分类的一个知识分支，因而包括了到那个时代为止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的科学。巴瑟罗莫认为这个定义不恰当并有轻蔑的味道，可以这样重新定义：student of natural history（博物学人）或者naturalist（博物学家）是指，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植物和动物的人。这样一来，博物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过去时了。对于生命科学这样多层次、充满复杂性的学科群，博物学是不可去掉的共同背景，它一直在提供必要的、有用的生活世界信息，有些是提醒科学家别迷失方向的。博物学的眼光、情怀是贯通各层面生物学研究的纽带。杜布赞斯基1973年表扬进化论的句子：“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此话有许多背景，如反对创世论，但后人引用时不限于当时所针对的情况。其中light of evolution的用法是杜布赞斯基跟德日进神父学的。整句的大致意思是“只有在进化的大背景下生物学的意义才明朗起来。”），完全可用在博物学上。或许也可翻译成胡塞尔现象学的句子: “Nothing in science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life-world”（中文意思大致是“只有从生活世界的眼光看科学的存在才有意义”）。进化论、博物学、生活世界尽管不完全是一种东西，但它们无疑很接近。

 

作为一名高教人士，斯密特里（David J. Schmidly）在《做一名博物学家意味着什么以及美国大学中博物学的未来》一文中确认，在21世纪，博物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科学发展以及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难题很重要，对于学生深刻地理解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很有好处，因而高等教育中应当加强博物学教育。光说是没用的，斯密特里的做法很实际：让更多学校的主管懂得博物学的重要性，才能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他设法通过使他的学生到一些大学（奥克拉荷马大学、洪堡大学、贝勒大学、新墨西哥大学等）任教务长或校长，而掌握高等教育课程的设置权，进而加强博物学教育。（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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