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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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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年我满了10周岁。全家住在鞍山市立山区太平村113栋35号。就读于距家百来米的鞍山市立山区晓光小学。年初是三年级，暑假结束后升为四年级。辽宁省当年特殊的学制，二年级时要秋季班升级改为春季班，读了一年半；三年级再改回秋季，又读了一年半；所以二、三年级实际上读了三年。当时隐约有些“教育革命”的氛围。因为教室紧张，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因此我们只上半天学。
《1974年》和《1975年》对小学的事情写得比较简略，作为小学期间的最后一篇，这里有些补充，可能延伸到随后两年，但都是小学的事情。
新班主任
年内最值得一提的是换了班主任。咸老师在三年级结束时卸任，闫老师从四年级开始时上任。闫老师的年纪似乎比咸老师要大些，名字很寻常，可能是闫桂珍，但我不能肯定。姓印象很深，因为我突然有个联想。与咸老师高大强壮不怒自威不同，闫老师瘦小羸弱慢条斯理，很有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蜡烛风范。咸老师有两句《怼人金句》，闫老师就不记得有。我个人喜欢这种和风细雨通情达理的人，尤其是长辈、领导和老师。
闫老师接手后就开始换班干部。原来的班长李俊平失宠，被撤换，也可能是她自己先不干，不清楚。后来她转学走了。闫老师特别看重另一个女生李威，传闻该女生的父亲认识老师，至少他确实来过学校。同学(不包括我)经常当面喊她父亲的名字，表示鄙视。过去与小伙伴张炳伟翻脸时，我当面喊过他父亲的名字，几年后没有喊，可以算是我的进步。顺便一提，避免提长辈名字表示尊重这种华夏古礼当时我并不知道。《世说新语》中有几则相关的段子。例如，《任诞》中，桓玄因有人让他温酒而流泪，其父名恒温，对方犯了自己家讳。闫老师对我也不错，让我当了班级的学习委员，我第一次当班干部，原来连小组长都没干过。果然德不配位，后来在《1975年》“爆炸案”事发我被撤了职。
当时大概正赶上所谓右倾回潮，对文化课学习相对重视些。小学里算术和语文课都由班主任讲。两门我都很突出。数学主要是做四则运算的应用题，我当时觉得有些小儿科，毕竟那时候不研究“鸡兔同笼”这类比较难的问题。算术突出表现还有《小学时的“创新”》中提过的发现加减括号的规则。语文是分析段落和概括中心思想等，我比较擅长。与老师一致的时候固然显出我高明，不一致的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据理力争。例如，什么文章，我看是分四段，老师说分两段，但第二段又分三层意思。闫老师一般能给我机会，让我充分表达，认为我不对时也是以理服人。
小学四、五年级，正好赶上“教育革命”，其实只是教育改革。如果我没有记错，与现在提倡的差不多，要独立思考，教学互动，鼓励创新。闫老师经常上公开课，就是有别的老师特别是领导听的课。我印象中，语文课公开课多，别的课或许也有，但我不记得了。几乎所有公开课都有彩排环节。老师正常上课，提问发言，然后定型下来。有时候老师会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技术性修改。我个人记忆，完全由老师面授机宜的发言几乎没有。我所上的公开课其实只是把稍微加以润色的课重新讲一遍。当然，润色下的功夫与公开课的级别也就是听课者的级别有关。如果是上级教育局来人听课，彩排需要多搞几次。不论是否是公开课，我总是积极发言，而且通常说得有些道理。客观效果就是在公开课捧场。闫老师对我的发言也很少润色，不论是否正确。或许有些道理的错误是公开课上最稀缺的资源。
除了公开课，还搞过学生上讲台，不过次数很少。闫老师安排我讲过一次，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学生讲课。这个事情在回忆《1974年》时说过了。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特别喜欢讲解什么东西，但对掌控课堂并不喜欢。对讲的内容比对听讲者更感兴趣。另外，同学们似乎觉得挺好玩，不记得有人的课堂上捣乱。再说老师也在下面坐着。
还有次意外的课堂辩论。上课老师不知道因为什么说起“一代更比一代强”。冯宝东在下面嘟囔，“一代更比一代臭”。这是他当车间主任的父亲所说，具体所指是当时的青年工人，不求上进，技术不行。闫老师让我们讨论一下，是不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大家都是正方，包括我，举各种例子，说明时代发展进步。只有冯宝东是反方，坚持他的说法。辩论了到下课，不了了之。
在当年的“教育革命”过程中，我还出了点儿丑。秋季学期闫老师传达“朝农经验”的文件。所谓传达，就是在班级念。文件很长，差不多念了一节课。所谓“朝农经验”，是说朝阳农学院长期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做法。毛主席对此有批示。课间的时候，闫老师问我，听懂了没有？我基本上知道意思，按我自己的标准算是懂了，因此回答“懂了”。闫老师接着问我，“社来社去”什么意思？这真把我问住了。如果看了文字，显然是从公社来回公社去。但我只是听，听成“射来射去”，这就很费解了。因此我只能回答，这个不知道。我的学习风格属于“独观其大略”而非“务于精熟”，后来的各种考试也许因此丢不少分，但这种当场打脸，还真少见。自己丢人的事情我通常记得比较清楚。
当时教育界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农经验”热劲刚过，年底时《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鼓励“反潮流”。随后辽宁省也树立一个“反潮流”典型，抚顺市的五年级小学女生杨滢。不过，这些都是后一年的事情了。
1975年初“爆炸案”后，我就是班上的反对派了。在当时的氛围下，我也写过并不太顺口的顺口溜表示对老师的不满。还能大致记住两段，
这校学杨滢，
那校学黄帅；
我们班级里，
老师霸讲台。
老师眼力偏，
立论不公正；
分别好坏中，
立场不分明。
从情绪而不是文采看，是儿童版的《离骚》。我是只给小伙伴冯宝东看，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知道了。闫老师专门与我谈话，与其说是批评，倒不如说是解释。她不清楚我为什么对她有这些意见，可能有什么误解；她对李威同学不错，但与李威家长都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她与我的家长也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其实也很喜欢我，但我做的事情让她很意外也很失望。我现在想想闫老师说得都是真心话，至少是可以拿得上台面的真话。在当时宣扬“反潮流”和批判“师道尊严”的氛围下，她息事宁人避免给自己惹麻烦。我其实也只是发泄一下，并没有想给她添大麻烦，更没有想过能被报刊发现成为典型。回想起来，闫老师非常低调地淡化处理，确实是得体明智的方式，避免了走向失控，对双方都有利。
另有次有意无意间的冒犯。就是那次辩论课的课间，往厕所走的路上，突然想到两位班主任老师姓氏的关联，让我激动地高喊“咸盐！”这种与Archimdes高喊“Eureka！”而裸奔类似，当然境界还是差很多。结果被同学向老师打了小报告。后来闫老师找我去训话，说我给老师起外号。我承认自己说过咸盐，但不承认是给老师起外号。老师不认同我的辩解，说厕所路上，又没有咸盐，你这么说，就是在给老师起外号。诛心之论不无道理，我只能无言以对。几件事情时间线仿佛是这样，课堂辩论，喊“咸盐”，“爆炸案”，关于起外号的谈话，顺口溜，顺口溜的谈话。
我很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为什么与闫老师的关系高开低走。我觉得闫老师挺好，闫老师对我也不错。“爆炸案”开始纯粹是为了好玩，并非要表达对闫老师不满。被闫老师破获了有很强的挫败感，对闫老师用“诈”和不承认有些不甘心不服气。仔细反思，可能是我早期的性格缺陷。正是孔子所说的小人难养之处，“近之则不逊”，虽然没有“远之则怨”。不介意别人不喜欢我，但对喜欢我的人有过分要求。按照我的标准，父母妻女之外就没有什么人喜欢我，只是我不介意。我听到父母如果夸其他小孩，会不开心。按这种心理定式，很可能是期待那些喜欢我的老师最喜欢我。闫老师对我挺好，但对李威同学甚至更好。不过，常识课的张老师明确把我排在第二喜欢，我似乎没有什么不适，好像也没有太在意。当然记住这个事情，还是在意了。初中老师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考察。初中的两任班主任刘汉老师和马振远老师，还有数学的李敬子老师明显对我最好，我很受用。教物理的张素云老师对我很好，但似乎跟我解释过她其实最喜欢我，我当时还有些莫名其妙，也许她感受到我的某种情绪。北大毕业的黄明老师不大看得上我，但我不介意，愿意跟她学数学，毕竟我相信自己是她那时能遇到的最好学生了。还有位语文老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好像姓宋，但真忘记名字了。到高中后，与老师就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关系了，或许我真不介意人家怎么看我了。
学校
学校里的课程已经记不清楚。主课是语文和数学，都是闫老师讲，如前所述。副科有常识、体育、图画、音乐，我也完全忘记了。尤其是奇怪体育和音乐我是怎么及格的，图画倒是有些印象，都是同学帮我画了交差。这种音乐素养，居然被校铜鼓队召去《打镲》，而且还去了。
那时候有“教育革命”，发生在闫老师任上，但我不确定具体时间，从1973年直到1975年毕业。除了学生上讲台外，还有“开门办学”。语文课学教材上的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后，组织学生去郊区的判甲炉大队，听书记讲当地的过去与现在。回学校后写作文。我写了《换了人间—判甲炉的今昔》，结束时用课文中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点题和呼应，被老师选为范文在课堂上读。想想也并非多么高明，只是当时其他同学都没有这么写。
判甲炉之行印象更深的其实是个人化的小事。我们班列队步行前往。在条小河上，要走木板桥。木板只有不到2分米宽，高出水面一、两米，有人走时晃晃悠悠。我实在是不敢走。小河清澈见底，很浅。我就脱鞋挽裤腿，准备淌水过去。被闫老师制止了，一定让我从桥上走。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恐惧心情，这或许是保护机制起作用。想必如样板戏《海港》的唱段，“一步一颤，步步颤颤。”《围城》中有方鸿渐跟着孙小姐过桥的情节，何况我还没有人领着。出这个丑被李俊平通过她母亲告诉我母亲了。在听书记报告时，我与旁边或是前后的李俊平有些争执。她当时已经辞去班长职务，但还没有转走。《1972年》时提到考试时在考卷上写“狗来看”骂她偷看但惹毛了阅卷的常识课张老师。看杨绛《将饮茶》中回忆钱锺书时，说他十岁时与弟弟一起把比他大三岁的女孩宝宝按在大厅隔扇上假装用刀刺，吓得女孩大哭大叫，他们还隔扇上刻字“刺宝宝处”，退租时被索要赔偿。杨绛诛心而论，“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或许与李俊平的矛盾也有这种因素，毕竟我曾跟王艳说她跟李俊平是最好看的女生。
“教育革命”还有考试方法的改变。我记得传达了毛主席语录，“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后来看到这段话的全文，其实走得更远。前面还有“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后面有“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这个知易行难。老师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是负担。《小学时的“创新”》说过我有新意的答题，但也并没有因此得满分。
在小学一直没有换过班。男同学在回忆《1971年》提到张炳伟和冯宝东，在《1974年》提到于晓光、姜文茂、周思铁。在一起玩的比较多的也就是这几位同学。女生专门写了《小学的美女同学》。女生除了文中提到的四位外，或许还有两位简单说说。一位是曹秀娟，班级的学委，但记不准是与我一起的学委还是我被撤职后的学委。有可能是我在任时就有两个学委，我基本上不管什么实际事情。有印象是男生于晓光假装要打她，她在躲。现在想想，其实未必是霸凌，只是“知慕少艾”。于晓光是班上“单打大王”，高大帅气。另一位是欧玉娟，比较懂事或者说成人化的女生，在小学时好像是生活委员还是什么。到初中仍然同班，当了校团委委员，属于我们的对立派别，在《1976年》曾提到。不过，欧同学的“仕途”在初中似乎也不是很得志，因为比不过另外也是成熟型的女生姜桂枝，在《1977年》提过。两人属于同类相争。至少就我个人打交道的感觉，姜同学更热情，让人更舒服。
阅读
读书在我人生中的意义其实还没有完全呈现，但已经是种消遣或者享受。回忆《1972年》时提到的《十万给为什么？》仍然在读。《初读毛选》，四卷本反复看，尤其对各种注解感兴趣。开始读父亲从单位图书馆为我借的书，《初读鲁迅》，后来还有当时的《长篇小说》。此外，还有父母的专业书。父亲的建筑书有些很漂亮的图画。房间设计之类，当时简直觉得遥不可及，其实可能还不如人们现在住的房子。母亲的书《赤脚医生手册》和《工人医生手册》等，也有很好玩的内容，如战地包扎抢救等。
读书之外还有读报，主要是《参考消息》。当年《参考消息》不是人人可以订阅，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能订。开始读《参考消息》的确切时间记不准了，不会晚于73年。因为记得看过当时头版文章，《炫耀着政治的稳定，邓的复职》，那是73年的事情。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在1973年，过去在“忆往昔”系列中写过《少年“军迷”》提到。在《读《中国与美国》》中也提到《参考消息》。可见昔日读报还是留下些印象。70年代后期有所谓“看报看参考，读书读原著”的说法。《参考消息》都是翻译的外刊报道，当然翻译时有所选择。这样仍不失一个视角，从世界看中国。百岁老人周有光所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堪称至理名言。非常庆幸，自己在十岁时无意间便开始借《参考消息》这个窗口，“从世界看中国”。不仅避免被时代大潮直接洗脑，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思维方式。
电台连播小说也继续听。如果没有记错，73年听了最早播的打仗故事是《桐柏英雄》，挺有悬念。后来据该小说拍了电影《小花》。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打县城炸护城河水闸，兄弟两人分别给为国共双方效命，水下搏斗，很震撼。后来看《水浒》宋江征方腊，也有破护城河的情节，似乎比较之下都有些逊色。另个打仗的故事是写朝鲜战争的《激战无名川》。内容其实很单调，美军飞机炸桥，自愿军战士修桥，后来有了高射炮还能打飞机，但还是挺吸引人。这个道理其实对研究也有深刻启示，故事未必有意思，但要讲出意思。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当年做个梦，梦中听到该小说实际上没有播出的内容，可以认为是我在梦中的创作至少是续作。
阅读是前面回忆中有所忽略的内容。《1977年》那篇有些补充说明。这里再增加两篇相关的回忆，《传统蒙学》《熟读《水浒》》，那是1974到1976年的事情。
旅游
如果说1967和1970年两次回上海都是探亲，1973年的上海之行就不仅是探亲，还有旅游。不仅在上海市内观光，父母还带着我去了苏州和无锡。
全家到上海，具体时间记不准了，看照片中穿的衣服不是夏季或冬季。推测是父亲病休，他查出来有冠心病，需要随身带硝酸甘油防止心肌梗死。他需要休息，而且伯父也有冠心病，两人可以交流预防的经验。顺便一提，伯父最后真是病故于心肌梗死，当时在贵州他女儿家里看中国女排夺冠的比赛。母亲有夜班等的串休。也许因为母亲的假没有那么多，父亲与我先去。回来是一起走的。我自然是从学校请假。后来知道全校只有两位同学离开过鞍山，另一位去了北京。闫老师还批评我去过上海没有变得更董事。往返都经过大连，乘船。当时应该已经有新一代7500吨的“锦绣河山”客船，即长锦号、长绣号、长河号、长山号。比67年那次乘的东方红号平稳多了。同行一起乘船的还有位父亲同事的夫人，可能也是同事，但记不准。在家听父母说，那位女士挺有故事，受刺激有应激反应，不能吃韭菜馅饺子。但与我们同行时完全看不出来，很正常。我当时有些困惑，但没有跟大人说。
因为我父亲去了，在朱泾住的时间很可能比较短。印象不深的原因是有些分不清楚记忆片段属于1970年还是1973年。可能还是住在现在已经恢复为东林寺的县委大院。用煤球炉烧饭烧菜。姨父的软炸里脊特别好吃，他们都说比舅舅烧得好吃，其实我真吃不出差别。在上海时还是住在老西门方斜路伯父家。这次堂哥那个在东北长大的儿子小龙没有回去，另位在上海的堂哥的儿子小久(音)周末去。堂姐的两个女儿钱虹和钱斐在，钱斐跟上次在上海的钱虹岁数差不多。当时感觉钱斐更开心些，而钱虹有些“作”。这次回上海好像也在康平路二姑妈家住了一晚上，我记不准了。
在上海的观光记不全了。肯定去过离住处比较近的复兴公园，那里有旋转木马。虽然我涉世未深，还是喜欢。那种在起伏追逐中保持与周围的固定距离，是人生的深刻隐喻。可能也去过西郊公园，但不能肯定。从照片看，去过康健园，可以划船，那里还有形状各异的金鱼留下深刻印象。当然重新开放的豫园是必去之处。全家合影看起来像在豫园拍的。当时有小刀会起义纪念馆，似乎那里是小刀会的指挥部。
在苏州，去过虎丘、西园和狮子林。也许还有别的地方，但没有印象了。当时有些公园还没有开放。虎丘能记住是因为有虎丘塔，苏州地标。西园的五百罗汉很震撼，虽然当时对佛教还一无所知。西园应该是我去过的第一个佛寺。狮子林有许多假山石洞，玩得很开心。但最后能看见父母，就是走不过去，石洞太复杂。情急之下，只能翻越出去，与他们会合。下面两张照片可能都是在狮子林拍摄。这是我少有的技术性犯规。苏州也许去过别的地方，但是记不住了。
乘那种有人驾驶的小机动船从苏州到无锡，就是穿越太湖。船上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位驾驶员。想想那时我父母胆子真挺大。如果我没有记错，在锡惠公园登陆。看了那里的天下第二泉。然后去了梅园。最后去了鼋头渚，那里风景最漂亮，但似乎是照相机没有胶卷了。反正出了点儿情况，没有拍许多照片。
家务
与我们这代人及其更年长者所形成的独生子stereotype不同，我做家务的能力在平均线之上。特别是在北方男生中，或许算得上高手。确切什么时间开始做家务我想不起来了，但73年半天上学时，已经能做不少事情了。在“忆往昔”系列中，回忆过一些，《洗碗》《洗衣》《烧饭》，还有其它家务，如下面说的打扫房间。
打扫房间是因为我上半天课，其余时间都在家。与洗碗烧饭不同，这既不必须，也不是父母的指令，只是我有些喜欢，可能也有讨父母欢心的成分。打扫房间最主要的工作是擦地。拿快抹布趴在地上擦，确实适合小孩子干。地擦干净，就可以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玩。
擦地这个技能可以迁移，后来用于擦凉席。小时候，我到上海康平路二姑妈家，自己擦睡觉床上的凉席。二姑妈直夸我爱劳动。她那代人比较看重诚实、好学、爱劳动之类。其实我并不爱劳动，只是有些家务，随手就做了。正所谓，“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其实许多事情都如此，但行方便，莫问因果。
后记
本文是系列回忆中小学阶段的最后一篇，尽管回忆的不是最后一年。因此不完全局限于1973年，另有些查缺补漏。通过回顾，以较为粗略的线条再现当年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当年那些让我困惑的行为，虽然很有些猜测的成分。在小学阶段这五六年中，我与当年所有那时同龄人都类似，自然地、无目的性地成长。就我个人而言，懵懵懂懂但总体上还算快乐。这个未必人人如此，有些人不快乐，有些人不懵懵懂懂。与小学之前相比，有了新的享受如阅读，新的体验如与老师同学亲疏变化和课业表现的起伏，以及新的认知如父母作用的局限和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在这些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自说自话、自行其是的行为偏好。
如上所述，我有着快乐的童年。这种童年快乐主要甚至全部来自父母。首先父母理性节制的爱提供了情绪的支持，使得我不需要看人脸色，不用讨好任何人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在那个年代，父母无疑也有恐惧怨恨等负面情绪，但由于某种我还没有想清楚的原因，对我影响不大。其次是父母的遗传提供了智力的支持，与周围同龄人相比，我在智力上似乎有某种优势，这种优势至少保持到初中时代，到重点高中后不再明显。最后，家庭经济条件较为优渥，父母提供了物质的支持，不仅有充分的营养(也许过于充分)，而且不用为任何经济负担而分心。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在见识和陪伴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过去已经写过57篇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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