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禄口机场的常客休息室很好。不过，南京离上海太近，很少从禄口机场走。七月下旬，禄口机场发现德尔塔型新冠病毒感染者，现在相关感染者已经出现在6省13市。上海尚无感染者，只有密接者和密接者的密接者。张文宏主任今天早上发微博。“后续1-2周各省市如果没有更多的二代与三代病例发生，本轮疫情的规模仍然会限制在南京市。”“关键还是后续1-2周的监测，如果进一步出现了较多与禄口机场无直接相关的病例，则标志着疫情规模会扩大，可能需要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曾经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艰难的事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这波疫情对我的直接影响是下月初在成都的四五千位参加者的会议改期或取消了。我本来就没有参加那个会的计划，但在会前有个工作委员会开会，我准备参加。大会就不去凑热闹了，小会有具体任务还是要去。已经订了往返机票。昨天申请了退票。我选了“非自愿退票”，理由是“其他”，备注因成都疫情取消行程。这趟往返折扣高，因此退票费还挺贵。今天有通知，免费退票。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因为上次成都疫情已经推迟一次。这次不推迟了，改网上开。
写上篇疫时记事时，深圳的疫情较为严重。测了核酸才乘飞机离开深圳。当时要72小时內的核酸报告，很快就改成要求48小时的核酸报告。随后疫情更为严峻，进入校园也要48小时內的核酸报告。不过我已经在上海了，与人方便，于己方便。
六月下旬到南昌开个专业委员会的会议。当时广东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辛亏我果断调课提前离开深圳，到参加会议时已经过了两周。行程卡上不显示去过广东。那是新一届专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很成功。五月中旬商议开会时，有个选项是跟大会一起开。现在大家都庆幸，辛亏开掉了，不然线下会议恐怕遥遥无期了。第一次会议，许多委员还不熟悉，似乎不宜线上开。
七月中旬本来要去西安参加个国际会议，我是Advisory Committee Chair。线下的其实都是国人，洋人线上参会。没有成行倒不是因为疫情，而是与北京的答辩时间冲突。只是在线上参加了那个会议的TPC会议。
去北京参加答辩。早去两天，帮主申请人准备PPT。北京的防疫不太严格。前两天住学校，需要报备入校。但我观察，只是住学校的招待所，其实另外有门，不用报备。答辩的防范不算太严格，广东的可以现场答辩，安徽的只能线上答辩。北京游人众多。故宫颐和园这样的景点，门票都需要提前网上购买。
七月中旬到青岛，讲次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课。入校没有报备，说明住交流中心即可，基本没有受疫情影响。结束后直接去深圳。疫情已经过去了，但还是要重新提交绿码和行程卡，申请准入。开两个会就返程了。深圳机场似乎要凭绿码进出，上海的机场不需要。
回上海后，又参加个国际会议，我是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原来不准备参加了，一方面是上海的会对我而言报销最麻烦；另一方面，毕竟还有疫情。主办者希望我帮忙主持个Plenary Session，我也只能从命了。两位报告人一位是现场报告，另一位是线上报告。线上报告是预录的，但与前两位报告人没有上线不同，报告人在线回答了问题。当时这波疫情已露端倪，影响了不少人到会，特别是主办的学会办公室在南京。闲聊时，大会主席说乌鲁木齐疫情防范特别严格，他跟校长去，机场都没能出，两位院士就被遣返了。台风烟花将至，完成任务就匆匆回家了。不过台风没有想象得大，毕竟上海环线只能不许放烟花。很幸运在上海没有涝疫结合。
在反复查验行程卡过程中，我注意到自己两个手机号的行程不完全一致。差别最大的一次，一个号的行程卡线上有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区是红色，当然箭头本身是绿色；另一个号行程上干脆没有沈阳。莫名惊诧。
上海防疫措施也在加强。机场和火车站出站需要查验健康码，红码集中隔离，黄码居家隔离。顺便一提，去年从青岛和今年从沈阳回沪后，居家两周不能入校，那不是居家隔离，只是居家观察。只是不能进学校，但不需要社区监督。入校也变严格。前几天去所高校评审，事先报备，刷身份证就可以过门禁。昨天去另所高校博士生答辩。事先报备了，但最新通知，要看行程卡。
乐观估计，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要到十一长假后了。我十一订了机票，不知道能不能如期成行。其实有疫情压力时，景区游客少，体验好，快乐险中求。下周闭关一周，不出家门，静观疫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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