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抒情自叙—学界小说丛谈之《沉沦》-陈立群的博文

抒情自叙—学界小说丛谈之《沉沦》

2021-3-1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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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一篇白话小说到底是《狂人日记》还是《一日》有争论，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则毫无争议的是郁达夫所著《沉沦》，1921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该书收入2000年作家出版社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百种图书中有小说52种，或多或少与学界有关的包括，《呐喊》《彷徨》《速写三篇》《倪焕之》《围城》《北方的河》《活动变人形》《南渡记》。除作者的自序外，《沉沦》包括三篇短篇小说，《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反映留日学生的生活和欲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界故事，但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一日》的故事虽然也发生在国外，但非常本土化，没有留学生的特点。

《沉沦》定稿于1921年5月，或许是小说集中最有名的一篇，争论最多，影响也最大。作者在《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这既阐明了小说的主题，也概括了主要的内容。通篇着力描写与渲染的就是孤独、忧郁、苦闷、性，偶尔点缀着实为自卑情结的所谓爱国心。主人公“他”是留日学生，21岁。出生在离杭州不远的富春江边的小市，17岁时进杭州的大学预科，与校方矛盾而离校回家。后来由在京官场不得意的长兄带到日本。19岁时，长兄回国，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学生专门开设的预备班。本来读文科，听兄长的话改成医科。一年后毕业去了N市(名古屋Nagoya？)，因为那里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在N市，“在生活竞争不十分猛烈，逍遥自在，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他博览经典作家华兹华斯、爱默生、梭罗、尼采、海涅、吉辛等，但“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而“法国自然派的小说，和中国那几本有名的诲淫小说，他念了又念，几乎记熟了。”同时写旧体诗。他无法融入同学的生活，“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他所渴望的，“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得不到，就用当时不道德的方式解决性的饥渴，如自渎和偷窥房东女儿洗澡。害怕房东追究，自己搬到山上梅园里的房子住。与国内的长兄因为琐事争执，断了交。把专业从医科改回文科。在山上读诗时，碰到男女野合，又受刺激，仍以自渎释放。后来去家有妓女出没的卖酒食店。感觉受到了怠慢，其实只是他盯视侍女“肥白的腿肉”而不说话时，人家问一句“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激动后多喝了些酒，睡在店里那侍女的被子里。翌日早上结账，另外给侍女小费。钱不够多，开始侍女不要，在他激动哀求下，人家就收下了。于是他走到海边。“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但这只是他的实际考虑，而最终喊出的口号是，“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实在看出实际考虑与临终口号之间的联系，但无疑摆出个“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完美pose。

《南迁》写于1921年7月。1920年春天，二十四五岁的留日学生伊人，接受西洋人的建议，到太平洋上的半岛房州疗养身体。伊人一年前在东京时，踌躇满志。“名誉我也有了，从九月起我便是帝国大学的学生了。金钱我也可以支持一年，现在还有二百八十余元的积贮在那里。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曾与日本女人M交往同居，但M其实有丈夫。伊人发现后，只身逃出来，连行李都没有带。这就是他所认定的“被一个日本妇人欺骗了一场，所以精神身体，都变得同落水鸡一样。”刚在房州半岛，住在西洋人C夫人家里。同住的还有两位日本男学生K和B和三位日本女学生，其中有O。有些神经质的K似乎在追求O。伊人与O交往较多，引起K的嫉恨，在教会讲坛上攻击他。伊人则在讲坛上把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的主旨归结为“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气”。B也站出来发对伊人。伊人回到住处，着凉感冒，被送进医院。故事结束时，其生死未卜。作者在《自序》中说，该篇“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

《银灰色的死》写得最早，在1920年，也是唯一结集前发表过，连载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7月7-9和11-13日。故事发生在1920年底，“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总每是昼夜颠倒的要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六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十月底，他得知了在国内的妻子亡故的消息。他的经济来源是典卖自己的财产。“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值了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也只有五元钱存在了。”这时他想起过去总去的小酒店的老板娘女儿也是侍者静儿要出嫁了，就又过去。得知静儿要在正月出嫁，他变卖了图书，得了九元钱。买了礼物，给静儿送去。在那里喝醉了酒，躺在静儿床上。后半夜两点醒来离开。路过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想到几天前曾在这里帮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存和取帽子外套。恍惚间见到那个女子，要追过去。突发脑溢血，死在银灰色的月光中。

这三篇小说，以略为夸张的笔法，写了在日本留学生的颓废生活。他们有生理和心理的压抑，结局都是男主人公的亡故或濒于死亡。从写作风格看，都是所谓三者都是所谓自叙体抒情小说。特点是以主人公的视角看世界发议论，不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读者知道主人公所见所感，但通常难以判断所见是否真实，所感是否合理。因此，没有经验的读者，很容易被作者带着走，与主人公有共情，于是故事变得很感人。自叙体小说也称自传体小说，并非是自传，虽然《沉沦》中的故事无疑以作者的留日生活体验为基础。据说这种自叙体抒情小说，是作者所开创。这类小说中，作者追求的是主观情绪方面的真实。有些读者包括我在内，往往更在意客观的真实。

从客观的真实角度看，几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用现代的词语说，都是“巨婴”，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没有行动能力，又过于敏感，极度夸大外界对自己的轻慢。但与普通“巨婴”不同，“他”是有文化有才华的“巨婴”，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有生动的表达力，能把“形而下”的颓唐猥琐，转换为“形而上”的唯美甚至高尚。这种将个人的挫折归因于族群的弱势，将自己的碰壁视为天道的不公，是失败者的思维定式，因为天道不公族群弱势，自己必然是无所作为。这其实完全是种误判。以追求日本女子为例，这根本与中国是否积弱无关。同样是中国留学生，郭沫若、周作人、周建人都娶了日本夫人。鲁迅为这类人开过药方，“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热风·随感录二十六》)”这种心态就是苦闷抑郁，文人用华美感人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抒情。在白话小说中，《沉沦》堪称郁闷的始祖，也是抒情的始祖。

值得一提的是，短篇《沉沦》中有两首旧体诗很不错。都是作者的原创。第一首是“八月初三夜发东京，车窗口占别张、杨二子”。1915年10月6日发表于《神州日报·神皋杂俎·文苑》。

峨眉月上柳梢初，

又向天涯别故居，

四壁旗亭争赌酒，

六街灯火远随车，

乱离年少无多泪，

行李家贫只旧书，

后夜芦根秋水长，

凭君南浦觅双鱼。

另一首题为《席间口占》，又作《冬残一首题酒家壁》，写于1916年冬。

醉拍阑干酒意寒，

江湖寥落又冬残，

剧怜鹦鹉中州骨，

未拜长沙太傅宫，

一饭千金图报易，

几人五噫出关难，

茫茫烟水回头望，

也为神州泪暗弹。

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我都不太喜欢，散文基本上都读过，小说有些难以卒读所以读得少些。他的旧体诗在新文化人中应该算是好的。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写入散文名篇《钓台的春昼》中的一首

钓台题壁

不是樽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

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

义士纷纷说帝秦。

诗很好，只是作者三场婚姻情人无数，真看不出“生怕情多累美人”。或许是为押韵而倒装，应该是“生怕情多美人累”，怕多情美人不肯离开，妨碍了新的韵事。那就对不住了，借“酒醉”以“鞭名马”。

作者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浙江富阳。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后因参与学潮被开除。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留学，191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预科，一年后预科毕业。同年入学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的前身)医学部，翌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课，1919年毕业。同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经济学部学习，1921年与郭沫若、张资平等创建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安庆法政学院教授英语一年。192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一年。1924年到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一年。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1930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四个月。1934年任浙江省政府参议，1936年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并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1937年被推举为“福州文化届救亡协会”理事长，担任《救亡文艺》主编。1938年任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同年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主笔，兼任“星洲华侨文化届战时工作团”团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1940年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1941年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1942年被选为新加坡文化届抗日联合会主席。同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一度担任日本宪兵的翻译。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