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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8年

已有 9200 次阅读 2018-7-31 18:48 |个人分类:往事钩沉|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1978年, 教师, 考试, 记事, 回忆

10年前的“文革”中的学前儿童，现在初中毕业，成了高中生。与十年前一样住在太平村113栋35号。年内过了15岁生日。七月毕业于鞍山市第三十中，九月升入省重点高中鞍山八中。高中部分写了好几篇《高一忆旧》，这次只写初中部分，略去入高中的四个月，或许明年会提及。

考试

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但实际中往往理解成考试。关键性考试在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正面的例子是我的中考，反面的例子是我的高考。可惜当年我在考试时还没有充分理解

当时全市有三所重点高中，一中、三中和八中，后来都叫省级重点高中。不知道现在规矩如何，我们那时不能自由投考，而是按行政区考，铁东区的考一中，铁西区的考三中，立山区的考八中。一中最好，三中和八中差不多。我入学时在立山区，后来搬到铁东区。

我的考号很不吉利，44449。属于第169考场，在立山区东方红学校。考试的细节我记不清了，具体成绩也忘记了。只记得在那届考取八中的700多人中，我的成绩是第七名，进了前1%。我向来不善于考试，这大概是我考试史上的最佳成绩。那届有14个班，一班和二班是平行的重点班。我在二班。

单纯入学成绩也不说明什么，至少与高考的相关性不强。我们那届，前两名张惠彬和杨斌确实是学霸，高中毕业时都考取清华了，分别是化学工程和铸造工程专业。我们一起参加高二的市数学竞赛成绩也不相上下，都得了二等奖。杨斌毕业后同学聚会见过一次，他在大连物化所读了硕士，工作一段时间去美国了。他姐姐是我妻子在鞍山时的同事。第三名年轻贪玩，高考居然落榜了。我前面的另两位后来也跟我一样只考取二本，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另一个是我太太同校不同专业同学，他也得了二等奖。

三十中同学考取八中的好像都出自重点班，由此可见重点班的必要性。张晓斌和胡野岩在一班，张宏、张宇和我在二班。还有几位同学考取了另外的班，包括我的好同学谷安凯。多数同学当然没有考取，特别是平行班的同学，有不少压根就没有考。当年中专技校和高中是分开考，有些同学选择考中专技校了。平心而论，考取八中，我并没有对老师和同学的依依惜别之情。对我最好的物理张素云老师已经调入重点高中。

中考算是放个卫星。但初中结业考试成绩不理想。毕业证上记录的成绩，数学99，物理100，化学99，英语99，语文87，政治95，历史100。最主要的是，语文没有到90分，没有评三好学生的资格。我一直不喜欢语文老师，种瓜得瓜，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有些预料之外。前一年获市三好学生标兵，当年连校三好学生都不是，真是跳跃现象，看来从小与非线性有缘。不过，前一年的荣誉其实是意外，没有才是常态。高中、大学、硕士生阶段，除了竞赛获奖，再没有任何荣誉了。或许早年巨大的落差，让我比较早就看淡这些，有了挺高兴，没有也不难过。就像传说中，炒股者的胸怀，也是大跌跌出来的。

选择

中考重要，但中考对我其实只是一个选项，并非唯一选项。家长和我放弃了另外的选项。

初三的时候，我可以跳一级去参加高考，也可以按部就班中考。我们觉得高考没有把握，估计能考上，但不能考上好学校，因此没有敢冒险。更何况如果考不上，就要毕业，成为社会考生，当时觉得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回想，很难理解那种恐惧。家长决定，当然我也同意或者至少没有反对，还是按部就班中考。

现在看，那个决定可能错误，是因为又读了两年高中考得也不好。如果考取同样的学校，早两年对后来职业发展是巨大的优势，虽然我高中毕业后读大学也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更何况，也许当时考取的学校还能稍微好些。就算没有考取，在家复习再考，也没有什么。父母都没有魄力，被考不取的前景吓退了。其实现在想想，复读再考，真也没有什么。

另一方面，我实际高考的主要问题是录取不好甚于考场发挥不好，当然发挥也不好。录取不好是家长和我对自己色弱的影响估计不足。早两年考，这个问题仍存在，除非当时体检要求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严格。而且这种跳级考试，毕竟程序上有瑕疵。有人举报可能也会有麻烦。好事不如无，父母的保守也许不无道理。

拜师

整个学生生涯中，只有在初中最后这年，我请了数学方面的课外教师，而且前后有三位之多。这并非是我的愿望，主要是我不忍拒绝他人的善意。两位是校内，由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马振远老师介绍。另一位是父亲科里一位描图员的丈夫。马老师的人品和胸怀都很好，就是数学业务确实不行。年轻时，不知道世事艰难，可能低估了这种老师的作用，甚至言语中或许有些不够礼貌。如果说后来我多少还有些优秀教师的态度，最初来源于三十中的马振远老师、张素云老师和魏进修老师的身教，得益于马老师可能最多。至于李敬子老师对我的关爱和亲情，我很感动，但我对学生从来做不到，而且我现在看来那也似乎也不够professional。

马老师给我介绍了中学四年级(相当于高一)两位数学老师。一位是五十多岁老先生高老师，名字忘记了，据说教学经验丰富，看上去就是那种解题高手。另位是三十多岁女老师黄明，据说是大有来头北大高材生。两位对我都不大热心。我当时的感觉，高老师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无所谓，让我有题目不会问他，我也没有问(因为不需要，父亲科里有几位清华毕业生)。后者是基于阅历优势的瞧不起，觉得我不值得她费心思。后来实际请教的是黄老师，她是四年级重点班的老师，也辅导数学竞赛。虽然她不大热心，不大看得上我，但勉为其难还是给我些指点。小时候，我对人家的态度还是有些敏感，但不介意。这大概就是幸福儿童的自信。因为长期不介意，后来变得不敏感了。

黄老师其实也没教我什么具体东西。她只是给我些指点，更类似于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校外的老师给讲高等数学，算导数求极值之类。黄老师就问我，从定义求导数会不会。后来看“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平面解析几何》，确实要求用极限计算切线。黄老师绝对有名校风范，这是我对“北大气质”的最初感受。可惜，她那时确实没有教出争气的学生，或许她觉得他们更不配做她的学生。我跳级参加四年级的数学竞赛，在学校和在市里，成绩都超过她所有学生。她很无奈地送我个雅号，“民间歌手”，虽然唱得可能挺动听，但毕竟五线谱甚至简谱还不会认。现在体会，黄老师当年真有高手的寂寞，我这种喜欢数学的优秀学生，在三十中不说空前绝后，至少多年不遇，仍不足以入她法眼。

现在想想，黄老师对我各方面影响挺大，虽然她似乎并不看好我，接触也不多。在为人方面，我见识了拥有知识可以多么自信，甚至仅是在很好的求知环境中呆过就足以有傲气。在观念上，可以说是现实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甚至也可以说是低配版的“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John 8:32)”。在现实中，消极说，我有了凭自己的知识本事吃饭的偏执，不重视人际关系，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积极说，也让我以后在与名校毕业生打交道时，有很好的心理素质，虽然不能说很欣赏但也完全不反感他们的傲气。我尊重那些骄傲的人，特别是他们确实有可骄傲之处。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可骄傲之人应有的谦卑态度。

在对数学的体认方面，黄老师给我数学文化的最初启蒙。例如，从数学家的角度看，解题高手之类档次比较低，类似于民间歌手。后来看华罗庚先生的通俗文章，也说了类似意思，虽然他自己本质上属于解题高手类型。在黄老师看来，题目做得好，不等于理解了数学。或许在她潜意识中，掌握了数学的技术，不意味着就有了数学的文化；后者更重要，至少更能体现身份素质，而且只有读名校跟名师才能培养。有些傲慢，但不等于没有道理。后来读到林语堂所谓，牛津的教育是导师用香烟熏出来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话说得更有趣。

最重要的启示可能在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方面，教师的水平至少与态度同样重要。黄老师与马老师简直形成鲜明对立的两极。平心而论，从长远看，黄老师对我的正面影响更多。越到高年级，越进入专业领域，教师的水平越重要。业务水平出众的教师，不经意的几句话，甚至举手投足之间，给学生的启示和帮助都是从其他渠道难以获得。这或许是现代高校聘任教师主要看科研水平的缘由。遗憾的是，这种启示和帮助，没有亲身经历很难理解。所以社会上普遍认为教师的态度比水平重要。我认为其实是错觉，但也理解那是多数人不可避免的错觉。毕竟多数人没有这种亲身经历，无缘领悟过高手不经意间的启示，因此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或许更重要的是，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这种启示的需要。不管怎样，在我看来，专业人士，职业素质、能力和水平最重要，其他的如私人品德、待人态度等都相对次要。教师也是专业人士，虽然他们的收入不太像。

此外，我个人对黄老师的鄙视感受颇深，虽然并不介意。但我知道，不是人人都如我，脸大皮厚心宽体胖。有些人可能对他人的态度非常敏感。这方面黄老师是我的反面教员了。我自己当教师后，对所有学生都很尊重，对学习差的学生尤其尊重。那些本来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人，理应有更好的感觉，这才公平。就算实在瞧不起学生，也至少不用让学生知道。如果概述我对教学的愿景，最简单说就是，为优生创造条件，给差生充分尊重。这里所谓“好”“差”仅是指从事专业工作的意愿、禀赋和努力。许多教师，即使主观上非常负责的教师，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给差生创造条件，给优生充分尊重，我觉得在至少在大学以上阶段，未必合适。

关于黄老师最后再八卦几句。她在三十中让我有机会请教纯属偶然。听说她嫁的先生是某首长的秘书，不知是犯了政治错误还是有生活问题，总之是出了事情，两人离婚。于是就流落到了三十中，自己单身在学校，忘记了她是否有小孩。显然，黄老师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传闻她父母都是北大的教授，文革结束后不久把她调回了北大。后来没有了消息，猜测出国了。

校外老师严隽杰是文革前北京钢院毕业的工科学生。他给我讲高等数学，好像用的是西交大的教材，我手里有清华的教材，反正不是很主流的樊映川。严老师有些照本宣科，但态度非常和气。内容就是求极限、算导数、定极值之类。说实话，不用人讲，我自己也能学会。黄老师知道这件事，非常不屑，嘴撇得都要掉下来了。我当时还有些不解，觉得何至于如此。后来理解，这无关个人，也无关北京大学和北京钢院，只是数学分析对高等数学的不屑。

说几句题外话。严老师太太徐艳辉是父亲科里的描图员。她是我小时候一起吃过饭的吕家姐妹的表姐，她们的母亲是她姑妈。因此按辈分严老师与我其实是平辈。徐是四川人，性格直率，脾气火爆。在科里常与人闹矛盾，有时候到家里跟父亲哭诉。描图员之间真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谁不打洗手水，又把打来的水弄脏了之类。父亲只是技术负责，并非行政领导。严老师苏州人，说话慢条斯理，显得家教好，涵养深。对太太的大嗓门很无奈，曾跟我转述别人的说法，“宁可与苏州人吵架，不要和四川人说话。”

竞赛

那年学科竞赛风行。殊不知我们的水平差得太远，竞赛实际上跟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想象一下，华山论剑五绝争胜，排名前十或二十的上场算是重在参与。排名一百两百的围观或许看出些门道，排名一千之后的也还可以看看热闹。再差的，其实连围观都没有资格。但当时不知道这些。我们在学校也乐此不疲搞起竞赛来。

在学校数学竞赛中，我是常胜将军，简直是三十中的独孤求败。参加所在三年级数学竞赛，以95分取得第一名。跳级参加四年级数学竞赛，以60分取得第一名。参加鞍山市中学四年级数学竞赛(低年级没有)，只得38分，没有取上名次。不过我仍取得了三十中参赛者的最高成绩。三十中其他参赛者比我高一年，又亲炙黄老师，但在学校和市里考试分数还都没有我高。我当时还是开心地想象黄老师的无奈，我虽然不怎么样，但比她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强那么一点点。因此，虽然没有进入下一轮，我还是很高兴。这种孩子气的争强好胜，并不是我的风格。只是受黄老师轻视的反弹。

物理竞赛也参加。本年级物理竞赛预赛76分，得了第二名，而且与第一名张晓斌差距很大。决赛时77分，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温明全80分，张晓斌失手，成绩比较差。物理竞赛我从来就没有得过第一，到八中后也参加过一次物理竞赛，还是第二名。初中时好像也到鞍山市参加竞赛，自然是全军覆没，我连自己的成绩和名次都忘记了。温明全后来也考取八中，但不在重点班。我们私人关系不错，只是高考后再没有联系。张晓斌与我关系不太好，或许有些在物理张老师那里争宠的竞争关系。他考取了八中的重点班，高考考取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大四都在武钢实习，我们偶然遇到过。虽然我在学校没有得第一，在市里竞赛更一败涂地，张素云老师对我仍有迷之信心。她当时马上要调到八中。她曾这样表达对我的信任，“你肯定能考上。如果你考不上，我调动时把你带进去。”毕业后，再也没有看望过张老师，无颜相见，真让她失望。是不是还到市里参加过化学竞赛，我完全不记得了。

到鞍山市参加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真正有益的教训应该是认识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三十中封神般的独孤求败，在鞍山市就只是炮灰级的无名拳师，更遑论全省全国。其实我早知道有许多人远远比我强。父亲单位几位清华毕业生的数学，就是初等数学，也让我望尘莫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应该尽早离开三十中，到更好的学校，更快地提升自己。后来知道，确实有这样位初中同学，最后考取清华了。这么显然的道理，我当时傻没有想到也就罢了，我父母呢？那些对我很好的老师呢？他们也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这对我来说，都是不解之谜，甚至有些细思恐极了。

读书

我印象中，似乎我的阅读从来没有间断过，当然印象未必准确。

具体到1978年，在读什么书，我确实记不清了。可以肯定，《数理化自学丛书》在读。

完全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书，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期刊《人民文学》。当时订阅有限额，我们就订不到。孙阿姨家订，看过后给我们看，期期不拉。

反思

初中的事情到这里就说完了。事实方面，只有个别文字记录，主要依赖于自己的记忆。感觉方面，似乎没有充分写出自己当时那种得意，觉得颇有天分，有些自命不凡。到底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器小易盈。时过境迁，心情不同，当时那种表现就难以名状了。

从城乡结合部的位置和生源看，我所就读的三十中当时应该是垫底的薄弱学校。中考能考到全区的前几名，也算是草窝里飞出了凤凰。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领情，不懂感恩，离校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除了我谈恋爱的时候，带着女朋友去三十中转悠过，物是人非，校园依旧，老师不知何处去，似乎也没有勾起什么怀旧之念。我在多处看到，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与老师没有再来往。从我个人体会看，也不完全是薄情，只是那些学生有更感兴趣、更重要、或更迫切的事情要做，顾不上叙旧。我现在当教师，更希望自己的学生有所成就，完全不介意是否与我个人保持联系。

在整个学生阶段，我最辉煌的时刻是在初二和初三，难得成了好学生。当然，这只是我推测人家这样看。我自己的感受而言，从小学到高中都差不多快乐，或许初二以后更快活些。因为前景明确了，考大学读大学。在此之前，我对未来模糊的设想是到工厂(按政策我应该不用下乡)后就设法混进写作班子，动动笔杆就不用干体力活了。我从小对于体力劳动有近乎本能的厌恶，做家务或许除外。至于怎样实现这种幼稚的愿景，我没有概念。“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现在的教授职业，完全符合少年时的理想。

总体上我不是好学生，但大概还能算好教师。初中的做学生的所谓辉煌与我后来的做教师的职业成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那时候的经历对我后来还是有些影响。或许从初中开始，我就定下了自己的生活基调，凭业绩吃饭。我始终相信，业绩会有回报，特别是业绩已经惹人注目的时候。因此，我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仍会继续工作积累业绩。当然，也不是为业绩工作，很幸运的是，我对自己的工作都比较有兴趣，最差也是不反感。如果说我后来有什么长进的话，就是对业绩有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开始当学生时候业绩只是分数，后来当教师业绩是论文、经费、引用、获奖、应用等等。现在我理解，业绩包括一切有目行为的结果，只要这种结果能够在某方面满足人们(包括他人也包括自己)的需要。

同时，我也开始意识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不论身边的世界多么精彩，那都只是更大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井底之蛙最多也就横行井底。初中的经历是典型的the big king in a small country。当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后，不论顺逆，对自己都有平常心，始终有种谦卑感，但不觉得自卑。

我很晚很晚才充分认识到走出身边小世界的意义。从三十中到八中，不仅是从初中到高中，而是走入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当时还不理解这种走出的重要性。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又多次面临甚至创造了离开身边熟悉世界的机会。有时选择出走，有时选择留下。回首看，凡是走出的决定，都正确。我总的倾向，还是偏于保守，特别在中年之前。

这一年照片也很难找。贴出张证件照，可能是中考报名和高中学籍记录所用，应该拍摄于1978年。曾经贴在1976年了，时间不对，重新贴一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