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备受瞩目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落下帷幕。这一奖项之所以与诺贝尔医学奖相媲美，在于评奖过程中更加的公正、公开、公平，评审成员不是局限于一个大学，而是邀请国际著名的生物医学科学家，因而倍受医学科学界的推崇。今年的获奖研究中，我最感兴趣的不是iPS细胞（基础医学奖），而是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格列威（临床医学奖）。三位美国医学科学家Brian Druker, Nicholas Lydon和 Charles Sawyers分享该奖，一个搞基础生物化学研究，一个是诺华制药，最后一个是临床医生。

         在格列威问世之前，慢粒是不治之症，经过慢性的粒细胞过度增殖，最后导致造血系统衰竭，或发展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慢粒的临床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费城染色体的发现，一个染色体的易位导致产生一种活化的激酶，那就是BCR-Abl。现在BCR-Abl做为使用格列威的指标，生物学对激酶结构的了解，使得筛选小分子化学合成抑制物成为可能，格列威在体外细胞系统中表现出强大特异的抑制BCR－Abl激酶的功能，I期临床实验发现对慢粒患者具有非常强的抑制粒细胞增殖的能力，最终发展为临床广泛使用的药物。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科学故事，是一个很完美的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故事。临床医生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最终开发出一个让更多病人受益的药物，在可观的经济效益之外，彻底改变临床治疗格局，极大的推动对疾病生物基础的认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在中国瑞金医院就有最成功的例子，那当然是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的成功应用，其意义显然不在格列威之下。在各个疾病新的药物不断问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成功的医生和他们成功的故事，在基础医学信息飞速增长的现代社会，学科之间的交叉成为必然，正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产生了一个个功不可没的医学成果。

        在认识到医学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还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尤其是临床医生，临床医生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临床科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读Charles Sawyers的文章，我看到了一些他的答案。他认为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与临床和基础都不冲突，用基础的方法来解决临床的问题。临床医生提供的更多的是服务和责任，对具体的病人负责，因此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让患者满意，提高具体病患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除其病痛，而医生如果只凭我们仅有的感官来观察病人是明显不够的，尽管我们强调三基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用你的感官来描述一种新的疾病，来解释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现代医学发展的唯一最强动力已经不是来自于细心仔细的观察，而是来源于experiment。如果Hippocrates知道实验的重要性的话，整个医学史都将改写。因而现代医学呼唤一种人才，一种具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才，这也是美国各大医学院校都纷纷开设MD/Ph.D专业，旨在培养一种复合性人才，事实上国内的医学本科教育相当于美国的MD教育，而医学硕博士教育相当于美国Ph.D教育。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医院的学科负责人大多数都具有双学位，MD/Ph.D，尤其是内科系统更是如此。从事临床医学研究的医生把80%的时间放在实验室，20%的时间放在临床，一边为病人服务，一边进行研究。他们选择一个主攻疾病，然后采用多种方法去剖析临床问题，然后用实验室的发现来为自己看的病人服务，当然更多的是全人类获益。

        临床医学科学人员工作的成功模式很多，有的以一种疾病为基础，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有的以某一个病人为基础，开展深入细致的挖掘。前不久，看一本60年代发行的书，谈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bedside research，其中有一章节谈到我目前所在的大学，洛克菲勒大学，一个产生了2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在这里诞生了很多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其中包括一个发现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脱氧核糖核酸。二十世纪初，链球菌肺炎的病死率高达80%，洛克菲勒大学的前身，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以Cole医生为核心，开设了一个只有30张病床的医院，这个医院与其他医院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病人是为了医学研究设立，当时他们只研究一种疾病，就是链球菌肺炎。Cole招入一些年轻住院医生和一批在物理、化学、微生物方面较有成绩的科学家，把这两股力量整合在一起，希望年轻的医生学会基础的方法来研究病人。在10几年的研究中，他们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其中包括Avery经典的链球菌试验，明确了transformation factor的本质是脱氧核糖核酸。这是用实验的方法证明表型来源于基因，整个20世纪后半叶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这一最根本的发现。

      目前依然存在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一种互相鄙视的视角。临床医生觉得基础研究完全就是纸上谈兵，毫无用处，而且医生每天都在创造价值，而基础研究大多时候是浪费钞票；医生每天都有一种开心和欢喜，因为从病人脸上你看到了他们的敬仰和尊重，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医生的收入远远的超过同级别的科研人员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现象视乎根深蒂固，医学生一进大学就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大学期间缺乏系统的科学培训，走马观花的学完基础课程，然后就开始在病房里学习临床，跟着老师学习所谓的临床思维，侧重于临床问题的剖析，有点依赖实验室诊断，但是又经常觉得实验室的化验有问题。因而医生考虑的是具体的病人，现有的诊断措施和治疗方案。 从事基础的科研人员，打心眼里看不起医生，尤其是那些从事部分科研工作的医生，基础科研人员认定自己一个感兴趣的方向，寻根问底，一步步的拓展理论和机制，而认为从事科研的医生，就是一个化验师，把病人的什么什么数据化验一下，就写篇文章，虽然可能影响因子不错，但是没有新的理论或者实践上的创新，即便是最优秀的医生型科学家，他们的数据也经常受到纯基础研究的挑战。两种思维的结合需要一种全新的认识，需要一种桥梁作用的人才，青年医生在这一方面尤为重要。美国培养临床科学家的时候，采用的策略就是从年轻医生入手，他们可能还只是住院医生，但是他们已经理解临床存在的问题，这时候如果给他们最好的基础培训，那么他们就能很自然的把基础和临床结合在一起，真正的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开发出最具潜力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J Clin Invest. 2008 Nov;118(11):3798-801 Sawyers CL.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re we on the right track? 2008 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Investig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