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很少有已卸任的国家领导人，在去世后在世界各国受到如此多的赞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西方公众还是东方百姓，政府领导人还是普罗大众，年轻人还是长者。

资本主义国家会欣赏李光耀的反共立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李光耀在国家治理上的强势推进着迷；西方公众在新加坡感到与他们熟知的理念和氛围别无二致，东方人在李光耀的行动中看到了灵活性与实用主义；领导人试图从李光耀的执政中寻求成功之道，普罗大众切实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年轻人感谢李光耀把新加坡带入（后）现代社会，享受新加坡模式的成果，老年人在今日之新加坡依然看到传统的印记和魅力，追忆跟随李光耀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喜悦。新加坡，由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不仅是经济和人均GDP，而且是体制和文化；不仅是第一世界中的一员，而且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员。

不是没有争议，例如把国民教育与培训狗相提并论；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所争议的事项本身，构成了李光耀独特的执政风格，成为新加坡发展道路上顺理成章的一环。

这就是李光耀的任性。

任性，就是面对独特的国情和周边国家的态势，处于独特的历史时期，置内外各种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选择独特的适合于自身的发展道路。

任性，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然而，古往今来，多少人在任性之时声称是为了国家利益，声称是“为你好”，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绑架甚至强奸民意，把国家引向歧路

由此可见，在李光耀任性的背后，是清晰的目标，是对历史趋势的顺应和推进，把新加坡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向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偏离甚至倒行逆施。任性，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沿着历史的轨迹。同时，任性，只是在特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之所为，不是社会发展之常态，更不是执政者走向个人迷信和独裁。一旦进入法治和制度的轨道，自然也就不必以及不可任性。

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剧作家布莱希特）。

新加坡已经走过了这一步，李光耀可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