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没有或较少考虑作为个体之环境的自然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

笔者提出“自然-社会，物质-精神”需求维度，参见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1，以及人的“非”马斯洛需求层次2——兼及山地马拉松悲剧。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三篇，讨论需求的“精神”维度：认知、情感与超越。

1. “认知型精神需求”，简称“认知需求”。

“认知需求”旨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以及认识自己。

西方极其注重认知需求，首先是对于自然界的认知需求。

希腊人崇尚智慧。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i]：“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执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19世纪末，一位地质学家用小锤敲击国会大厦的地基，当被警察询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在研究地质。

二战末期，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在盟军轰炸德国时冒险赶到现场，察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ii]

这是“为科学而科学”，不仅是科学，而且“为学问而学问”。

认知，不仅获得知识，而且知识即美德。

知识不是外在的。开普勒在发现天体运行的三条规律时，感到无与伦比的“畅”。“畅”，就是对认知者的报偿。波普尔的名言是，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自然界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博弈的对象，是“对象性”的存在。西方人为满足好奇心和化解恐惧而认识，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现代科学。

在社会领域，启蒙运动者运用科学方法提出“自然状态”及处于自然状态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试图揭示社会的起源。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而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出于认知需求的推动。

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知需求有较多共同之处，都在于认识事实，揭示规律。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在科学性和客观性方面并无二致。

对于自然和社会认知需求的区别是，前者相对客观；后者的情况下，认知主体难以切割与对象的关系，认知或多或少具有主观性，进而实践性。

较之客观地认识社会更难的是，认识自我。

“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

尽力去探索和认识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外部世界，同时认识自己，这样的心理需求是几乎人人都必经的阶段，有些人更将此作为终生追求和自我实现的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认知需求”不仅是个人心理需求提升过程中的一个层次，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认知需求获得普适性知识。普适性知识是社会各界交流、共享和发展的基础或最大公约数。

“对象性”的另一个含义是在实践中的征服，以满足“控制欲”。

在认知的基础上就是行动。认知是控制的前提，控制建立于认知的基础之上。

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一位工程师自豪的表示，正当人类的脚步遇到障碍难以前行之时，“一滴水化为蒸汽，把人类的疆域推向无穷的边缘”。美国最新的“无尽前沿法案”等，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对控制欲的追求。

由自然界满足主体的精神需求，还有非竞技的体育运动和现代人的旅游等。

2. 情感需求

人对自然界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如好奇、恐惧、愉悦、感悟、依恋、膜拜，眼下的说法是“敬畏”，以及沉浸等等。

“情感需求”同样可以区分为自然性情感需求和社会性情感需求。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情感需求相距甚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南辕北辙，以一种需求排斥另一种需求。例如以世外桃源抵制功名利禄，或反之，以某种意识形态批判花前月下。

自然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非“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亦师亦友，中国人沉浸于其中而获得感悟，得到启迪，情感得到满足，达致升华，天人合一。

譬如，中西方对水的感悟和理解迥然不同。西方人把水作为研究对象，如水的三态及其转化，冰点和沸点，组成和结构，H₂O，等等；中国人重在水对人的启示，如水无定势兵无常形，水性杨花，抽刀断水水更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

在实践领域，西方人重在控制，中国人是“技以载道”，庖丁在解牛过程中的自满自得的享受，不是征服的享受。重要的是“道”而不是“技”，后者不过是载体。单纯的“技”则是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

总体而言，西方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在于“认知-控制”，中国人在于“感悟-合一”。

按斯诺的“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以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言，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基本上归于“科学文化”，偏向物，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低端，在此基础上提升到情感需求；中国人对自然的需求则偏向于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人文文化”，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端，有待来自认知需求的支撑。

当然，中国人也有墨子和格致之说，西方人面对自然也有浪漫情怀，譬如《瓦尔登湖》。上述就自然性精神需求对中西方社会的区分只是在整体上而言。

不同的文化和个人对社会的情感需求也有很大差异，由此可以区分出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家庭之外，君子之交淡如水，可以成为一定程度的共识。

可以进一步讨论认知需求与情感需求的关系。

西方的求知欲，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好奇和恐惧的推动。一开始是恐惧，担心自然界及其变化会危及生存；随着科技的发展，恐惧之心慢慢消退，好奇成为认知的最大动力。理性的科学，受非理性情感的驱动。

反过来，认知越是深入和宽阔，情感就越是醇厚丰富，以及渗入了理性的因素；同时也逐步体会到人之有限，从而在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之上，上升到，如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更多的情况是，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之间未必有逻辑的联系。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也可归到“超越性需求”。

认知需求是人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精神需求的基础。

[i]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7

[ii]周国军，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6729-73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