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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唱反调”与“穿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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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施一公老师写了一篇《鼓励学生唱“反调” 》，被科学网编辑部顶上了头条，下面首先全文转载，然后发表本人评论：
鼓励学生唱“反调”
施一公
今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邀出席以色列驻华大使举行的晚宴。席间，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和以色列的教育文化的对比。大使先生很自豪地对我说，同中国人一样，犹太家庭有强烈的教育孩子拔尖成才的传统，比如，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母亲，在佩雷斯的儿童时期，每天在佩雷斯放学回家后总会问两个问题，一是 “Did you ask any question in your classroom that your teacher couldn’t answer？”（你是否在课堂上问过一个你的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二是 “Did you do anything creative in school that impressed your teacher?” （你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一件让你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有创意的事情？）。我听后，感慨万千地回复,“每天我的两个孩子回家后，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Did you listen to your teacher at school?’（今天你在学校是否听老师的话？）”
我为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感慨！
90年开始我在Johns Hopkins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年轻的教授Jeremy Berg，前三年跟着师兄John Desjarlais学习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 受益匪浅；这期间我在实验室里以问问题多出名，而且常常让Jeremy和John回答不上来，为此颇得老板赏识。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后两年，我的经验、方法逐渐成熟，常常帮助解答同实验室师弟师妹的研究问题，俨然成了个小老板，但从不忘记鼓励师弟师妹多问问题。96至97年，我在Nikola Pavletich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不知不觉成了解答大家实验疑难问题的源泉，心里也颇得意。随后，我又在普林斯顿大学里教了整整十年的书，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这期间，我常常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与我唱“反调”，因为这样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也有利于找到最佳的研究方法。我为自己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自豪。
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多年来，我一直鼓励大学、中小学教育不要刻意去磨平学生的棱角，而是希望学生发挥个性的优势。
回到清华之后，在研究上我也同样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我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更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陈规的思想。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我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没想到，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 而是下意识地采用了典型的鼓励“乖孩子”的中国式教育方法！
中国的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系统对乖孩子情有独钟。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学、中学、小学，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如此！我的儿子性情随和、听话，颇得老师喜欢，在亲戚朋友眼里也可爱又懂事，大家常常夸他。相比之下，我的女儿很聪明、有个性，喜欢自己拿主意、不喜欢听别人的指点，在老师同学眼里逐渐成了不听话的孩子。一年下来，六岁半的儿子在清华幼儿园如鱼得水，而同龄的女儿居然在幼儿园开始有种失落感。
相比之下，回国前，女儿和儿子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同一个幼儿园，老师从来不以是否听话来衡量孩子的优缺点，而是积极引导启发孩子，让孩子的个性可以得到发展，每个孩子独特的才能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那时候，尽管女儿和儿子的性格已经表现出不同，但每天回家，她们都能快乐地描述白天在学校的事情……
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我看来，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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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反面教材：
一、首先讲讲兄弟我的经历：Neil反面教材，男，今年29，括弧至今未婚，所受教育全部为中国本土教育。小学是市重点，中学全国百强，大学全国排名前十，研究生所在单位在所属领域全国排名第一，所以我是一纯土鳖。
大言不惭的讲，我就是施一公老师文中提到的那种喜欢唱“反调”，爱问各种诡异问题的孩子，而且，我唱反调是天生就会的，完全不用我妈妈和爸爸教——要不我怎么能叫反面教材？
然而杯具的是，我从小就是老师们和谐的重点对象。
1、上小学时，我喜欢问问题，但我的老师强调“课堂纪律”，要求所有学生提问前必须举手，而且在举手的同学中，只有老师点到的同学才有提问的资格，于是在我问过几个问题，老师对我的风格有所了解之后，我提问的资格就被无形中取消了——我可以举手，但是老师就是不点我，气死我鸟。
或者有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老师会说：“你先把手放下，有问题下课问。”下了课如果我去找老师，老师会说：“我现在忙，你有问题放学再问。”放学之后，我就不会去找老师了，因为我那时候有更重要的事做——回家看动画片。
嗯，在看动画片和向老师提问这二者之间，看动画片绝对是排第一位的，咱也不傻，是吧，这个小朋友们都懂的。
2、上中学时我是一个比较刻苦的孩子，在那六年的多数日子里，我拿着班门钥匙，每天很早起床赶去学校开门，中午和晚上负责锁门，最后一个离开。
这样做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再喜欢看动画片了，我把大部分课余时间留在了做数学、物理、化学题上，而如果有问题，我一般会在放学后向老师请教。
我的数理化老师因此非常喜欢我，他们说学习自然科学就是要多思考，要多提问，然而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他们都能回答，有时候当我问完一个问题后，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将来在你上了大学之后才能解释得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我的数理化老师们，至少他们讲道理。
相比之下，其它一些科目就不尽人意了。
（1）英语课：老师讲语法和词汇填空题，我问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词，老师说：英语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为什么的，你记住就行了。
于是六年中学英语课我没有再提过一个问题。
（2）语文课：所有的课后题，思考题，考试题都有“标准答案”，除标准答案外的一切解释都不对。
一篇文章，读完之后要求我回答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的中心思想各是什么，我处心积虑的想了半天，写出来的答案和书后给出的标准答案总有差距。
我问老师：为什么文章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中心思想一定是标准答案里给出的这个？
老师回答：我对此也表示不解，但既然标准答案是这样写的，大家考试时就都按这个回答吧。
于是我上语文课时便不再需要动脑子思考问题，只需背答案即可——既然无论我如何思考和质疑，只要我思考的结果不是标准答案，就一定是我不对，没有道理可讲，倒不如直接背答案来得简单。
（3）政治课：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记载了一些伟人的胡思乱想，胡言乱语和胡说八道，但在学校里却成了神的最高指示，我唯有虔诚的去接受，而不能心存半点质疑，否则就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害怕。
我没有信仰，也不愿去接受别人强加于我的信仰，但在学校被灌迷魂汤却是我生在这个国度所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对老师说我并不相信XX主义一定能实现，老师回答我：这个由不得你相信不相信。
周围的人对我说：你居然敢质疑XX主义，想不想活了？
于是我沉默，我沉默因为我害怕，我想活，求生的欲望是一个人的动物本能。
一个中学生，十几岁的孩子，为了提一个问题，居然要冒生命危险，被所有人恐吓，这个问题该多么严重啊？！
所以在我今生上过的所有政治课中，我都没有再提过一个问题，没有再唱过一次反调，我只是睡觉。
时至今日，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身边还有人在不住的提醒我，要小心。这么些年了，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它使我的心早已小到融入了纳米世界。
（4）历史课：中学时我一度怀疑我的历史课教材和我的政治课教材是同一个人写的，虽然我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把两本书摆在一起，里面的字句怎么看怎么相似。
不过考虑到政治课的前车之鉴，这一次我学乖了，也看开了。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不应该跟历史较真，就由他去吧。
（5）我喜欢讲道理，不喜欢不讲道理；我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强迫记忆；我坚持我喜欢的，不接受我不喜欢的。我把这称之为“审美观”。
然而不幸的是，因为我有这样自定义的“审美观”，不满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条件（其实我的问题主要出在不听话，没纪律，其它三样都还可以），所以我考不出最好的成绩，成为不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
（6）在参加高考之前，我知道我既去不了清华也去不了北大，因为去这两所学校需要考六百多分（满分七百五），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太高了，在中学有些科目是我不喜欢的，对这些科目我充其量只能考及格（事实上我也的确只考了及格）。
虽然我没有通过高考进入中国最好的学校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但我万分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年幼时，开明的他们并没有用当时社会普适的对待子女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他们没有为了一味追求成绩这个功利的目的而强制要求我丧失掉自己的审美观，这为很多年后我能够在科学网上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博客给别人洗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父母，我对许多事物就不会有自己反动的想法，我没有这些反动的想法，就写不出这样不和谐的博客，我写不出这样不和谐的博客，就会失去你们这些可爱的读者，我没有你们这些可爱的读者，我的书就卖不出去，我的书卖不出去，我就得自己偿还出书时借朋友们的钱，后果不堪设想，你们懂的。
除此以外，在中学时代，我是一个极度偏科的人，我的数理化三科总成绩曾一度超出年级第一名20分，但同时全部科目的总分却低于年级第一名40分，然而我的父母对我在某些课程上表现出的不感兴趣以及不用功却表示出宽容和理解，并且在家长会上挺身而出，为我抵挡了大量来自老师的子弹炮弹甚至核弹。在他们因我而成为炮灰的时候，我为他们这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所深深感动。我认为他们是全中国最好的父母。
在这里我借此机会向他们献上一个香吻，深深的鞠躬，并致以一个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最崇高的敬意。
3、以上就是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的经历，我把这样的经历写出来是为了填补施一公老师文章的空白，考虑到我的经历并不奇特，相信读我文章的很多人都曾经有类似的经历或者现在正在经历同样的故事，我谨慎的怀疑施一公老师的孩子今后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会遭遇我曾经遭遇过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到底出自哪里？有没有其中哪一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如何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那么已为人父或未来将为人父的我们，在面对自己孩子在中国受教育的问题上，又该采取何种对策？
问题只留给你们，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将来我在教育我的孩子时，会采取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圈养与放养相结合，考多少分无所谓，让孩子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这样在将来，在写博客的道路上，我的小教材一定会走得比我更远，反丝更多。
我绝对不会采用邻居家儿时伙伴的爸妈对待他的方式：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上脚踹。
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绝对是扯淡，因为他非但没能成孝子，还差点成了劳改犯。
二、好话就说到这里，下面开始说不好听的：
施一公老师在文中表示他是一个鼓励学生唱“反调”的老师，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批判性的分析思维。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好，一个老师能够有这样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他一定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
然而，但是，可是，我认为，即使施一公老师在他的博客上公开表达了他鼓励学生唱反调的教学理念，他的学生中还是不会有多少人真的“敢唱反调”。
为什么呢？
请思考下面这个现实的问题：
假设你是在中国任意一所大学或研究院所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一名研究生，当你在具体的学术工作中和你的导师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并且你导师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你的观点的确是正确的，那么在你公开和你的导师“唱反调”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后果？
反面教材同学根据他对某些事物的理解和掌握的信息，向你提供一个可能的结果：
在你为自己纠正了导师的一个错误而感到颇有成就感的同时，你会发现你原本的一等奖学金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变成了二等，原本轮到你的助教资格却给了同组的其他同学（在大学，当助教是国家补助超低的研究生经济的重要来源），原本你有公派留学或交换的机会，但却突然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没有了，甚至原本属于你的办公室的位置也从某天起突然分配给了来你办公室联合培养的另一名学生，以至于你今后只能在自己宿舍办公了。
在宿舍办公，乍一听蛮舒适，想学就学，想玩就玩，想写博客就写博客，想看电影就看电影，但假如读博5年，要你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宿舍呆3年，每天除了去饭堂吃饭时可以跟服务员聊聊天之外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话，相信在这段日子里你一定会对抑郁这个词有相当感性的认识。
我描述这样的结果时使用的是“可能”这个词，但假如我告诉你这个案例是真实发生的，你会相信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你跟你的导师唱反调，驳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在给你“穿小鞋”。可他就是明摆着给你穿小鞋，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你只有如下几个选择：
1、学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下老板照汗青。
2、做个纯爷们儿，抄家伙跟你老板拼个你死他活。
3、终日抑郁，靠写博客，打球，看电影，谈恋爱，做兼职，玩网游来逃避现实，然后延期，延期，再延期。
4、忍辱负重，早日争取拿到学位，脱离你老板的魔掌，并且在顺利毕业的那天丢下一句狠话愤愤的离开：中国的学术圈太他妈的操蛋了，老子这辈子再也不做科研啦！
5、退学，成为你身边所有不知情的人嘴里的Loser，并且终生背负这样的恶名。
6、换导师。这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但前提是你有导师可换，有其他导师敢冒着得罪你老板的风险收留你。
请问，你该何去何从？
……
文章写到这里，可能已经有读者在破口大骂他的导师了，因为在中国，学生因为跟导师唱反调而被导师穿小鞋的情况不是个例，几乎每一所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有，清华北大也不例外。
但在这里，我不会声讨这些给学生穿小鞋的导师们。我不在文章中声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应该声讨，而是因为我认为他们不值得声讨。中国的小人千千万，骂了他一个，还有后来人，一个给学生穿小鞋的导师被骂下去，千百万个给学生穿小鞋的导师站起来，你这辈子能骂得了几个？
我在这里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即使你的导师给你穿小鞋了，你也不能怎么样！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制度，使得一个学生在因为学术上的分歧跟导师唱反调而被导师穿小鞋打击报复之后，能够有效的维护他的正当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即使施一公老师是一位开明的老师，他的学生也并不会有多少人真的敢跟他唱反调的原因。
施一公老师是怎样的人，他有多大的度量，我没有亲自接触过，不好评价。但在这里我只陈述一个事实：
假如有一天施一公老师的学生真的和他产生了学术上的分歧，并且公然跟施一公老师唱反调，不给他面子，而偏偏施一公老师并不像他所述那样真的是一个有足够容人之量的好老师，而同样也是一个会给学生穿小鞋的小人。
那么请问，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管理条例或者随便什么条例中，有没有一条是学生能够用来维护自己，保护自己，使自己在今后读研究生几年中的利益不受施一公老师的侵害的？
告诉你，没有，一条也没有！不光清华没有，北大也没有！全中国大陆所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里，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护学生的管理条例或者规定！
换言之，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缺陷。这种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使得学生在和导师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直接沦为弱势群体。在这种制度性缺陷存在的情况下，学生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去跟导师唱反调？
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鼓励学生跟导师唱反调，就是在鼓励学生往火坑里跳。万一他哪天被一股学术正气冲昏了头脑，得罪了导师，被他的导师做掉，没有人能够救他。
什么是现实？这就是现实。
所以，要我说，我欣赏开明的导师，我也提倡多独立思考，要有批判性的分析思维，但在制度存在缺陷，广大研究生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安全感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作为一个聪明的研究生，为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轻易强出头跟自己的导师玩洋的，一定要采取温和且理性的方式和自己的导师进行交流和沟通，即使他错了，即使他没你聪明，甚至即使他真的还没你的学术水平高，要指望你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院士，你也要让着他，给他面子。你要像妈妈对待婴儿一样去精心呵护你的老板！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导师，你不是，他是老板，你不是。他有本事收拾你，你没本事做掉他。而且在你和他出了矛盾之后，学校一定会向着他的，因为他是一个教授，而你充其量只是一个研究生，听明白了吗？
男子汉臭豆腐，大丈夫宁屈不死，识时务者为帅哥，一定要安全第一！记住这句话了吗？没记住的话出了问题不要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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