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一篇关于科学家形象研究的论文，想到自己当年的一篇文章

武夷山

正浏览《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5期，上有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詹琰副教授和两位硕士生合写的文章，《科学家形象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该文共列了42篇参考文献，第30篇参考文献是一篇译文：

R. D. 海恩斯，郭凯声译，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世界研究与开发导报，1990，（5）：27－40

这位译者郭凯声先生，是本所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这是我刚刚知道存在这样一篇由学长完成的译文。当年，我是在英国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Reviews（交叉科学评论）杂志上读到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原文，做了一些摘译，然后与《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这两部教材中提到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科技人员形象进行了对比，写了一篇文章。该文于2008年4月贴过一次，现重贴如下：

中外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之异

武夷山

（发表于《大学生》杂志90年代某期，记不清了。该刊编辑根据我的“从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看反科学思潮”一文缩写成了这篇文章，未经本人同意。那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交叉科学分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罗丝琳·海因妮斯女士198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与成见及其重要性》的论文，全面地总结了西方文艺作品中科学家形象的问题。她将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归纳为五类：

   邪恶的炼金术士  最典型的例子是《浮士德》。浮士德是个勇于探索和实验的科学家。他自愿与魔鬼摩非斯特签订了契约，其内容是：摩非斯特做他的仆人，帮助他满足各种欲望，但在浮士德表示出满足的那一瞬间，摩非斯特就不再是他的仆人，反过来成为他的主人。

   浮土德及其弟子开展了不少科学实验与工程，包括制造试管婴儿和填海。试管婴儿诞生后闯下大祸。浮土德填海成功，建立了一个他理想中的王国。他不能容忍其国土中原来建有的一座教堂，视其为旧事物的象征，最终导致教堂主人——一对老年夫妇的死亡。浮土德在魔鬼诱惑下干的其他坏事，故事中都有叙述。

   除《浮土德》外，具有科学家背景的英国杰出文学家H. G威尔士的小说《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和《莫洛博土的岛屿》(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科幻片《奇缘博士》(Dr．Strangelove)也可归于这一类。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笔下的《杰克尔和海德》  (Jekyll and  Hyde)中的主角,也是科学家与恶魔合为一体的形象，他清醒时是正常人，喝了自己研制的一种药液后就成了恶魔，药劲过去后又成为正常人。

   愚蠢的科学家这类作品所抨击的科学家的愚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除了自己的研究外，在生活的其余所有方面都笨拙可笑。20世纪早期的电影，很喜欢围绕“心不在焉的教授”这种形象来编笑料。

   (2)忙忙碌碌地研究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还自以为在推动人类进步。例如，《格列佛游记》中勒皮他国的拉格多科学院里充斥着此类课题，什么从黄瓜里提取阳光，把冰烧成火药，等等。英国诗人蒲柏、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生、法国作家伏尔泰等在其作品中对科学家也有类似的批评描写。

   (3)一切以好奇心引导，不管其研究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其实，这样的科学家不仅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有，现实生活中也有。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曾说：“我相信研制热核炸弹的可能性。我的科学职责要求我探索这种可能性。”这种类型的态度，被一些人称之为恶魔的信条，即“凡是能够做的就必须去做”。

   作为英雄、探索者和救星的科学家  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国》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不少作品中的科学家就可归入这一类。美国故事片《优秀材料》(The  Right  Stuff)表现的阿波罗13号飞船上的宇航员也是英雄。在一些科幻作品中，外星人进攻地球，是科学家靠先进科技击退了外星人，拯救了人类的命运。

   感情淡的研究者  例如，巴尔扎克《绝对物的研究》(La  Recherche de I’Absolu)中的主角，一心研究如何将贱金属转化为黄金，最后，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他的家庭。对科学家做类似批评的作品还有布莱克的《月亮上的岛屿》(An  Island in the Moon)，惠特曼的《草叶集》，狄更斯的《鬼魂缠身者》(The  Haunted  Man)，勃朗宁的《巴拉塞尔士》(Baracelsus)，霍桑的《痣》(The  Birthmark)等．但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她通过这部作品点出了一些科学家的毛病：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压抑感情带来的不良心理后果；对美、情感与大自然的欣赏能力的丧失；因拥有知识而自负；寻求征服自然、突破人类局限的巨大力量；认为知识必然导致善的幼稚的乐观主义；一旦开始一个研究项目，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它完成；不肯对自己的研究造成的恶性后果负责，即使它导致无辜者的死亡，等等。

   手足无措的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并非有意作恶，但他们的研究导致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当他们发现这种可怕后果时，束手无策，收拾不了局面。

   总之，以上五类科学家，只有一类是正面形象，其他类型即使不是纯粹的反面形象，也属于非正面形象。

   在美国故事片《未来世界》中，终止科学研究导致的可怕后果——制服肆虐的机器人的并不是科学家，而是两名新闻记者。这种编剧处理反映出对科学家的深深的不信任．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以科学家为主角的作品很少  这可能与科学在中国社会迄今所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够显著这一社会现实有关。

   中国现代(1917--1949)文艺作品(以《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提及的200篇统计)中主人公的职业按作品数多少排序为农民、革命者、军人、其他(包括地主、资本家、商人、新女性等)、非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如中学教师)、除农民外的劳动者、医生。在这200篇作品中只有3篇以医生为主角。

   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提及的作品统计，中国当代(1949年之后)文艺作品中主人公的职业按作品数多少排序为农民、军人、干部、工人、革命者、其他(含学生、教师、市民、商人，艺人等)、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这200篇作品中，只有10部作品以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为主角。

   科学家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由于中国文艺作品写科学家的极少，我们已将“科学家”的定义放宽，包括进了工程师和医生。这些角色都是正面的。此外，还容易想到《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故土》中的白天明，《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的父女，等等．

   几乎没有用邪恶的科学家形象。即使在“四人帮”影响下产生的文艺作品，科学技术人员也至多被描写成觉悟不高。例如，《春苗》中的杜医生说，“拿针头拿锄头就是不一样”。编剧者想借这句台词说明杜医生轻视劳动人民，但编剧者并没有将他写成以医术作恶的人物。

   科学家的作用不突出  西方作者笔下的科学家既可能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盖世英雄，也可能是陷人类于苦难的科学狂人。中国作者创造的科学家形象虽然是正面的，但作者们主要描写科学家的美德，而不是写他们掌握的科技知识与技能，写他们的独特作用。在文艺作品中，科学家作为中国社会群体的一个部分悄悄地生活着，无论行善或作恶，他们都掀不起惊涛骇浪。

   综上所述，中国文艺作品中科学家的作用不突出，他们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角色，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形象是正面的。

   由于西方国家文艺作品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多为反面，中国文艺作品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几乎都为正面，那么，公众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大相径庭就是预料之中的了．

   《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杂志1983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作者指出，在他们调查的4807名5至11岁的儿童中，多数将科学家的研究目标描述成是秘密的并且是破坏性的。这种回答显然与他们日常所见的卡通片中的科学家形象有关。195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指出，被调查的多数高中生不愿意当科学家，也不愿意与科学家结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中心1989年对4911名18岁以上的北京居民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科学家是中国公众心目中声誉最佳职业，医生与工程师并列第二。尽管上述西方国家的两次调查与中国的调查在调查时间、调查对象的年龄上有差异，因而其结果不是完全可比，但科学家的形象在中国比在西方国家要好，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当然，影响着公众心目中科学家形象的不仅仅是文艺作品，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举例来说，“科学家”这个词的定义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因素。英语scientist的意思就是科研工作者，scientist头上并没有笼罩任何光圈。英语中可以说，“I was a scientist as undergraduate"。照字面翻译过来是：“当时我是正在读大学的科学家”。这在中国人听起来是荒唐的。大学还没毕业怎敢自称科学家?在中国文字，冠以“家”的词多为美称(除野心家、阴谋家等个别例外)。《现代汉语词典》对“科学家”的定义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一定成就的人。英语scientist定义中无“有一定成就”这一限制。这样，单单“科学家”的定义这一因素就在中国公众中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使得科学家在中国易于获得较好的形象。

   以上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出现反科学思潮，除了核武器的研制使战争危险加剧、机器人的开发可能威胁人的就业机会、试管婴儿的出现导致伦理卫道士的恐慌、多种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使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外，几个世纪以来文艺作品对科学家的不很恭敬的描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由于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正面的，我们似乎可以结论说，中国不存在西方国家中那种反科学思潮，或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国出现了反科学思潮，它的寿命也将短得多，泛滥程度轻得多，冲击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