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  “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爸爸爱旅游，到农村去也能招来一帮村童，把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和他们交谈说笑，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有一次，爸爸带回家来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儿。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都穿着蓝色制服。他们看见爸爸，也是欢呼着围了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熟朋友了。爸爸到新界青山的寺庙里度暑假写文章，我们也去住过几天，发现小和尚们也喜欢我爸爸，到时候就来送水，送羊奶，扫地，抹桌子。完事了，爸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顶小的小和尚还没有我大。他们带了我和哥哥满寺院玩儿，还教我们唱“南无阿弥呀陀佛”。
   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跟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他把背心撸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痦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按，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也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他还张开嘴叫我看，说：“你看我的上腭是平的吧!你舔舔你的上腭。”我听了，舔舔，他说：“不平吧，要想长平就得多亲嘴。”我信以为真，只好挤上眼睛让他的胡子扎。
   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像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  “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作有纪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大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我的腿驮到目的地。有时我们也去游泳。爸爸认为香港水域不太卫生，他不下水，只晒晒太阳，妈妈带我们去游。在山上、树林或海滩，爸爸都能给我们讲些知识。比如，他告诉过我，大石头上的白藓长了上千年了，有的树分公母两性，海滩上被浪冲刷剩下的贝壳顶叫醋龟，放在醋里它会冒气泡而“行动”。我和哥哥总是要找拾几个拿回去“实验”。爸爸虽是搞文史的，但对自然科学也挺有兴趣，他的书房里有好些自然科学的书。我常去翻看那些插图，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胎儿在母体内是头朝下的，有些虫子会长得和树叶一样，等等。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子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搀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是个中年男子，穿的西服，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趴在窗户上，看那人没趣地走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有位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这人就是后来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闵，20世纪80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
   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但总把我“拒之门外”。我听得见，看不到，很生气。我知道，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游，从不带我，大概是怕我又赖地不走，让学生背。
   爸爸爱说笑话，随时随地能找到笑料，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但对婆婆，绝不因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对袁妈、刘妈也很客气有礼，就是提出批评，也只是说以后不要如何如何了。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叫刘妈给我找了件长袖衫子穿上，还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末尽。

爸爸和我们共同的朋友
   在香港，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伯伯家了。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这是一层；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教过大陈伯伯衡恪，这又是一层；陈伯伯初到香港时，陈伯母就生了病，妈妈把他家两个大女儿流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小孩儿玩得热火朝天。有这么上上下下的三重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他家搬过好几次，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Happy House的小区住得最久。到假日，妈妈开了汽车，我们就去了。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我们也不去缠他。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我们四个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广东人有将先人骨骸从坟中挖出装在坛子里若干年后再人土的风俗，有的坛子破裂，被野狗乱拖，这些入骨也能引起我们兴趣。中午回来，陈伯母听说我们竟玩起死人骨头，让我们洗了好几次手，最后还拿酒精消毒。找流求、小彭玩，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事。
 第二开心的就是去弗朗士家。弗朗士是英国人，爸爸港大的同事。他家在香港岛另一面的一座小山上，养着一头驴用来驮水，养一群羊，还有奶牛、鸭子、鸡、鹅、兔子、蜜蜂，还有猫和狗，整个是个小畜牧场。后来哥哥和我都学了畜牧专业，就是这时培养的兴趣。弗朗士独身，也很风趣。有一回，他挺神秘地告诉我，他娶了个姑娘。“啊?在哪儿?”“就在我房里。”我就快跑去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幅古装美女国画挂在墙上。当我失望地走出来，他们都哈哈大笑。弗朗士还信誓旦旦地说，他绝对Honest，大美人就是他Wife。他要爸爸给他译个中国名字。爸爸说，你的姓译成广东话就是“裤郎屎”(裤裆屎)。我在一旁直拍手，才解了气。爸爸去世时，他正利用暑假开大货车，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往延安运送从海外募捐来的药品、物资。没想到只过了四个月，他就在香港对日作战时中弹牺牲了。近年，我曾两次去香港给父亲扫墓，也去赤柱军人坟场给他献一枝花。
   常去的还有马鉴(字季明)伯伯家。马伯伯是爸爸在燕京的同事、好友，爸爸到港后特请他来港大教书，共同致力于香港文化教育改革。马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不少，玩不起来，但马三姐马彬口才特好，讲起《福尔摩斯》来绘声绘色的。他家房子深，光线暗，越听越紧张，把只小板凳一挪再挪，直挪到马三姐的身边，抱住她的腿。她讲的《蓝丝带》《吸血妇》等，我现在还记得。
   爸爸的朋友陈乐素先生(陈垣公的儿子)是史学家，中药是他家祖业，在乡下有房子，我们也去过。房子里摆满大箩筐，里面都是中药。他家孩子多，我们一起玩，比我小一岁的阿超，会写大大的毛笔字。他七岁时写的一个大“寿”字，裱起来展览过。阿超的大姑姑，我们也跟着称她为大姑姐。爸爸去世之初，大姑姐住我家陪伴妈妈。每天早上，我和大姑姐同路一块儿走，我上学，她上班。她在光明报社工作，说是总经理叫萨空了，我听是“杀空了”，一定很厉害，可不敢迟到。香港沦陷后，大姑姐还常来看我们，教我们如何识别假货，避免受骗，一直关照着我们。
   蔡爱礼医生是港大的校医，台湾人，爸爸的同乡。他的大女儿敬文和我是同学，还有两个弟弟。我们两家常来往。
   有位法国老太太，应该称她“马当姆马蒂”，我们舌头笨，称她“马大马的”。她家也在港大附近，爸爸的朋友路过香港时往往住在她家。爸爸去看朋友时有几回也带我们一起去，她家没小孩儿，但有好些奇奇怪怪好玩儿的东西。她也爱开“游乐会”和“跳舞会”，都是我们最爱参加的。徐悲鸿先生在香港开画展，就住我们家里，他想买些古画，妈妈就开车送爸爸和他去了“马大马的”家。  “马大马的”拿出许多画来给徐先生挑选，当他看到那幅后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妈妈说，搞艺术的人情绪就是容易激动。
   有位Aunty谭，信天主教，独身，她与母亲及独身的哥哥同住。她家的餐厅像个船舱，还总是吃西餐。她对我们很好，我也喜欢她。
   有位胡校长，是一所女中的校长，她弟弟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医院的院长胡惠德。胡校长在新界青山有座别墅。我们在那里度过暑假，平时假日也去过。
   《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女士是我家常客。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
   《新儿童》的主编黄庆云，我们称她黄姐姐。  《新儿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别好看。爸爸应她的要求，编了《桃金娘》和《萤灯》两篇童话刊在《新儿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则还能多给孩子们写些。黄姐姐来，我们欢呼雀跃，她喜欢孩子们，还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一篇，题为“小蜜蜂的自述”，大约有五十来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大作”。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

妈妈顶起了天
   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可还在发愁，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直如天上地下，必须还得“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用人，三是转学换校。
   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人英皇书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这“真光”我熟悉，姐姐念过，马小姐姐正在读着。从罗便臣道尾走到罗便臣道中，路我也认得。到了真光学校，老师已在等我，拿了题给我做。虽说只考我一个人，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都做了。中午，又一个人往回走，心想以后我就得天天走这条路，虽然比圣司提反远不少，但我也不怕。半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房，哥哥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儿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
   我七姨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女，在青岛圣功女中教书，听到我爸爸的噩耗，和一位尹修女一起来香港看我们。袁妈、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跟七姨回北京去，不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时使她俩破涕为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办一个带伙食的公寓。七姨走后，妈妈搬到了爸爸的书房，那看得见海的两个大间布置成了卧室。这样一来，袁妈给人家做饭，刘妈打扫房间，给人家洗衣服，工资也挣出来了，房子也不用换了。记得住西边大间的两位大学生，他们有时也和大家谈笑。特别是哥哥喜欢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也喜欢和哥哥说话，还说得怪热闹。住原客厅的，先是一对新婚夫妇来度蜜月的，后是贝特兰先生，一位新西兰记者，还参加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来后不久生了伤寒病，从医院回来休养。婆婆找了爸爸的一件小古董——铜制镂花柄的小铃铛放在他的床头，有事好叫刘妈。袁妈给他做西餐夹三明治，切下来的面包皮我都捡着吃了，好像这样就可以分担一点儿家庭负担似的。
   考了真光学校不久，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Miss从ens的信，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免去我的学费，直到我毕业，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妈妈说，这就不用转学了，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留在圣司提反更好。英皇书院也来信，说免了哥哥的学费。还有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挺大的安慰。
   开学后，我和哥哥上学，妈妈上班，袁妈、刘妈忙房客、忙家务，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小猫，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朋友们叹为观止，说：  “哎呀，许太太真了不起!”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汽车卖掉了，钢琴没卖，移到了饭厅，大学生房客有时候敲几下。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因为妈妈回来得迟，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和我们淘神了。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说说学校里小孩子们的事，笑得挺开心，大家也都很开心；有时候就不然，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她就会大哭一场。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石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我都怕那石匠来。
   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有一天，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我下课回家时，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一小缝，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把花放在她的床头。别人有没有精神压力我没问过，七姨来时，和尹修女两人轮番地给婆婆、袁妈、刘妈三人布道，劝得她们三人都去受了洗。现在，她们没事儿就念经、祷告，说这样爸爸就能早离炼狱升人天堂，天主还会保佑我们大小平安。
   就这样，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