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篇书评中说过，自己特别喜欢读口述史。《李元访谈录》这本口述传记的传主、著名天文科普工作者李元先生是我认识的，读此书就更加兴味盎然。另外，该书的访问整理者之一李大光教授也是笔者认识多年的朋友。再者，书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亦与我有遥远的联系。比如，在袁翰青先生的“作用”下，李元才得以从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调到北京来从事科普工作，而我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56年刚成立时，袁翰青便是本所代所长。又比如，李元先生在书里说：“如果说我这辈子做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事情都与张钰哲（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引导、帮助和支持分不开。”我从未见过张钰哲先生，但是，他的夫人陶强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著名数学老师，绰号“陶三角”（擅长讲解中学数学中的三角学），其名字如雷贯耳。像我这样的晚学无缘亲历陶老师的讲课风采，但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依旧在给我们讲陶老师的故事。

 

其实，刚才这段话暴露了那么多关系，对这篇书评不利。读者也许怀疑：你能给出客观的评述吗？我郑重答复：我能。下面，客观地谈谈此书优缺点。

 

第一条优点，李元先生博闻强记，至今能回忆起往事的许多细节，生动有趣。例如，李元回忆道：1957年10月7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北京天文馆，想亲眼看到苏联10月4日刚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天文馆旁边的小天文台里有个大望远镜，观测条件较好。但是，当总理得知研究人员正用这台望远镜进行科学观测时，就说：“那我们就在这里（天文馆广场）看吧，不要打扰他们的科学工作。”（180页）1956年秋天，李元先生在北京古观象台工作期间，有一天，身着便装的罗荣桓元帅突然来到古观象台，说“我想来这里看看，这是我的工作证”，边说边把工作证掏出来给李元看。（185页）如今的干部，一搞“调研”就动地惊天，随从无数。与老前辈比一比，真该挖个地洞钻进去！

 

第二条优点是与第一条相联系的，正因为李元先生的回忆很细致，所以，读者能够在不经意之间了解到在天文科普主线以外的许多东西。也许，那些“以外”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收获，如同“无心插柳柳成荫”。例如，我对李元先生的幼时经历特别感兴趣。他父亲从1918年起，担任山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将近20年。该校“所设专业门类齐全，冶炼设备、电器、皮革、纺织、化工、照相制版都有，我当时年龄小，对此十分好奇，经常去工厂看看”。（2~3页）读到这里我想到，如今的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进过任何一家工厂的门，没见过车间，很可怜的。我小时候，毛主席提倡“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倒是工厂、农村、军营全都去过，比较幸运。李元回忆说，引领他踏入天文学领域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译著，是在1936年他就读于太原市阳曲第一高小时从校图书馆里借阅的。75年过去了，现在的物质条件应该比过去强多了，可是，如今我们有几所小学拥有自己的图书馆？他10岁那年，他父亲托自己在德国留学的学生带回一架双筒蔡斯望远镜，父亲带着孩子们（李元先生有9个兄弟姐妹）一起观月的情景，让李元先生终生难忘。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家长，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经历，就不会有李元后来的成就。

 

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由于传主或者采访者太认真导致的，好事反而变成了坏事。可以看出，他们在采访录音整理稿的基础上又另外增加了不少东西。比如，李元先生在回忆1995年赴美探亲经历时，对他访问过的很多美国科普场馆都有专文介绍，这些介绍似乎明显是后加的。关于科普场馆的这些资讯对读者很有帮助，但是，插入的这些场馆简介打断了对话的“气”，打断了文脉，这就得不偿失了。其实，若把这些补充资料放在采访文字以外的“框图”里，总体效果就要好得多。

 

1998年4月11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通报决定，将两颗小行星以李元先生和另一位中国著名科普工作者卞德培先生的名字命名。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星”级人物。但是，此后的李元同过去一样谦逊热情，本色不改，这一点，朋友们都看得很清楚。他没上过大学，没做过官，是一介百姓。李元本黎元，黎元者，百姓也。但是，这个黎元不简单，其经历是那么曲折丰富，其贡献是那么深远卓著，谓予不信？请读此书！

 

《科学时报》 (2011-07-28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