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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忆

已有 6144 次阅读 2008-9-29 06:28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忆

武夷山

我所是从1978年开始“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全国最早的情报学硕士点之一。今年是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创办三十年,就此回忆一些旧事。

1978年的第一届招了几十人,精英荟萃。这一届同学中包括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冯志伟(http://www.lingviko.net/feng/feng.htm),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段瑞春(http://www.imust.cn/upimg/soft/drcjj.doc),《从一到无穷大》等多部重量级科普著作的译者暴永宁,艺术大师丰子恺的小儿子、精通数门外语的丰新枚,全国自学成才典型人物许立达(http://www.ezkaoyan.com/school/ict/Column2/2006-7-25/20067252442750.htm),等等。这届同学中,至今仍有1人在我所工作:王惠临研究员,他后来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届同学的课程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几乎并轨,所以他们名义上拿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位。

第二届招的人少多了,这届同学包括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汤世国研究员。

然后停招了两年,到1982年是第三届招生,我是这一年进来的,总共招了5人,全都是“科技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当时的所长是林自新(后来《科技日报》成立后,他是首任社长),他十分重视“科技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故让我们5个人都攻这个方向。本所一向重视外语,我们要想考上研究生,得考两门外语。英语是本所出卷子,很难,卷子中包括翻译题的内容,第二外语可以是日、俄、德、法语的任一门(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科技很发达的国家),用全国研究生外语考试统一试卷。我选考的是法语(大学期间,我跟着本校英语师资班的同学修习了法语),一位同学考俄语,三位同学考日语。

我们一进所,就把我们当正式员工一样分配了办公桌,成为当时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情报研究部(简称“国外部”)的准成员,与正式研究人员在同一办公室工作。除上课外,我们都参与国外部的编译工作,后来证明,这样做益处很多,不仅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使我们较早地接触了第一线的科研实践,并学着开始思考全局性的科技政策问题。

那时,本所的研究生教育很不规范。我们入了所,但教学大纲都没准备好,怎么办呢?刚好,中美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第二期培训班开学了,教育处就派我们5人去那里学习了。歪打正着,这半年的学习收获很大。头一个月是中方教师授课,后来是美方教师授课(配翻译),几个月下来,我们英语大有长进,而且对西方管理学的全貌有了较好的把握。多年后,情报学归于“管理学”大类,更显得我们这一段学习的宝贵。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实验室研究成果向生产的转移”,导师孙学琛;金炬(现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科技参赞)研究“罗马俱乐部”的思想与主张,导师包锦章(后来当过副所长);李耕耕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导师是林自新所长(师生俩都是福建人);李保炬研究日本科技政策的有关问题,导师是吴永顺(后来当过国外部主任,他曾在驻日使馆常驻);彭强的题目也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观点,他说我国科技发展存在三个严重问题:人才外流,信息滞流,产品绕流(廉价出口原材料,高价进口人家的制成品,而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原料自己生产,相当于绕了一大圈)。彭强的导师是虞鸿钧,当时是国外部主任,后来当过我所的总工。

我们5位同学在学习期间就开始共同翻译一本书,《高风险技术与“正常”事故》,后来署名“寒窗”,因为是寒窗苦读期间的成果。我们同学情谊是很深的。在大连学习期间,一次,彭强、金炬和我去海里游泳。我们看见远方海中泊着一只大木船,估计自己的体力能游到哪里,就游了过去。我们爬到木船上,晒太阳,吹海风,指点江山,粪土贪官。由于海风很凉,我又怕冷,返程时我左腿肚子抽筋了。两个同学一左一右架着我,把我拉上了岸。如果再次下水,我肯定还会抽筋。于是他俩陪着我沿海岸线走了很长的路,走回到我们下水之处去穿衣服,这其间还翻过了一座小山。

我们下一届也招了5名研究生,都不是我们这个方向的,而是情报技术类的(如机器翻译),这5人没有一个迄今仍在所内工作了。

    再往下的就不细说了。我自己从90年代后期开始带研究生,迄今也带了几十个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每位学生都是负责的态度。因为我的前辈对我们那么好,所以我也应该对晚辈好。这是我的“逆向报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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