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读书高峰期

武夷山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洒家性本爱书卷。几十年来，广义的阅读（读书、读报、读杂志，不包括上网阅读）可以说无一日中辍，但是，能称得上读书高峰期的只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高峰期是1982年，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这年当中，我们几位研究生同学被所里送去参加“中美科技工业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为期半年的学习。“中美科技工业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是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与美国商务部合办的，地点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头两个月，由中方教师授课，后四个月美方教师授课。大部分学员是在职干部，像我们在读研究生这样的学员极少极少。我们这期的一位学员是中科院计划局成果处处长钟琪（中国科协目前正在搞的“十位传播科技的优秀人物”评选，她是30位候选人之一），她对我们几位研究生非常关心。她认识当时大连工学院的一位领导，就特意请他为我们几位研究生的图书阅读提供方便。于是，我们几位获得了同大连工学院教师一样的待遇，可以进入教师阅览室阅览图书。教师阅览室有“中美科技工业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美方教学团赠送的大量原版图书，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条件。这样，我白天上课，每天晚上去教师阅览室读英文图书，一直读到图书馆快要闭馆的时候。阅读的学科门类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等，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同时，英文阅读理解能力突飞猛进。

第二个高峰期是1987－1989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科技处工作期间。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向公众开放的，但是，除了国会议员和议员的助手，其他读者只能在馆内阅览，不可以将书借出来。为了向各国驻美使馆表示善意，国会图书馆规定：如果使馆负责人向国会图书馆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则国会图书馆可以向使馆提供一个团体借书证，凭证可以外借图书。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欣喜若狂，赶紧打听这个借书证在谁的手里。后来，借书证一直由我“保管”着。事实上，除了我之外，馆内其他人没有谁有我这么高的读书热情，并非我不肯让别人分享这个宝贵的借书证。在这两年，我的阅读领域以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为主，包括一些科学计量学的书籍（没想到，1989年回国后，我居然进入了科学计量学领域，至今乐此不疲）。另外，大陆不易见到的港台图书也读了不少。在中文图书借阅方面，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居蜜博士（她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师从著名的费正清教授）帮了我很多忙，我深深地感激她。

第三个高峰期是1994－1996年，我再次去驻美使馆科技处常驻。这一次，我仍旧是国会图书馆的常客，阅读兴趣范围依旧很广，尤其是对成就卓著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但论述内容明显超出其狭窄的专业范围的论著情有独钟，有意识地选读此类书籍。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弗里曼.戴森的《全方位的无限》等，我都是读的原版。这两本书后来都译成中文了。另外也读一些文学作品，比如Andy Rooney的幽默小品文就读了好几本。

从1996年回国至今，又是十二年过去了，由于日常工作太忙，不可能像那个时期那样狂读（从而经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狂喜，换句话说，阅读高峰期易于产生精神上的“高峰体验”），甚为遗憾。但是，与从来没有经历过阅读高峰期的人相比，我已经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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