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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跪着与孩子聊天――读《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已有 6347 次阅读 2007-5-4 07:19 |个人分类:书评书介|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半跪着与孩子聊天――读《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武夷山

(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2003年9月5日)






我当年在美国工作期间,曾结识一位已退休的著名气象学家,他是个瘦高老人,身高有一米九几。每当他同孙儿孙女辈的孩子们说话时,他总习惯于用一只膝盖着地这样一种半跪的姿势。他说:“他们的视线同我的视线大致相齐时,他们就会从内心感到这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我每次观察到这位老人半跪着与孩子聊天都有些感动。《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这本书是由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成年人想当然地为孩子代拟的问题)及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所组成。他们的回答力求通俗,生动,易于被儿童所接受。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在半跪着与儿童对话。
本书编者阿克塞尔.哈克写的《前言》非常精彩。他说,“儿童总是提出最重大的问题,完全是随随便便提的”。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的。但是,成人世界是否鼓励孩子提这样的问题,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则因文化、因国民素养程度而异。我记得自己小学一二年级时的某一个晚上,躺在被窝里,突然想到,人总是要死的,并想像了一下自己躺在冰凉的墓穴里的情景,顿感心头堵住了。我突然坐起身来问我的没有读过书的外婆,“要是我死了怎么办?”(这当然是哈克所归类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没有读过书的外婆看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小孩子不作兴说这个”。奇怪得很,从此以后,我就不觉得死亡有那么可怕了。所以,我认为没有读过书的外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具有哲学家的风范。当然,像本书这样有问有答的方式,我也非常喜欢。世界并不是非得是一种样子不可。我举双手赞成哈克的说法:“孩子们需要有一个答案,他们有权提问,否则,他们就会在某个时候停止发问。而这确实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孩子们不再提问题了。”
全书共有21个问题。我将这些问题念给小学刚毕业的女儿听,让她判断一下在她看来哪些是有意思的问题。她选了13个问题,如“为什么布丁是软的,石头是硬的?”“为什么要有贫穷和富裕?”“究竟是谁发明了戏剧?”等等。而如果让我站在成人的立场上来判断,我会选“什么是政治?”“为什么要有科学家?”“为什么会有战争?”等,与她的选择基本上不重合。因此,哈克在《前言》中说,“这是一本供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它也可供成年人阅读――或者供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倒不是瞎吹牛。
既然本刊的读者主要是成人,这里不妨剖析成年人可能更感兴趣的两条问答。对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1994年与阿拉法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以色列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坦率地回答说:“政治是调解的艺术”。我想起国内一位学者兼官员曾调侃又认真地说:“政治就是搞平衡”。二人的见地是不谋而合的。他承认,政治正在渐渐地失去影响力,看看联合国就知道了。“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决定权,那么这便是经济。各大企业集团用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规定了世界事务在什么框架内进行。在这方面,连联合国也比不上”。他的坦诚,在政治家(差劲一些的就是政客)当中不多见。但是他表示,即使政治的影响在消减,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政治。他评价说,“在近二百年里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国人拿破仑;一位是印度人甘地。”拿破仑代表战争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所以,甘地这位伟大的和平政治家是我的榜样”。我真的很佩服老佩。
回答“为什么要有科学家?”这个问题的,是1986年化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翰.波拉尼,他的父亲便是著名的科学家兼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真应验了中国的老话,有其父必有其子。约翰.波拉尼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邀请来北京出席一个关于基础科学管理的国际研讨会,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请他给我签了名,我还送给他一份由河南大学梁立明教授和我合写的关于基金支持中的“马太效应”的论文。没想到他开完此会回国后,确实认真读了这篇论文,还给我回了信,信中说,马太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自然而然地发展,允许人才流动,顶尖人才必然会聚集到一些单位或一些地区,而人才聚集也是出高质量成果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本书中,他的回答应当说不是很切题。他谈到了科学家的使命,科学家们能够帮助“向儿童们和所有的其他人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他谈到了科学家的动力,科学“包含着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再激励着我们研究人员做出了不起的成绩”。他谈到了成为科学家的条件,“具有非凡的才干和独具个性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充满热情、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可惜,他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要有科学家。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凯斯.帕维特教授常爱说的一句话如果搬过来,倒是对孩子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他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人类的生活将是孤独的,贫穷的,污浊的,野蛮的,短促的。
成人和孩子都喜欢听故事。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回答问题时讲了不少故事,比如,波拉尼说道,一些瑞典学生曾给他写信,请求他将他们的学校炸毁。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回答“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时回忆说,他10岁那年有一次发高烧不退,他问妈妈自己会不会死,妈妈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把你生出来一回”(看来,这位母亲也是一位善于脑筋急转弯的哲学家)。诸如此类的故事还真不少。
21位名人的回答,应该是有不同的语言风格的。可是,读此书时的感觉是,语言风格彼此雷同。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回答文字,是请一些作家润了色的。风格雷同的原因,是作家润色时造成的呢?还是翻译时造成的?我不知道答案。另外,回答“我为什么会生病?”问题的,是一位“良好生活方式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得主,此奖又被人称为“另类诺贝尔奖”。但是,把这个奖的得主视同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反正,这两点就算是白璧微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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