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个报告会内容的速录整理稿，未经发言人审阅，仅供参考）

    时间：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下午2：00

    地点：北京农科大厦A座一层报告厅

    主题：兰克奖（Rank Prize）的原始创新导向及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借鉴

    报告人：王国裕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主持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武夷山总工

武夷山总工：我们报告会就开始了，在正式介绍王国裕教授之前，我先说点别的，因为我们每次办报告会都让大家填一个报告问卷，经常有人说报告会很好，但是说报告会的内容应该放在OA上面，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看过。除非报告人说要保密，没有提供文件什么的，只要把PPT提供给我们的，我们都是放在上面的。

今天是我们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生部和学术委员会共同举行的报告会，邀请王国裕教授来给我们做报告。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这个科学大会上面，中科院的首任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演讲，下个月就是这么一个大会的30周年了，我相信科技界可能会比较大张旗鼓地来庆祝这个事件，今天也可以说是对30年前的科学大会的一个小小的庆祝，因为我们都知道77级的大学生，事实上是78年入学的，那他们就是在郭沫若所说的科学的春天，就是沐浴着科学的春天的春风入学的，那么77级的很多人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王国裕教授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那么他今天会谈到兰克奖。中国大陆获得兰克奖的人据我们现在所知道一个是水稻之父袁隆平，王国裕和他的夫人是第三第四个，大家从袁隆平就可以知道这个兰克奖的分量。王教授从毕业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始终不渝地在做科研，那么他能够获得这个奖也算是对他努力的一个小小的回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他做这个报告？主要想请他说两点，现在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包括有三点，一个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是最难的，它的标志是什么东西？那么王教授会谈一谈这个，另外，我们国家促进和培育原始创新的这个土壤怎么样？环境怎么样？应当说还是有不少问题的，那么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研究生，我们研究生在搞研究的时候，我们就要争取能够做出原始创新，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有的是需要做实验的，但是也可能你提出一个新概念、新方法也仍然可能属于原始创新，你能用老的方法，老的概念解决新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能提出新概念，把事情解释得更清楚，提出新方法把问题解决得更好，更有效率，那仍然是属于原始创新。在座的对科技政策的问题会非常关心，王国裕教授他会根据他的切身体会谈到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有一些好的意图，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科技日报》的记者，还有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记者，我们对媒体的朋友关注我们的讨论表示感谢。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国裕，他是泰州人，泰州是个小地方，泰州这个小城市也产生了像胡锦涛总书记这样的领袖人物，也包括我们京剧大师梅兰芳，王国裕是东南大学电子系获得学士学位，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一个公司工作，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现在在西安交通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也在西安科技园开了一个公司，无论是科研和生产实践各个方面做了很多，也有很多的体会。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王国裕：我跟武老师是大学同学，保持联系已经30年了，我们俩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自己的追求，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后来我到北京念书，武夷山也是。再后来我到英国了，武夷山去驻美使馆了。这一次能有机会到贵所做讲座我很高兴，应该说是王桂凤老师最早联系的，我也做了很多准备。那这次获奖去年就知道了，今年2月4日颁奖，在这个颁奖过程中我触动很大，所发生的、我所了解的评奖的前前后后，以及他们一些专家，一些顶级人士在颁奖过程中的讲话和交流，让我有很多感受。温总理看望钱学森与之交流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出大师级的人物，现在一下子把我的思路激起来了。我在国内、国外的大学、研究所和产业界都做过，接触面比较广，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是一个成功，但是我也有很多失败的方面，不管成功和失败，我一直在科技第一线做，因此有很多事情我有很多的体会，那么对很多问题我会有很多的想法，甚至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它是不是对，它可能要论证，有些东西可能要数据来说明它，或者有些东西要深化，还有一个很可能需要和诸位合作，光看到问题不行，这个问题对策是什么，我们怎么跟进，可能要一些能够说服人的措施，那么后面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可能是贵所有很大的优势，我们自己做不了这个事，我很愿意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我的专业上。

    既然有这个机会，也是给我们的武老师，我们老同学做一个介绍，把颁奖的一个过程介绍一下，咱们先轻松一下，看一些照片，然后讲一些体会。这个兰克奖是1972年由兰克勋爵建立的，奖励两个学科，一个是光电子，一个是营养学科，谁在这两个学科里对人类社会有重要影响，这样一个成果才能进去，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个兰克家族一直是做英国的面粉产业的，做得很大，后来到他这一代手上，又做film，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两个领域来做促进科学的工作。那么专家委员会以后逐渐在多年评奖过程中，把这两个领域的奖项做成了全世界顶尖的奖，他们讲究原始创新，谁是原始的发明？特别注重这个.因此他们不要自己申报，因为要选看得见的，大家都知道的领域和成果。很高兴，在我们前面有一些华人科学家获奖了， 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光纤之父”高锟等。那么这一届是2008，最近几年都是两年举办一次，倒不是固定的两年，反正最近都是两年评选一次。这次营养学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芬兰科学家，通过合理营养膳食，使芬兰很高的冠心病发病率得到很大的控制，而且这一营养理论现在正在为全世界所接受。他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以及后面要谈的演讲人的东西，由于我们颁奖仪式的活动比较紧凑，加上我们过于激动，我记得不仔细，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搜寻。70年代芬兰是冠心病发病率最高的，最后通过大量的研究断定了是奶油和原始的milk用量过大，经过多少年的工作,做了很多实验，现在整个芬兰冠心病发病率减少了，现在正在被全世界推广。第二个项目是一个美国科学家，他是搞植物的基因图谱，这个也是对提高产量起了很大作用的成果，这个项目很多实验是在中国做的。光电子是两个项目，一个就是我们这次汇报的项目，实际上是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开始的，与我的导师和同事们一起做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用CMOS工艺做成的图像传感器， 做成了单芯片的数字照相机的成像芯片，这样一个成果获奖，第四个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它是以昆虫视觉用于机器人的成果获奖。其它获奖项目我也不介绍了，我对它们也不是很清楚。

    我想介绍这一次颁奖，这一次颁奖是2月4号是在伦敦举行，是由Lord Selborne主持，由剑桥大学前任校长Lord Broers颁奖，现在他在全世界很有名了，他是很有建树的一位科学家和教育管理者，现在是英国上议院的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我就选几个照片。这个是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Rank Prize颁奖就在这里举行的， 它在Regent Park 旁边，  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这是公园的一幅照片。这里都是清高气爽，蓝天白云，在那里任何角度看上去都是很好，每一个地方窗户一开，触目所见像油画一样，环境非常好，这个让我感受很深，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怎样保护环境。这是另外一幅，它的绿草地在冬天是碧绿的，它让人有一种春天的感觉。5点钟活动开始，进入这个大厅里面，这个照片中是英国的一些科学家，以及获奖的，大部分获奖者是从国外来的。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一起喝喝饮料，这一位是兰克基金会资深的托管人，他看到我们两个中国人，他很有兴趣，跟我们聊了很多。还有项目介绍的board 和演示。 我们邀请了我们英国的一些同学和朋友来参加，他们也非常高兴。6点钟我们就进入会场。从这位开始，到这边，共七位获奖者，只有两位是英国人，其他都是国外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教授是印度籍的，两位中国人，一位印度人，所以我们亚洲人在科技上也是可以做得好的。然后这个主持人就开始主持颁奖仪式，后面一个一个奖项介绍，这是我接受证书。这是后来专门给我们一起照的相，这个主持人在英国是地位很高的勋爵，相当于我们以前的王爷（听众笑）。然后Lord Broers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讲，颁奖以后大家又回到颁奖前的那个大厅， 获奖证书也挂上了， 大家一起照相。这是我们的导师，他是很有名的，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那么这两位是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基金会给我们中国大使馆发的邀请信件。然后是我们的同学什么的。这位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在英国Rutherford实验室工作，在科学界他也做得很成功。

下面我就谈这个颁奖，谈谈我的感想，在这以前我把我们的项目做一个介绍，为什么我们的项目能得到这个奖，我用的这几个图是用的颁奖仪式上我导师报告中的图，我选了一个，这样更好地给大家介绍颁奖过程。传统的成像的器件是CCD，当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想，CCD也是用Silicon材料，那个硅片做。既然CCD是用的PN结,有这样的共性，那么我们能不能够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主流工艺来做传感器，那么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主流工艺能否做？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不是搞技术的，我说得简化一点，所有的材料,一个是绝缘体，一个是导体，为什么是这样？关键是,金属中有很多的自由电子来传输能量，所谓的电的传输，热量的传输,就是这个电子跑来跑去，那么现在有一种材料叫半导体，它的电子不像绝缘体那么不爱动，也不像自由电子那么爱动,这就是半导体。它也可以是把电子拿掉一部分，拿掉一部分就出现空穴.  空穴型的半导体与电子型的半导体结合形成PN结，就是二级管。PN结是所有的有源器件的基础。光照也可以改变PN结的状态，光线强，促进电子和空穴的活动。刚才用不是很准确的语言说明PN结与光线的关系，那么CCD成像就是利用这一点。比如说，如果形成PN结阵列，用镜头，把图象聚焦到这个阵列上，对某个PN结来说，如果对应的图象的内容是我们头发等黑的地方，它接收的光少，而如果对应的图象的内容是眼白或者是灯光，它是白的，那么一定的时间光照以后，黑的PN结和白的PN结留下来的电子数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就是把它排成阵列，每一点对应图象不同的点，得到的信号就是和你的图象强弱有关，那么再相应的恢复回去，就是一幅图象了， CCD是用电荷藕合的方法把每个PN结上的电压读出的，制作的工艺复杂，功耗也大，成本高。那么我们就想了，如果能用CMOS工艺来做图像传感器，成本就会很低。首先CMOS做PN结是它的天性，又由于CMOS是做集成电路的主流工艺，可以将所有的扫描电路、放大电路，控制电路都一起做也很容易，进一步地可以将图像处理电路都做到一起，形成单芯片的数字相机，更重要的是，CMOS图像传感器可以随着CMOS集成电路主流工艺同步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现在你去买数码相机已经到几百万甚至一千多万象素了，那么图象清晰率就越来越高。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当初起步的，后来就归结于工艺的发展，以前是0.8微米线宽做的，现在到了0.5、0.3，0.18甚至90纳米。工艺的发展做得很高。现在每天全世界都生产几百万个数码相机和手机相机，都是用这个技术，后面这几年的发展，也走了很长的路，其中有一个美国科学家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在PN图上，它在象素里面搞了一个有源器件。相关的专利很多，有很多大公司都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贡献，所以形成了现在数码相机和手机拍照的普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认为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那么这个产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就发展到这一步，从我们的技术突破以后，实际上我们也想是否能在产业化做出贡献。所以我给大家汇报，把我们一些不成功的方面给大家讲出来。当时我们这个公司做了5、6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市场没有做得很大，甚至负债累累，那么一直到欧洲一个大的公司，把它收购了，到了2000年以后，就是这个手机需要拍照的功能，从市场来说，技术发展来说，提出一个要求来，全球的几个公司，都是在2002、2003、2004，产量一下子上去了，做数码相机现在是很划算的。但是自主的产业化的成果，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这是我们演讲的最后一张幻灯片，致谢，感谢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大多都是我们的同学、同事，刚才讲这么一个技术，有这么多大公司，这么多专利在里面起作用，为什么选中我们的项目获奖？这么多人有过贡献，为什么只选中我们四个人？后面我可能会讲一些，对于研究科技政策的，也比较有意思。

    我再讲一下，这个技术，我们四个人是都一致地看到它商业化前景，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尤其我希望它拿到中国来发展，因此95年CMOS image sensor这个项目，国内某公司找到我，我当时可以说是做出一点个人牺牲的，我就回来了。而且在中国，与当时包括英国的公司相比，我们都是属于同一水平线的，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做的很好，而且我们曾经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后来在中国想向我们投资的公司就是华虹，华虹董事长是胡启立，他对集成电路开发，曾经提出好几次重要的观点，所以他站的高度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和华虹的合同没有成功，主要是我们自己所在的地区开发区不愿意合作等各种原因，所以这样的机会就失去了。设想一下加入了华虹会有很大的好处。而刚才说了我们英国的公司被收购了以后，他们能出好多费用，比我们自己高很多。华虹收购未成，我们在西安继续努力，到2000年我们就停止了，其实我们公司当时并不亏本，我们还小有盈利，产品也开始卖了，但是股东他不在乎你的技术领先的程度，或者未来怎么样，他就是要看当时.那么领先不领先呢？他是要看对报项目是否有利，当时我的合作者也拿了大量的钱，利用当时的政策，拿了钱以后他搞房地产了，我一看这不行了，我就后来说我退出，我自己做科研，我希望它给我一个很小份额，我就自己做。那自己做呢，我还想把这个集成电路做成以后，和一些研究所合作，应该说合作得也不是很成功，大部分是由于理念上的问题，后来我自己又做这个东西，这一次我吸取教训，基本说我不要别人的投资，因为说句实话，中国现在高科技导向也非常正确，当然这中间我们认为有很多项目是选的不怎么对，但毕竟还是支持了很多好的项目，包括我们也从这里受益很多。当然我也拿不到大项目，有各种因素。如果人家看好我们这个项目，我们也不用花很大力气申请，只要支持我们小的经费，也有用。我们在数字广播，数字电视，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学术上我觉得比我们国内宣传的一些芯片水平要好得多，而且后面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我说这个过程主要是为了说明后面的问题，让大家帮我来一起分析。我还要说明一点，我带回中国的这个项目，同时还推动了美国一个公司的发展。美国那个公司成立后，即使暂时不赚钱也有人给他们投资，2000年是个关，比如我们用的硬件、软件，2000年之后就不能用了，我没有那么多钱更新这些，所以我就只好停止了，但他们还可以继续，2001、2002、2003是个高潮，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坚持下来就都发展起来了。

    我现在再回到Rank Prize谈一下我的感受，这一届获奖的共性，它在宣传上，就是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以前我们也知道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我自己最多只敢说：从我们开始到现在的数码相机和手机项目，都是基于我们的芯片发展下去的。 并不敢说我们的成果是奠基性的。而这次颁奖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评奖他们做了很深入的工作。在颁奖后的宴会上，一个评委就跟我们说，他们把这个项目该调查的都调查遍了。 We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rself.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人有源器件那个专利也比较重要，那么谁更重要？那么他们就请独立的机构进行评估，进行打分鉴定，结论：那个专利是在我们基础上进行发展的，我们的专利是最原始的，是最重要的发明。那么在我们以前，我们教授，一个人申请了一个专利，就提出CMOS做传感器这个概念，那么按照常规的评选，也会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的。但是专家委员会不是这样看，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概念，但是当时也有别人用类似办法做尝试，但都做不出来，直到我们四个人一起，把这个概念真正实现了，在世界上首次用CMOS做出了一代的能够商用的摄像器件，所以他们认为CMOS image sensor应该归结于我们做的这个，而后面的进展主要是工艺上的一些改变和技术上的一些改变，原始的大的方面我们都做了，而且刚才说的感谢了几十个人都是我们团队作出贡献的，为什么只选我们四人？他们就是从各种专利，从文章来评，因为当时我们也发了一些文章。在其过程中，鉴定我们四个人共同做的是最重要的方面，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确定的一个过程。

    我想谈谈评选的公正和权威性，实际上我前几年已经回国了。而且他们发给我的通知，我也没收到，后来过了好几个月他们才找到我。他会征求你的意见，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说愿意接受，他才告诉我，可以来领奖。你也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拒绝接受。权威性刚才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很佩服人家，包括这个过程，他们定位的还是很有道理。

下面我想谈一下原始创新论成败，技术的发明人和这个领域的龙头企业哪个更关键，比如说现在每天几百万的产量，那显然不是我们的事，那是ST，还有几个其它的公司，产量都很大。谁更关键？我们认为发明的更关键，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在爱丁堡几年的进展，那么数码相机和手机这样一个实现可能要往后推迟很多年，但是只要我们这个技术做到这一步了，它总是有很多人再跟着做的，但是如果没有你这个技术，那可能就没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技术如果已经做到那一步，总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是有人把它做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始创新的发明，对产业更关键。我们认为从科技进步导向讲，科技部应该是支持发明的。我再讲一个例子，有人说某公司能够把二流的产品卖成一流的市场。反过来问，你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你为什么不做一流的产品呢？这个我们不应该认为是英雄，要当英雄，你拿出去到外面比，比如欧洲市场。而且更有一个东西，原始创新是创造价值的，而商业活动和炒作，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拿到另外一个口袋，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这个意思，钱是转来转去的，并不是它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个奖对我个人是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没有脱离我最感兴趣的第一线，当然实际上我是两栖的，并且现在开始有新的东西做出来，这个奖励实际上肯定了我的实践和发展模式，是不应该放弃的，那么我现在更有信心和动力。

再介绍剑桥的前校长Broers的演讲，首先他认为这次获奖项目选题都非常好，这几个选题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从一开始就想解决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最终要改变一个产业，影响人类生活，目标非常清楚。英国科学界是鼓励这样的，这样的项目越多，人类收获就越来越多，英国的科技水平也越来越高。他目前关心的什么东西？作为上议院科学委员会，他首先给政府提出来，不仅是要发展绿色能源，更要让传统的能源变绿。那这次回来，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深有感受，很多的空调冬天开得太热，夏天开得太冷，能源使用的这个浪费太大。这个我们也不展开。另外他提到如何防治网络集团犯罪，这是英国最关心的一个事情。Broers的演讲使我们切切实实感到了创新的思维和导向。

    那么再谈谈我们的体会，就是原始创新导向。国内有人故意强调炒作的东西，说起来都是无商不奸等等，我们的经历和感受不是这样的，要把科技做得比较规范，还要有很多的乐趣。要不然我还做新的项目干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收益。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定位很重要。另外我们自己的定位，就是原始创新的最重要的人应该是发明人，发明人应该有绝对的第一地位，而不是企业家，企业家不太重要，炒作更不重要了。当你觉得它影响也很大的时候，它是一个重要的企业，对于搞金融的来说，它的钱放在哪，就跟我们搞知识的人来讲，知识放在脑子里面，这个是一样的。这个需要我们有关的部门和媒体给宣传，要向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更重要。另外我认为，我提一个观点，我国的高科技领域基本不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主要的是真正做事的人不多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富起来了，也不缺人，但是我们做不了事情，因为首先你到很多单位去看，研究所也好，公司也好，真正的做事的人，严格的说是不多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做事的人不行，很多的人整体水平不行，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和大家说，我说你们这个什么地方要补充，怎么做。老是指导，那我们就做不了事了，但是我在国外就没有这个感觉，我到实验室、跟学校都合作过，这点是我们要重视的。当然这个话说得可能有点过，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带学校的研究生，我天天很累，为什么很累，我是替前面的人补课，然后在回来以后我还有个观点，我们国家的研究生，绝大部分，甚至80％、90％都不开窍，他不开窍是做不了科研的，你看我们这些清华北大的学生也许做的很成功，他刚出去的时候也是不行的，他去了5、6年以后才行，这个就很要命，还有我们国家培养的学生，老是没有工作经验，国外没有这个说法，比如说到医院工作，那就要去，最多给两个星期实习，第三个星期就接病人。还有一个是真正做事的人没地位，这是我这几年的体会，你动不起来，也决定不了事情，教授、研究员这已经是很高的地位了，他应该能够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情。在国内，你没有行政职务，这个教授大家一致公认他没有用，那就坏了。我如想做官，1995年的时候有非常好的机会，我不做，因为我能力不在那。这是一个现状，是非常严重的。

    我想讲一讲自主创新其实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比如我们那个项目，我到爱丁堡的时候，我几个月就有进展，一两个月做出成绩。我要在英国慢慢学出来的，事实上不允许那样，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的，但是只是环境有这么一个平台给你，同时我们有激情和导师的合作，我经常怀念那个时期，经常有棋逢对手的感觉，在那种环境下，而且现在看来就是很高水平的创新，很高水平的创新其实也是在很困难、很平常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而且我并不是说在英国学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包括我现在觉得，我们的一些学生都很优秀，问题是现在很少有我的学生接受我的观点，跟着我一起做。他即使做得很优秀，都没有我起步的时候优秀。你到这种优秀的程度，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同学都想到大公司，说出来也好听。所以这就是一个科技导向和整个形成这么一种愿望的问题。然后我觉得科技人员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刚才说的纯粹搞研究的人，在国内比较困难，不太有地位。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尽管有时候心理也有不平衡，但是纯粹为功利的人，我也理解，大家都不是很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作为研究人员要以社会发展和人类为已任，这个好象是说大话，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大话。对我来说，如果我的公司做成几千万我也很高兴，其实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也做到了，融资我也融到了，但是我最大的兴趣还是看到我们的东西做出来，这是最大的兴趣。你看有人几十亿几百亿，因为那个几百亿对他来说不是钱，钱是他们的资本，而我们的资本是智力，是创造的能力，这是千金难买的。所以你不能以你玩的去和他玩的钱去比，股票也有很多风险。那不是你的玩具。所以我在国内这么多年，从1995年到现在，那时候我买房买10套都可以买，股票我也没弄。我这个时间要做我的科研，这是我的责任，所以股票我也没有弄，我就认为需要淡薄名利甘于寂寞，这个是我要做的。

    我对数字奥运的遗憾。我感触很深，去年有个电子杂志上面有个孙昌旭的博客我看了，我觉得很好，你看3G手机起不来，那么我们数字奥运的数字在哪儿呢？网络还是老早的，数字电视好象也没有形成太多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这些事情好象谁都在管，又没有人管，待会我要显示的一个东西，我要给大家看看，以移动电视为例，韩国人是2002年提出来的，三星等2004年就弄出来了。在我们国家弄不出来，所以这个数字奥运，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很好的东西。

再谈一下与之相关的自主标准问题，我们的DVD也好，电视也好，要交高额的费用，我们应该支持自主标准，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最先进的有竞争力的标准，这样国家来支持。你达不到这个水平，那就不要乱花钱。不要人为地为标准而标准。采用国外的标准也有积极的因素，一个标准有很多成本的，有的是采用别人的标准，省掉很多成本。一个标准在初期有极大的风险期。还有一点极为关键：有了自主的标准不等于少付专利费，我们有个标准，里面自己的东西才有7％左右，结果各种东西不配套，所以弄到现在，3G手机现在有几百个亿上去了， 追求自主标准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专利是有时效的，一个标准成熟后，有些专利是收不到费的。所以这个题目，我倒建议你们有兴趣的研究人员可以深入一下，究竟自主标准好？如果采用国外标准，可省掉多少投入、省多少钱、还要说开发费等等，这些费用，以及竞争力所带来的效益，这个要有资料，要有数据，就能说明问题，你像清华、交大搞的数字电视，两个标准，两套东西碰在一起，它有多少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弄了半天都是各个地方政府支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给常委做工作，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说从产业，所谓自主标准来考虑。再提一下行业垄断与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国家电的信是现在国家很好的行业，这个固然是好，国企盈利越多当然越好，这个是很好的方面，但是不能以后的每个方面都有意的创造这样的模式，这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必然的趋势，那么现在故意强调这个东西成为广电部门新的创收手段的话，这个事情肯定不行。广播频率是公共资源，广播电视是政府的喉舌，我们国家广电部门主要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垄断行业得到很多的便利，那么你有责任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是人为地阻碍新技术的发展, 如果这样，就是犯罪，政府就要打破他的垄断地位。深层次的考虑一下，垄断行业和利用公共资源盈利，是对贫困人的最大的不公，使得他们生存成本加大，改变命运更艰难。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只要有饭吃就行了，你还可能上大学，你还能改变你的命运，现在情况不同了，没有PC机，没有手机，没有信息，找工作都难。

    我想讲一讲正向设计和反向设计的问题，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反向设计何时了》，那个文章一直在转载，以至于2006年底还有人用我的文章，把我的名字换掉了，进行发表。芯片是很难设计的， 那有人说，我用微型拍照的方法，把芯片每个图都拍的很清楚，把这个图全画出来，不就设计出来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从我们设计工作来看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活生生的东西，它是很讲究的，还有制作的问题，还有其它的问题，更何况现在的集成电路已经到了几百万，太复杂了，你得花多少的时间去拷贝，你拷贝这个东西要费脑筋，你以这个聪明才智努力的话，你完全可以成功地正向设计，我们怎样把电路搭起来产生图形。但这一点在我们国家，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大学在教反向设计，学生学这个东西没有学到本领，更主要的是束缚了你的思维，束缚了你的创新能力，就是有个东西我照抄。当时我发了文章以后有些专家支持，反对的人也很多，并且有人公开发文章反对，举出一个杭州的单位来，靠反向设计做的怎样怎样。时间关系我也不说了，这是我当初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个问题，仍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引申到国内有一个说法，“引进消化吸收”，现在在后面加了“再创新”，加了以后好很多了。但是我倒认为这个提法有问题，你老是习惯于看着外国人怎么做，消化吸收”多了，很难“再创新”，而技术创新就是跳出原先的那个概念，也许你彻底改变它的这种模式，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我们搞图像传感器就是CMOS方式，但你要沿用CCD，就永远是CCD，或者CCD1，CCD2。

    我下面再谈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海归都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担任重要的工作，那么海归要不要同化？这是我体会很深的问题。我有一次参加广州一个会议，在一条路上堵车，当时在车上有的海归说，我们不学会抢行，在国内就开不了车，我就发表意见说，我们回来的人更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做一个楷模，带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海归回来以后，他们可以说是更让我感到可悲的是，他们搞反面的动作搞的更厉害，那你回来干吗来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当领导，能够当管理者，搞炒作的，中国人这方面是不乏能人，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能够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我认为海归回来就是当教授，当研究员，在科技创新上起作用，这才有用，即使让我当个院长，当个副校长，当个校长，可能作用不是太大，而我现在一直在第一线搞科研和产业化，我认为很好，但是你的知名度没有那么大，影响力没有那么大而已。我的信念就是坚持在高科技第一线，为我国科技创新做出贡献；我的梦想是我手下能够有一批人，我把他们带到相当的水平，一起开发我国所需要的核心芯片，过几年我们在相关领域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这个梦想是很难的，我自己在一步一步的做，刚才已经说了，我现在大致介绍一下，我这几年做的一个什么事情，我这几年做移动数字广播和电视的芯片，广播电视肯定要数字化，传统的模拟的，而且效果也不好，一数字化，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DAB标准，欧洲的，现在在中国也已经开通，覆盖人群已经有1.5亿。它的音色是CD音色，可以移动接收， 200公里的速度。 那我们就出这个核心芯片，这个是我们下游厂家用我们的芯片做的接收机，2008年就开始供货了，广播数字化以后广播和电视就没有差别了，都是数据。因此DAB可以播视频，就是DMB. 这是一个U盘DMB，只要插到计算机上，可以接收DAB节目和DMB视频节目。现在我们如果打开一个计算机界面，就可以收到中央台新闻节目，这是我目前做的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普及也是要有国家行为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这个芯片水平不错，核心芯片取得突破，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第二个成功的项目，前面就是把很多的我们做的成功，以及做的不成功的方面做了一个汇报，可能像我的故事，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像我这样的人十几年来坚持做这样事情的也不是很普遍，但是通过我的经历，也通过兰克奖这个评奖过程，我和大家分享了，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我相信大家感觉跟我一样，王教授刚才讲的很多内容对我们很有启发，是很深刻的，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媒体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提问：您这个项目是有哪个支持您，就是说您刚才自己说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的还是其它？前面没有太听清，问一下。

    王国裕：我从2000年以后，我在国内合作陷入一个低潮，我也试着和好几个单位合作，但是有不同的意见，受到影响。最后我们开展DMB项目，是靠自己经费做的，在做的时候，我得到国家科技部的一些项目的有力的支持，虽然力度也不是太大， 但是雪中送炭。

    提问：听您的报告确实很有启发，有些问题像您谈的语调很平淡，就是培养人的问题，您在国外的一些好大学拿的学位，那您觉得中国大学不能培养大师级的人物，特别是高科技人才，能发挥作用的人，症结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申请项目，你要花精力，可能要公关，但是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真是能申请到大的项目，不是可以持续支持您的开发、研究或者市场开拓的什么，难道您觉得不值得吗？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接收机，国内也有卖的，我买了一个，收电视上的内容效果很差。

    王国裕：第一个问题回答，为什么中国学校培养不出大量的高等人才，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导向，社会导向问题，现在，从学生，从家长，方方面面，我们所羡慕的是机会，而不是扎扎实实的学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学校本身也是无能为力的。同时很遗憾的是学校本身缺少大师，也缺少启发教育学生的有效手段.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教授自己做的也不够，能够为学生做榜样的不是太多。

    第二个问题是申请项目，获得比较大的项目持续支持当然是好，申请大项目，上项目的人就要很强，这个对公司的投入是很大的，而且大项目有大项目的弊病，大项目从申请，从鉴定都非常严格，你比如说，我给他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般来说我看几千万的项目，不合理的成分更多一些，钱多了以后他怕你瞎用，大部分钱是花在没用的方面，比如说买好多设备，这个设备往买回来五年中往往用了一两次就不用了，而且还有房子放设备，管着，维护着，这都是很大的费用，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没用处的。当然现在如果有人说，这个钱你肯定能拿到，我也会去努力，当然我必须要把财务资金使用做的好一点，因为我有用，但是现在任何事情不能两全。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靠卖产品来赚钱，国内有大资金支持的公司往往养成了一帮少爷，他老是想着去申请经费，这对做事的态度，责任心无形中带来最大的损害，不是我们不想大项目，而是考虑到更多现实。

    第三个问题就是数字广播在北京台已经开播了，天线也很简单，比如你看电视，有这样一个天线，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现在就是我们有时候婆婆太多，像北京这个数字奥运，它本可以列上这一个项目，但各家争利益，这就引起了很大的问题，广电部、信产部，他们认为这个市场太大了，要有中国标准。我们很多的基础可能还不如人家，更主要的是，你的标准在哪儿？能不能实施？这种东西如果只是靠转播普通的中央台节目，你想收费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利用数字的东西，创造新的服务，新的东西，才行。我让他们不要搞这些加密，一加密，有些台就收不到。他们为了控制这个，为了小共同体的利益。现在问题是终端起不来，其实有1.5亿人能接收到，但真正用数字广播电视的也许才1500人。一增加解密设备以后，接收机成本就要增加一两百块钱。他们就是想垄断这个行业。我认为主要要考虑数字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有时候我还发一点文章，我已经说的比较多了。大家提的具体的问题：数字收音机大概4月份也开始在北京市场上卖。现在北京市场上卖的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外国人放在厨房用的，那样的收音机现在还要7、8百块钱，音色很好，但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理念，我们的芯片也可能把收音机的成本降到一百多块钱，销售二百多块钱，但是现在销售方面都不同意，要卖贵一点。我说你怎么能够把市场提高，把量提起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提问：王老师特别高兴在这又见到您了，5年前非典期间我们去见您了，那么现在我的工作岗位已经变了，现在关注人才的培养，实际上在我踏上这个岗位开始，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一方面看到您挺高兴，一方面我看到听众很失望，因为我们的研究生学员只来了为数很少的几个。真正干事的人太少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学生们究竟想学什么，我特别想把这个讲座带给他们听。既然他们不听，我也考虑考虑我儿子吧，所以我特别想就是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再往下再延伸一点，就是从中学小学，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大的教育环境咱也没办法，那么我们可控的就是家长，可控的，我们能给孩子做些什么，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成为人才，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王国裕：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对的，也是很现实的，这也是我跟学生说的话，就是做任何一个事情不要随大流，这个我和武老师有共同的观点，我们不随大流。什么叫不随大流呢？你发现随大流的话花了很多的时间，往往还总是慢一拍，比如说我们当初毕业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形势不如现在这么好，像我们好多同学，好多人就回家乡去，家里是干部有关系，回到这些地方也会有好的工作，但你就发现，当毕业以后，如果给你一个很舒适的比较好的工作，从长远来说是最坏的，因为青年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时期，你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去奋斗，去创业。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的景气周期往往就是十年。现在我回头看，我们那些同学回家乡以后，后来可能单位倒闭了。当时没有什么机会的人，反而要靠自己的力量竞争，后来都有了好的发展。 如果你的单位说：我给你十年、十五年的工资，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跟他商量，你能不能给到我一直退休为止？否则十五年以后你不给了，我没有竞争力了，你再想学没有机会了。但是，这十几年如果你很好的学，那么游山玩水你也没时间去。我对我的学生说，我不是叫你做工作狂，我的工作态度就是一种乐趣，我很关注生活环境，关注这个具体的感受，我到处利用工作的机会，我们要看很多的地方，我关注英国的生活。我给学生搞创新这些东西，实际上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你知道国家对科技创新现在越来越强调，反过来，如果你能够搞自主创新的东西，你有很好的东西，这才是资本，如果你跟在我后面做，出国以后立即就能够进入到人家的圈里去，立即就能够落脚，这给了你多大的好处，你真能学到我的东西，在公司再干几年。我教你的东西，是要把你教的开窍了，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行，那对学生是多大的好处，因此你们家长对学生说，要利用他们最宝贵的时间，能够找到最有利于他发展的东西。不要对孩子说，这个工作不好，你假期很少，工作很累什么什么的。我和我妻子在国内有很多工作，我们很幸运儿子在英国念的书，说起来我们在国内忙对他还是有影响，后来我们想，因为他也不是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还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我们的孩子上学，中学的时候就自己去上学，一个人上学，回来也是自己一个人，找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孩子不是太强，但是英国的教育比较可以，所以他现在工作也不错，今年刚毕业，07年刚毕业的，找到一个工作，现在我们也了了一个心事，从这个角度就是家长怎么培养孩子，更重要是明确自己，你怎么一句话给学生一个清醒，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做大事。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听了您的报告觉得非常有启发，非常引人深思，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我们国家也借鉴西方很多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下一步改革如何推进，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这一块，什么问题最值得关注，应该往哪个方面发展，问的有点大，随便想请您发表发表看法。

    王国裕：这个我觉得大，不太好回答，我都是从导向方面说的多一点，具体体制改革就是比较难的，我看出有几个弊病，第一个现在中国的科研体系形成了新的大锅饭，就是在一二十年以前国家的科技投入是比较困难，但是现在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随着对科技的重视，现在科技投入是很多的，但是科技投入很多以后，很多的单位并没有用国家的投资做科技的事，形成一个新的大锅饭。第二点是决策的盲目性，理论上是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让科研人员能自己决定事情，实际上具体到一些学校，一些研究所，就利用这一点成了一两个人说了算，所谓的所务会，学术委员会都是形式的，什么都他说了算，人家怎么弄？人家没有办法弄，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就是体制上的问题， 要研究从体制上制度上怎么形成一个科学家、教授能够管研究所管学校的体制，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科学对待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转换问题，重大的科研成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转换为实际生产力，不要过于强调科研成果的短期的经济效果，要科研成果在三四年有很大的经济效果，那大部分都是弄虚作假，特别是原始创新的效果，这麽快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是不注重，因为一个项目一定要产生重大的影响，一定要有经济效益，但是怎么来考核它，如果一定要它两年三年说，是不行的。

    提问：谢谢您的介绍，刚才您提到同时在中国和英国有工作，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是两栖，您也同时自己开公司，也是两栖，所以我觉得做了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事情，听您介绍的时候，我脑子里边老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从你的介绍，您对工作的这个执着，也有好多无奈，我就再想，您谈到一个是您自己碰到的问题，另外您把它扩大到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包括科技界整个的问题，一个是原始性创新不够，同时产业化过程也非常困难，从您自己的个案来看，比如非要排一个第一第二个话，哪个问题更严重，就是原始性创新不够更严重，还是产业化困难更严重？这两个方面肯定有问题，但是非要让您谈一个问题的话，哪个更严重。另外一个问题，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包括原始性创新，包括人才的问题，大家不愿意去做，其实也未必那么困难，但是现在确实少，从你的观察来看，最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另外一个产业化也是有很多问题，现在尽管也强调产学研结合，您在创业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资金是问题，技术成熟度？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的观察来说，哪些是最主要的问题，原因在哪儿？

    王国裕：您提的这一个问题非常棒，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按照我回国碰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是原始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成熟度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是回国发展的原因，我相信，如果我这个产品是能够和各种产品有竞争力的，有我的特点的话，我这个产品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收回我的开发成本，也一定有人把它做大，当然我希望这一次吸收上一次的教训，多一份努力多一份收获，但是在终端产品，整个大产业中我很清醒，因为这个要有大的投入和大的回报，反过来如果我这个东西不做，就没有后面的产业。现在我这个产品，我们有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我现在已有7家客户，2、3家能够成为稳定生产的话，我这个也算是成功了，另外我选题是选的数码产品的广播核心芯片，这个选题本身就是一个有 前景的，这个行业要发展，就是接收机价格和功耗要下来，这个里面又有我自己设计的特点在里面，有竞争力，如果有这个东西，我也不能空口说，你要做的真正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要有很好的题目。

    提问：自主创新现在不够，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的问题还是投入的问题？从你这个项目来看，您的整个观察？

    王国裕：从我这个项目来看，我还是资金和人力不足，因为它现在第一个我招不到人，比如说我出和北京上海一样高的工资，我甚至还加一些，我的学生他也知道我很厉害，但他还是不愿意留下来。另外就是好的学生西安交大还可以，我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们都能找到好的工作，我要招十个工作人员，第一年做不了什么事，十个人加上流动的关系，最多也就是一两个人做事，这一两个人还要花很大的兴趣培养它，这个培养成本比公司其它花费还要大，只好我们这几个核心人物多做，我鼓动我的终端厂商去做，这样在我们开发部分就比较慢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那么我们的弱点就是用技术创新以及芯片领先来抵消它，所以我现在想提的是，大的公司它有软肋，跟我们合作，实际上会有大量的好处。

    提问：所以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提到，有人看好您的项目，能够做一些投资，现在您感觉是缺怎样一个环节，不管是政府投，还是终端厂商来投，包括你也知道，去申请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什么人来做中间的这个工作？

    王国裕：我们现在经过十年，我已经摸出来一个适合我们发展的路子，这个路子用外人的观点看不是那么快，现在风险公司有很多找我们，像这样的风险公司，肯定有十家，甚至还五十家，有的大的公司曾经也来看过，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他很不平等的对待，而且具体办事的人，与你谈的人不是他们的决策人，决策人他考虑问题和底下人不一样。所以目前就我来说，我们的方面就是我们也定一份商业计划书，我现在就是用我的合作伙伴提供的适当的费用，因为我这个东西要解决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这个东西去年12月份才开始，有几家收音机是3、4月份才做，既然我没有风投的情况下，我已经做成了我的芯片产业化了，他给我下定单，他这个拿的钱比我从风投拿的钱实惠。如果想，我们前面举的公司不是这样做的，美国风投给它投，但是我现在没有，而且这个里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搞那些东西的人，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赌博的因素在里面，成的人不等于比不成的人考虑得更多，有的是时间问题，有的是各种风险问题，谁知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的优势就是项目的技术含量，所以外来的投资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关键，拿到投资也是有很多负面的作用的。对我们关键的是产业链和市场。我这个东西如果我的下游客户能做起来，我们就是很大的成功，我们愿意让下游整机厂商当主角。可能有人觉得我保守。

    提问：我刚才听了您的讲座很受启发，今天在您谈的时候，原始创新的一些问题里面，要沿着坚定的方向一直走下去，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做事的人一个是不够，再一个是真正做事的人地位不够，然后您再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决策的盲目性是很大的问题，这就存在一个决策者他能决定，因为他是处在领导层的位置上，能决定资源的分配，这样的话我们就存在这两个角色，它俩之间的矛盾，还有转换的问题，您现在是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对我们国家做的贡献也很大，您现在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包括资源的问题，还有其它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现在让您转换一下角色，让您转换到决策者，我想您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影响力会不会比您做学者影响力更大一点，万钢现在的决策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影响，可能比他做学者的影响力更大一点，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这两个角色的变化？

    王国裕：你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难回答的。对我而言，如果说我转换一个角色，如果我也兼一个委员，其实我也有过，我也当过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我也是有过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思不太大。

    提问：您要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的话，会有更多的资源，然后对你的研究会更有利，但是现在在学校，很多的学者做到一定影响力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它推到领导的岗位上，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因为从这个学者的出身，它可能对下面的研究有切身的体会，可能会更支持下面，但是反而往往当了学者以后更没有时间做这个研究，然后他可能离这个越来越远的时候，差距也会越来越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王国裕：对于我来说作用大小是两个方面，对我自己的项目，我自己做产业化或者什么，我倒认为我对自己这样做更能把握住，因为我参加活动过多的话，不会有很多的精力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对国家科技政策，在宏观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经历的人能够参与一些的话，那可能作用要大一点，今天他们请我做这个讲座，我也很愿意举办这个讲座，说明我也愿意在这一方面体现，但是也有这样的问题，真正像我们这样的话，如果让我们制定这方面的政策，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很多的东西，怎么和国家的改革过程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做，这个卷进去的程度很深，但是我们一旦卷进去也会是我的弱项，毕竟我觉得学者和管理不一样，我不认为我有管理的才能，我的优势还是做项目，我培养的学生的水平也很高，我想这个对国家也是一个贡献，而且我的很多的观点，通过媒体和其它途径以及给我的学生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也是一个贡献。

    主持人：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最后两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说您公司的融资主要是通过合作伙伴的资金，还有通过国内的一些科技渠道得到的，我想问一下您的合作伙伴是股权融资还是战略的合作伙伴关系？

    王国裕：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我的公司项目的钱主要是我们自己投的钱，所以在不要风投的情况下，我再支持五年没有问题，打个比方，算是玩一些游戏吧，不用花钱，就是自己投资，都是以自己的钱为主。从终端厂商拿钱是这样的，我开发一个产品，我会免费给您做，然后你要帮我做什么事，我要先拿一部分技术支持的钱，不会给它股份，而且我们原始这个股份给人家，就要很多的钱。他也没有那么多钱。

    提问：我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回答，您开始第一个项目芯片那个，是不是几年前的成果了，因为据我了解那个应用非常普遍，是不是几年前的成果？

    王国裕：对。

    提问：您做的第一个项目专利是属于自己的专利，是否曾经卖给过其它的公司？

    王国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技术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工作为主，后来是产业化，我们一直在努力，真正突破的工作是当时取得的，当然是有专利，也有技术权利，当时爱丁堡大学搞了一个产业化的公司，就和外面拿到钱做那个公司，当时我们也有一些收益，大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几十个人都有，具体我占多少我也没算，当时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技术人员占股，这个事情从实践上是从96年到2000年，往后这么几年形成的惯例，在这个以前是没有这个惯例的，因此那个公司里面我们这个很小的股份，所以这一个原因呢，我们当时也是感到我们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所以这一次评奖以后，反过来我们心理感到平衡一点。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要的早不如要的好的问题，现在反过来科技人员持股现在就过于扩张了，现在就以至于产业界发展的一个弊病，现在就是用老百姓的钱干的一些无谓的事，什么事情都是有好有坏。但是我们也收到不少钱，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各种的办法，还有各种的机会，要不然我现在这个项目也成功不了，所以也挣了不少的钱。

    主持人：刚才王教授给我们做报告花了一定的时间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我不做什么总结了，因为现在每年春晚过去之后，都有几个台词流行起来，王教授报告中概括得鲜明的：真正做事的人不多，真正做事的人不行，真正做事的人没地位。我们在座的研究人员，我们在座的研究生，你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做事的人没地位的情况下你还愿不愿意做事？我们每个人要深思，我觉得我要从我做起，我过几天写一个文章，我们研究员就要以学术为志业，也在情报方法研究中心谈过这个观点，号召研究人员要以学术为志业。中国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很多原因，研究经费不足，文化传统不好，每个原因都是对的，最主要的是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太少，我们每个人要把握自己的时间，把握自己的努力，都是可以的，做自己的事。事实上我们每个学术报告最终想达到的目的都是这样，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研究生是往这方面做。王教授是又要在中国又要在英国，时间也是很紧，今天花这么长时间与我们交流，也是希望他的一些观点既能影响到我们，媒体报道的话也能影响到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再一次用掌声对他花这么长时间给我们做演讲表示感谢。

    今天的报告会就到这。

    王国裕：1978年3月－1982年1月，学士学位，中国南京东南大学电子系；1982年2月－1984年5月，硕士学位，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4年6月－1987年10月，助教、讲师，中国南京东南大学电子系；1987年11月－  1988年12月，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系；1989年1月－1992年6月，研究人员，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系；1989年9月－1993年8月，博士学位，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系；1992年7月－1994年5月VLSI设计部经理，英国VVL公司；1995年1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97年6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导师；2008年2月，与另外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兰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