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推荐一篇经济学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
2019-7-11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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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篇经济学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

武夷山

 

    正在浏览《读书>》2019年第7期。不知何故,这一期出晚了。第一篇文章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熊秉元教授的“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我觉得,这篇文章介绍的工作,可以说是计量史学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文献计量学的成果。但熊教授并不在文献计量学圈子内,所以我给本文标题中的“文献计量学”加了引号。我在网上找到了此文的全文(http://m.newsmth.net/article/History/1878398),与大家分享。

 

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

 文 | 熊秉元

    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涉及好几个环节,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当初看到这个问题时,觉得有趣,也粗略地看了一些文章。但是,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并不冲突,如此而已!对我而言,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如何“拿证据来”!在试着响应“李约瑟之谜”时,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
    这几年来,这个问题偶尔会在脑海里浮现,琢磨一阵,又悄然遁去。不过,慢慢地,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至少在理论上,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

    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条件,不足以发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另一方面,官僚体系里,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他们也不会鼓励,甚至会排斥和“圣人之学”相左的知识。
    直觉上,这种解释脉络清晰,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索:首先,除了官僚体系(士)之外,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如果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
    二〇〇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如果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华人历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第一,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如果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对于知识的探索,除了基于实用而诱发推动之外,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和益智。在华人文化里,有没有鼓励探索新知、尝试冒险的传统?

    判断理论的好坏,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两种指标,简单明了:一方面,这个理论的各个环节,是否能彼此呼应,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这个理论能涵盖的范围,宽窄如何?
    对于李约瑟之谜,根据我过去的研究,可以讲述一个大体完整的故事。具体而言,在地理结构上,中华大地是一个完整而相对平坦的区块,南有峻岭,东有大海,西有沙漠,只要北方的长城能挡住敌人,基本上无忧。当舟车器具进步到某一个程度,很容易就形成“单一权威”(single authority)的局面。自居为中土(The Central Empire),视周围规模不大的国家为藩属——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大一统,似乎比魏特夫的“洪水治理说”更有说服力。
    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起伏,就是华人文化单一权威的主旋律。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原则简单,弹性大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制,和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有几点特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以读书人来运作庞大的官僚体制,比倚靠武将或商贾,明显要安全可靠得多。其次,和社会其他部门相比,行政体系是资源最多和力量最集中的利益集团。对皇权和官僚体系而言,“士农工商”的排序,最符合政权和读书人的利益。再次,维持皇权/官僚体系的地位,除了贬抑商业活动之外,最好避免各式各样的风险。尝试探险、发明创新、科学实验等等,除了可能累积人力物力的资源之外,也隐含浓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熟读经史子集的知识,并不足以了解机械器具。这些“奇技淫巧之末”所意味的未知和风险,当然愈少愈好。最后,农业,基本上是静态的;工商活动,基本上是动态的。无论是境内的商业活动,或对外的贸易,人员物资的流动性大,对行政体系而言,掌握不易,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对帝国(皇权)和政权(行政官僚)而言,以农立国大概是最稳妥的发展轨迹。

    由单一权威所推演出的一些观察,可以和李约瑟之谜做一联结。一言以蔽之,官僚体制所擅长的经史子集,不会产生工业革命所需的相关知识。而且,基于本身的利益,也会贬抑工商等其他部门的活动以及由此所生产的知识——这一点,是对林毅夫和姚洋两人论点的补充。换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适合生长橘子(经史子集的知识)的土壤,不会培养出苹果树(自然科学的知识)。
    无论是林毅夫和姚洋的两家之言,或我所揣测的另起炉灶,虽然宽窄范围或不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社会发展的轨迹,具有路径相依(path dependent)的特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集大成之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有非常简洁明确的理论脉络。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群体或家庭个人,也是一样),会受到起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的影响。一旦步入特定的轨道,就会因循延伸。而且,所作所为,包括所生产出来的知识,都是环环相扣,前后呼应。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以劫掠为生的海盗,自然而然会发展出海上作战、欺敌攻守的知识和伎俩。
    就李约瑟猜想而论,传统华人社会的经典画面——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日出而作的农民——与隆隆作响的蒸汽机火车,显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张飞碰不上岳飞的味道。然而,就事论事,除了在观念上想来合于情理之外,最好还是拿证据来,因为多言无益。可是,华人历史上下几千年,哪里去找令人信服的数据呢?   

    前不久和博士生谈话,又讨论到“证据”的问题。突然,我回想二十多年前,常常翻阅英美各个大学出版社的图书目录。看多了,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现: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和其他政治、社会和法学的目录有明显的差别。经济学的目录,先是“理论”的著作,包括宏观和微观理论。而后,是各个更细领域的专著,如公共经济学、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等等。关于个别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凯恩斯、李嘉图等),是一个小小的领域——经济思想。而且,关于理论的书很多,关于个别经济学者的书并不多。
    相形之下,无论是社会、政治或法律等学科的目录,几乎没有“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而有很多以个人为代表的相关著作。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孔德……两相对照,经济学者之间,显然已经发展出一些非个人的“共同理论”;而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类似的、非个人的“共同理论”。以小见大,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之后”,或许有以致之。
    当我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小发现,我问眼前的研究生:历史上曾经做过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之类,可不可以看到各种图书的分类,如经史子集、农林渔牧、器物工具等?他明快回应:“可以!”——在本科和硕士生阶段,他曾参与一些研究计划,都和图书数据有关。我心里暗叫了一声“好”,曙光乍现,脑海里的灯泡突然闪了一下,李约瑟之谜或许终有“让证据说话”的时刻!
    收集和呈现证据的方式,一经点明,其实非常简单。历史上,各个朝代曾经多次编修全书,图书目录中就可以看出,“经史子集”著作(非科技类)和“其他类别”著作的比例。每次编修,等于是对知识存量(stock of knowledge)的盘点——在那个时点上,社会上存在哪些知识,数量类别各有多少。前后两次盘点之间,可能隔上好几百年。但是,从最早的《汉书·艺文志》开始,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七八一年),有资料可循的,前后共有八次。每次盘点,是横断面(cross-sectional)的画面;前后几次穿成一串,就是纵贯面(longitudal)的景象。两者放在一起,就可以萃取出很多有趣的讯息。对于李约瑟之谜,至少可超越猜想揣测性的“故事”,直接联结到具体的“物证”上。
     经过一两个月的摸索,花了不少的心血,包括写信往返,向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咨询求援。皇天不负用心用力的人,博士生整理出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图表,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
    第一,在历次的图书盘点中,都呈现出前后一致,毫无疑义的景象:经史子集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书籍。在民国之前的历次盘点中,经史子集书籍所占的比例都超过70%;最高的时候,是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的《明史·艺文志》,达到95%以上。这意味着,除了经史子集之外,(见诸文字图书的)其他的知识,只占了很小的比例。
    第二,一般文史学者都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开始,儒家随后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由知识结构来看,并不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末年(九〇七年)为止,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至少在数量上还并驾齐驱。在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和北宋(一一二七年)之间,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还是处于彼此竞争、各擅胜场的状态。或者,即使官方“独尊儒术”,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并没有“罢黜百家”。
    第三,就长期的趋势而言,经史子集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当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前夕(十四世纪前),这个比例是90%左右。而在明清两代,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时(一七七六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95%以上。合理的解释有两点:一方面,这意味着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累积,科举取士所衍生的官僚体制,不但在知识生产上居于主导,而且垄断的程度愈来愈高;另一方面,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明清两代政权的不安全感越发浓厚。明代反映在东厂西厂、海禁(对外贸易中止)和郑和下西洋(查访前朝残余势力)等现象上。清代,以人数极少的外族入主中原,不安全感自然浓厚。借文字狱清除异己、杀鸡儆猴的频率和范围,都是历朝之最。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掀起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变,社会愈来愈开放;相对地,东方的巨龙却愈来愈内缩封闭。清朝后期,面对英法联军、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反映的不只是对西方社会缺乏具体的了解,更反映了本身知识结构的狭隘和浅薄。
    第四,辛亥革命之后,华人社会经历快速的巨变,海峡两岸的图书目录,都反映了迥异于过去的知识结构。根据台北“中央图书馆”的目录,经史子集(非科技类)所占的比例,在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是89%;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经史子集(非科技类)著作的比例在二〇一五年为70%。而且,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大类别来看,两岸图书的结构,已经和西方主要图书馆相去不远。
    就李约瑟之谜而言,历代图书结构的这些“证据”,呼应了前面论述的主轴:华人社会的发展轨迹使然,在生产知识的土壤(大概不是沃土)里,不容易培养出工业革命所需的种子。即使萌芽,也不容易成长茁壮、开花结果。
    “全书/书目”是对一个社会知识存量的盘点,以这个信息为起点,可以“逆推”回去,设法捕捉当时社会真实的情境。把不同时点上的知识存量串在一起,显然也可以描绘出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方式所呈现出的过程,和史书及文字所记载的过程,当然未必一致,但对过去的了解,无疑是增添了一个额外的视角。
    曾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知名的材料科学家程海东教授,多年前在香港聊天时提到:希望写一本书,由人类所使用的材料(筑屋架桥铺路、器皿机具等等),来解读人类的历史。抽象来看,这和由“知识存量”来解读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学科所探索和运用的数据不同,但是知识上的好奇和兴味,却无分轩轾。

作者简介:熊秉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法律经济学家,1957年出生于台湾南投,祖籍河南商城。主要著作有《灯塔的故事》《优雅的理性》《解释的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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