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与结网

武夷山

    《世界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上有凌寒编译的文章“可能开启人工智能钥匙的天才神经学家”，该文介绍的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功能成像实验室（FIL）科研主任Karl Friston（卡尔. 弗里斯顿）。弗里斯顿提出了自由能原理，用它来解释生物自组织。

    文章最后说：

    他十几岁那年的那个晚上，他在卧室里看着盛开的樱花，想道：“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吗？”

    他说道：“这是一件非常自我放纵的事情，它的背后并没有无私的冷静同情，这只是一种自私的欲望，试图尽可能彻底、严格、简单地理解事物。我经常思考人们拿我开的玩笑（有时是恶意的，有时是非常有趣的），说我难以沟通。我想：我又不是写给你看的。我是写给我自己的”。

    我想把弗里斯顿这种类型的科学家称为“我行我素型”。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科学家，陈景润应该属于这一类。这类科学家只愿意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科研，他们对他人的基本态度是：你不理解，关我什么事？把问题研究透才是我的事。

    刚好，本期《世界科学》杂志紧接着的下一篇文章，是魏刘伟编译的“布鲁诺. 拉图尔----为科学辩护的后真相哲学家”。文章说，法国哲学家拉图尔帮助发展和倡导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理论的大致意思是：一个事实在社会上越“联网”（参与其生产的人和事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驳其不那么合理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也还需要另一种类型的科学家：结网型科学家。他们除了自身的科研能力较强之外，还善于传播，善于沟通，善于争取同盟军。

    以上两类科学家各自发挥其独特作用，才有阴阳和合之效。

    科学网袁岚峰博主在“科普对科学界有什么好处”一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77323-1164148.html）的最后说：

    让我们总结一下：科普对科学界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你在社会上更加受到尊敬，你的研究更容易获得支持，你的观点更容易得到传播。以及，你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留下更加长久的影响，让科学文化真正在中国扎根，这才是科学界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觉得，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科普对于科学界还有另一个好处：巩固科学事实的地位。

    在现在这个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一切都会受到质疑。比如，利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可以伪造出非常逼真的音频、视频，从而轻易就可乱真。于是，人们敢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如果人们连基本事实、基本证据都不敢相信了，科学界还有生存空间吗？科学界就是靠提供较可信的事实与证据吃饭的啊。拉图尔认为：“只有在得到共同文化、有信誉的机构、比较体面的公共生活以及比较可靠的媒体的支持的情况下，事实才能保持稳固”。（引自“布鲁诺. 拉图尔----为科学辩护的后真相哲学家”一文）。而要想得到那几方面的支持，当然少不了科普，少不了结网型科学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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