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块去了

武夷山

《读书》杂志1998年第6期发表“卞悟”（即秦晖先生）的文章“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全文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73942/。其中谈到：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强制还是不强制？如今许多国家，包括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与前计划经济国家都在搞所谓的“私有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过“非公有化”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与私有化相联系的提法只是“非国有化”或“非垄断化”。而“国有化”之所以受到反对也不是因为国家这个“公”太大了以致超过了什么经济学的合理限度，而是因为国家意味着强制，而这种强制一旦越出了必要的限度（即：为保卫公民权利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所侵犯所必需）就会威胁公民权（包括公民自由产权），亦即既威胁了单个公民的“私”有权也威胁了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公”有权。

……

公正或不公正的问题，与前文所说的强制还是不强制的问题实乃互为表里的一回事。

博主：在秦晖先生撰文的1998年，强制拆迁问题还不算突出呢。

  《读书》杂志2018年11期有康太一的文章，“观念为径”。文章说：

     怀特海......一再强调柏拉图曾说的，“世界的创造就是说服战胜了征服”。......一旦诉诸强制或武力，就意味着文明的一次失败；而人的价值与责任就在于他们要选择“说服”。

    以上，不同的人在对强制的看法上想到一块去了。以下，两个人在权力分立上想到一块去了。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我一向主张四权分立主义（立法、司法、行政、教育）。

（出处：池田大作等，佛法与宇宙，卞立强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博主：“大学自治”只不过是“教育分立”之中的一项内容。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乃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监督制衡（http://baike.baidu.com/view/23162.htm）。孙先生的想法很好，可惜未能落实。

这两人的设计是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