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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history
武夷山
“史”是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上面是放简策的容器,下面是手。合起来表示掌管文书记录(http://baike.baidu.com/item/史/54699)。请注意,与“记录”相关的意义是本义,“历史”的意思是后出的。
英语当中与“史”对应的词是history,其基本含义与衍生含义的情形,几乎与“史”完全相同。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在多篇文字中指出,在不少上下文中,history不能译成“历史”,而应当译作“探究、研究、描述、记”,等等。这是history的本来含义,“历史”的义项是后出的。比如,natural history的本义是对自然事物的记录、描述,译为中文的“博物”甚好,比译为“自然史”要好。又如,natural history museum译为“自然博物馆”即可,不必译为“自然史博物馆”。笔者在读到刘华杰的这番文字之前,也曾将natural history museum误译为“自然历史博物馆”。
因此,本博想指出,A Brief History of Time、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最好译为“时间简论”、“未来简论”之类,而不要译为“时间简史”、“未来简史”。“未来简史”的译法尤其不妥!未来尚未发生,如何叙述未来之历史?
可惜的是,刘华杰关于不应时时处处将history译为“史”的呼吁,至今没有多少人重视和响应。
下面抄录刘华杰的相关论述,摘自其“文化远比具体知识重要”(http://www.sohu.com/a/132624129_236876):
正名仍是必要的
布丰研究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法文写作Histoire Naturelle,涉及一个古老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老普林尼那里,再往前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布丰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大部头著作也称Histoire Naturelle,他去世前主持完成了36卷,后来其学生补充了8卷,合计44卷。这部大书的中译名应当为“博物志”或者“博物学”,却长期被不恰当地译作“自然史”或者“自然历史”。
为什么说那样翻译不恰当呢?博物学家达尔文、华莱士、迈尔、古尔德等人研究的内容不正好涉及大自然的历史演化吗?用“自然史”来代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不是恰如其分吗?非也!以“自然史”来译犯了时代上的错误,相当于非历史地看待前人和前人作品。
在布丰的时代,演化思想并不是主流学术观点。他的辉煌著作虽然在个别专题上也涉及大自然的演化问题,但不是普遍的主题。对自然物的精彩描述才是布丰做的主要事情。这些描述,会偶尔碰到某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但是通常不涉及时间变化问题。就整个大自然而言,他更在乎的是空间、现状,而不是时间、历史。
对于现在的普通人士,以演化论(也译“进化论”)的观念看世界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一再提醒每一个人:世界是演化而来的,生命也是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但是在18世纪初,人们并不是这样看世界的,即使那时的学术精英也不具备基本的演化观念。正是通过布丰这样的人物不断努力,学者才逐渐搞清楚演化的一般历程,在科学的意义上确认了地球的历史相当长。以今日的教科书为标准来看,布丰对地球年龄的估计是不靠谱的。但这样比较意义不大。直到19世纪下半叶,学者们还在激烈地争论地球的年龄。100百万年是物理学家开尔文对地球年龄容许的最大值,而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恐怕要大于400百万年。实际上,按开尔文先生的精心计算,地球年龄逐渐在变小:1863年他估计上限为400百万年,1868年减小到100百万年,1876年减小到50百万年,1881年为50到20百万年,到了1897年他认定的地球年龄仅仅是24百万年(哈勒姆:《地质学大争论》,诸大建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20世纪30年代,爱尔兰物理学家乔利(John Joly)依然坚定地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89百万年。而我们现在认定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左右。要知道,开尔文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有着巨大权威的著名科学家。科学界所认定的“事实”、“真理”,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我们不应当用今日的标准来要求前人。
不能那样翻译的第二个理由是,historia naturalis在公元前的古希腊就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人类社会记录、描述、探究大自然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名称也一直没有改变。布丰的工作就属于这个伟大的传统。理论上,这一传统的中文名可以随便起,但实际上不能那么做,特别是其中涉及一个古老的词汇“historia”(此拉丁词来自一个发音近似的希腊词),它在那时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相关的作品一般译作某某研究或某某志,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塞奥弗拉斯特《植物探究》、格斯纳《动物志》、雷和威洛比的《鱼类志》等重要作品的书名都可以反映这一点。甚至培根的作品中还提到博物层面的研究(natural history)与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history)的对比。其中的“history”依然是“研究”的意思,跟“历史”没关系。那么到了21世纪,有变化吗?没变化,学术界仍然重申“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没有“历史”的意思,不信的话可以读《哺乳动物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David J.Schmidly,Journal of Mammalogy,2005,86(03):449-456)。这几乎是学术常识,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今日做翻译不能忽视这一常识。不过,并非只有中国人不注意英文词的古义,现在说英语的外国人也有大批人士搞不懂“history”的古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正像中国人也并非都清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的“僵”是什么意义一样。当年的《现代汉语词典》甚至也给出了错误的解释,好在新版已经更正,将“僵”的错误解释改正为“仆倒”这一正确解释。为什么说“仆倒”是正解呢?除了词源的考虑,还可从博物上得到印证,观察一下北京山坡上常见的马陆,就能理解它何以死后仍然不会倒下——因为支撑的脚众多!
第三条理由是,解放前许多人就将“natural history”译作“博物学”了,可能是学习了日本的译法,翻译讲究约定俗成。中国古代有“博物”一词而无“博物学”一词;日本有“植学”,而无“植物学”一词。两国交流中,许多名词汉字写起来相似,这是极平常的现象。不能单纯因为“博物学”三字与日本有关而不用。如果那样的话,“科学”、“社会”、“经济”、“规划”、“投影”这样的词我们还用不用?
许多人是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译作“自然史”的,仅有个别人译错了还振振有词。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natural history名目下所做的东西与部分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比较相似,而与数理派的natural philosophy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natural history大致上属于历史派,而natural philosophy大致上属于哲学派。表面上看头头是道,清晰得很,但这种理解经不起推敲。以今人的眼光回头看,natural history的研究方式确实像历史学家的工作,特别是在宏观层面编撰自然物和人物的方式,与自然哲学穷根究理、深度还原的方式很不同。但是在过去这两者都是哲学家合法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两者都做过,都可以称为natural philosophy,在培根那里称为“真正的哲学”。说到底这种主张依然是用今日的想法改造历史。而且,译成“博物学”或者“博物志”,也并没有掩盖历史上两种或多种进路之间的差异。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进路,如今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们不同的科学观、科学编史理念受到空前重视,但这些并不构成重新翻译一个古老词组的足够根据。毕竟,我们得尊重历史。
也许,达尔文以后的natural history勉强可以译作“自然史”,但之前的那个悠久传统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翻译。考虑一致性,并尊重传统,将此词组在不同的语境下译作“博物志”、“博物学”、“自然志”、“对大自然的探索”、“自然探索的成果”更为合理。类似地,伦敦自然博物馆、法国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也不能译作某某“自然史博物馆”或者“自然历史博物馆”。如果不嫌啰嗦,倒是可以译成某某“自然探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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