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

葛维亚

       我家祖上先后生活在山东德州和河北顺天府通县（即现在北京的通州）等地。清朝嘉庆年间苦闯关东，先后落脚于辽宁大连、吉林农安、黑龙江拜泉、克东地区。到了祖父一代家境渐好，靠六个子女的辛勤劳动，成为拥有自己劳力、土地和牲畜(马、骡、猪、鸡等)，可以自耕自种的中农。祖父几个兄弟的子女，按长幼次序统一排行，我父亲排行第六，其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姐妹很多。全家人中，只有二伯读过一两年私熟，粗通文字。祖父在兄弟中排行也是第六，父亲小时由祖父做主，过继给他无子女的五哥，于是五爷、五奶就成为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五奶为人谦逊和善，虽目不识丁，却明辨是非，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智慧过人。对十六两一斤的斤两法心算既快又准。在父亲从事律师工作后，她耳闻目染，竟能初通法律，有时替父亲接待来访或口头咨询，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祖母心胸宽广，目光远大，非常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因而对父亲管教极严，要求父亲走读书发家之路。在父亲十二三岁时，祖父英年早逝，祖母靠自己和我亲生祖父、叔伯的资助， 供父亲读私熟、上小学、中学、大学。终于改变葛家多少代以来没有读书人的历史。也使葛家的一支终于从农村走向城市。

       父亲生于二十世纪初叶，自幼刻苦读书，奋发向上。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该校为国民党法律界王牌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法律界的泰山北斗、重要骨干，多数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当时，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实力和知名度高于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

       对于一个出身贫寒，且已娶妻的农家子弟，从北大荒赴京求学，并非易事。在亲属全力资助和祖母决定之下，祖母、母亲协同父亲全家一道进京，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安顿下来。

       进京后父亲埋头苦读，祖母和母亲支撑起生活重担，整日为人做些浆洗与缝补等手工，籍以贴补家用。

       父亲在京期间，广结朋友和同乡知己，其中不乏开明的国民党员与激进的共产党员。比较知名的有国民党政府司法界权威夏勤、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担任共产党解放区东北行政区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林枫、黑龙江省省长、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的于毅夫等。

      1925年前后，父亲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中，对国共两党进步人士，无情镇压。父亲虽成为国民党员, 却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仍埋头学习，对他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穷学生来讲, 读完大学，谋得一个差事养家糊口，才是头等大事。

       父亲在京学习期间，我的姐姐和大哥先后在北京出世，给本来拮据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欢乐与希望。

      1927年，父亲在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葛氏家族中第一代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知识分子。父亲毕业后，谢绝留京及去首都南京司法部门任职的邀请，尊母之命，带着对故乡黑土地的眷恋，毅然回归白山黑水，在东北一个省会中学担任训导主任，月薪大洋150元。这对当时两个银元可买一袋25市斤面粉而言，等于一步跨入高薪阶层，给家庭带来欢乐和希望，也给葛氏大家族带来一份体面。

       父亲所任教的中学，有三个极为活跃的学生，留给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学生是思想左倾的李X，中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加入共产党。抗战开始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重庆解放，李X担任西南最大城市一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在无形战线上与敌特、反革命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份子作殊死斗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市前市长曹狄秋被诬陷为“叛徒”，李X被圈定为曹狄秋的亲信，又被诬陷为“外国间谍”，含冤入狱，后果凄惨。另一个学生是思想右倾的于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中学毕业后去意大利罗马梵提冈神学院读书，后来成为中国和远东地区红衣大主教，威名远播，地位显赫。两个学生不同的命运，使父亲感慨万分，他多次对我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决定了，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不要动摇。成人后我才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要做一个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第三位学生金焰，毕业后后去上海电影界，成为著名的影帝，先后与影星王人美，秦怡结婚，成为一段佳话。

       大约在1929年，父亲辞去中学职务，专门从事律师工作。曾担任市律师协会会长和东北律师协会理事。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他正直善良， 洁身自律， 处在伪满恶劣环境下， 多次保护和资助抗日人士， 避开日伪的迫害。他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品德在全省全市享有盛名，成为一位受人信赖尊重的大律师。父亲乐善好施，诚恳待人，经常接济贫困亲友，施恩从不图报。他心胸豁达，文明礼让，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为区区小事纠缠不休。父亲思维敏捷，具有雄辩之才，常以孔孟之道和中华古训教育子女。告诫子女“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与行”。父亲在“伪满” 时期，痛恨日寇侵略，从不与“伪满”和日本政界、军界权贵来往，并多次拒绝担任司法官员。但苦于生计，无奈的从事着律师这一自由职业, 内心深感不安。

       鉴于他上世纪二十和四十年代两次有着和国共两党接触的历史背景；鉴于他的清贫出身；鉴于他对自由、民主、世界大同的向往，鉴于他同情弱者和升斗小民的悲惨生活， 他对共产党的“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要民主”的主张出自内心的拥护。1946年初，他不随国民党接收大员撤离，却留守家乡，迎接共产党及其部队的到来。他与延安任命的黑龙江省省长于毅夫和省议会副议长、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老干部、黑龙江省统战部长张瑞麟是故交，来往密切。不久父亲也担任了省参议会副议长（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当地最知名的民主人士，积极投入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去，认真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可是，他没有阶级观点，也不懂阶级路线，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对任何他认为正派的朋友，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什么历史背景，都尊敬有加，尽全力给予帮助。这样一来，也种下了被后来极左思潮扣上“敌我不分”、“包庇坏人”等罪名。自1947年东北地区借实施“土地法大纲”，大搞“土改连根拔”的左倾路线开始，经过“镇压反革命”、“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父亲的后半生，蒙冤受难，历经坎坷。竟管如此，父亲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国敬业，无怨无悔，直到高龄仍勤勤恳恳，谨慎做事，毫无怨言。晚年母亲离开人世，他形单影孤，居无定处，仍豁达开朗，对自己的逆境坦然处之。1975年退休，先后去沈阳、长沙、武汉、陕西兴平等地探望二三十年未能相见的子女。父亲来武汉前给我的信中写到：“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看你们和孙儿孙女们，然后了此一生……。”老人家的殷切、悲凉之情，怎能不令人凄然泪下!  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形势下，春风化雨，父亲沉冤得以昭雪。1980年，他应邀参加全省民主人士座谈会，据说还要恢复他副省级工作。可是谁能想到，会议期间，他因疲劳和兴奋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宾馆不幸去世，享年78岁。

        父亲生活在中国社会激烈大变革时期，他的坎坷一生和悲剧色彩深深带有历史的烙印，父亲对此非常理解, 因而不论何时何地, 不论处于何种逆境, 始终无怨无悔。以历经清朝、民国、伪满之身， 坚定与新中国同行，坚决跟着共产党一路走过来, 他一生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为了这一天, 个人受再大的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对我们几个子女谆谆善诱，总是要求我们朝前看，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好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

       父亲申明大义，顾全大局，委曲求全，无怨无悔，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是我们子女的楷模，他永活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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