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语文味之间关系的表述上，有两个版本：一是“因为程少堂，所以语文味”；二是“因为语文味，所以程少堂”。且不管这两种表述有怎样的含义，我却是喜欢它们背后表达的我与语文味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的表达中，包含着一种自信。

 而所谓“理论自信”，即认为我们信仰或创立的某种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能够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经得起逻辑的认证和实践的检验的。理论自信既让人看到一个学者的坚实底气，也能推动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纵观学术史，凡是搞理论搞出点名堂的，都有相当的理论自信，也就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且坚信自己理论的生命力。

 我大约算是中国语文界比较有理论自信的学者中的一位。

 在本世纪之初，我就开始进行语文味理论和实践探索，至今已历时十五年，也算是弥久愈坚。当然，这并非说语文味理论和实践没有在探索中有所改变，有所进步；也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质疑：语文课除了教出“语文味”，还能教出什么“味”？语文味能够称之为一种“教学理论”？“语文味”理论和新课标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语文味”不是创新，那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一致，“语文味”理论的问题点在哪里？……这些质疑，有的源自于对语文味理论的不够了解，有的源自于对语文味理论深广影响的不服气。但这些不了解和不服气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影响语文味本身的价值和影响的持续扩大，更不会动摇我们对语文味的理论自信。

 比如语文味理论与新课标的关系。多少理论骄傲于自己与新课标“惊人地契合”。语文味呢，她诞生之时，还没有新课标这回事呢，也只能说二者基本精神一致。虽然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以丧失理论自身的主体性、逻辑性来印证乃至迎合新课标教学思想的历史，但是二者之间具有许多内在的一致性。

     事实确是如此。我研究语文味是在新课标之前就开始了的。就是语文新课标诞生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语文味去印证乃至迎合新课标。你齐唱你的大雅颂，我独哼我的南国风。你有你的气势，我有我的韵味。语文味与语文新课标，二者有相及，但不少时候处在相及与不相及之间。多半时候，我是用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学术语言和语文对话。所以了解语文味和语文新课标精神的人都知道，语文味和新课标之间具有某种学术上的对立。比如新课标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但这不等于我的语文味。我文章中早就说过，教学实际中也常常能见到，有的语文课，既有所谓工具性，也有所谓人文性，但就是没有语文味。语文味的意义与价值，绝不是后出的新课标可以涵盖、覆盖的，语文味的许多思想（如教学主题、表现性教学等等），新课标连想都不敢想。

早在新课改满一周年时，我就写文章严厉批评新课改中泛滥的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之风。这是学术界最早批评课改中形成的新弊端的声音之一，博得我国老一代著名教学论专家、北师大王策三教授的亲切关注和鼓励。王策三先生曾当面鼓励我说：“你的文章《第三只眼睛看课改》中的那些话，有的人说不出，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不愿说，有的人觉得没有到说的时候，但是你说了。”

 语文味虽不是为新课标而诞生的，但也不是为反新课标而诞生的，当然也不是为反新课标而发展的。我尊重新课标，我发表过批评新课改中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泛滥的文章，但从没有发表过批评语文新课标的文章，尽管对新课标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做学问，从来就是拣自己感兴趣的做，而不是赶热闹，追风头。

语文味和语文新课标之间有对立，但从不搞对抗，更多的是对话。之所以对立却不对抗，且更多的是对话，是因为我自信而确信：官方理论和民间理论，虽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条条道路通罗马，目标一致，即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示、解释语文教育规律。换言之，官方理论和民间理论各有优势，可以互补。

   语文味的诞生和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理路。语文味为我心中的语文而生。语文味走自己的路，让新课标打的去。语文味慢慢走，欣赏啊——既欣赏打的的，也自我欣赏走路的。有了这种心态，在对语文的思考方面，我认识到自己的思考与研究确有独到之处。这种独到，经过十数个春秋，逐渐熔铸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气质，即谁也不怕，谁的理论也不在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三十年五十年后，看谁的理论生命力长久些。

就是凭的这种理论自信，语文味才有今天。

（我今天下午抽空写出本文初稿2500字，葛福安老师帮我洗到杂志主编约稿规定的1500字。特此鸣谢。2014年11月9日。）

附：杂志约稿需要的程少堂简介

程少堂，男，研究员。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和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我国语文教学界“新生代”名师代表，粤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分册主编，多所高校特聘硕士生导师，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2010年，四川师大文学院开设“中国当代十大名师研究”课程，程少堂入选。2013年，国内学者独著的系统研究在职语文教师之语文教育思想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东北师大张岩近30万字的优秀长篇硕士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在北京正式出版。 2014年，被全国中语会评为全国中语界首届十大学术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