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名人多戴有“高帽子”（封号）。这些“高帽子”，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被戴（他封）的，也有自戴（自封）的。人总是愿意戴高帽子的动物。因此被戴者不亦乐乎，敢于自戴者也不绝如缕。而敢于自戴高帽子者，至少还有一点可爱在。当然，自戴者也未必都可爱。下面举几个教育界自戴高帽子的例子：

——“语文叛徒”。

——“当代陶行知”。

——“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

——把自己的工作命名为“××现象”。

自戴这几顶高帽子的人，我都很认得。

“××叛徒”最开始与美术大家刘海粟有关。20世纪初叶，刘海粟在上海创办美专，引进西方教学模式，画人体，被当时教育界、艺术界的一些人指摘为是“艺术叛徒”。而华东某大都市一位语文教师（确是一位名师）借用了这个典故，给自己命名为“语文叛徒”。我也是搞语文的，本世纪初在深圳曾有机会与这位“语文叛徒”吃过一次饭。如果说这位老师的确是一个“语文叛徒”，那么以我的了解，他还算不上是语文界的“大叛徒”，顶多只是一“中叛徒”。

“当代陶行知”大约说来算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对外号称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1990级研究生。其实他的正式学历为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后，他便发誓要做“当代陶行知”。当然也没有能考上研究生，只是自己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旁听研究生课程，与我同年级上课。他没有研究生学籍，自然也就没有硕士学位。“当代陶行知”曾一度暴得大名，上过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同时引发的争议很大。《南方周末》报曾用很大篇幅发表关于他的争议性报道，报道主题“是当代陶行知还是骗子”颇让人触目惊心。争议主要来自于，这位“当代陶行知”通过办打工子弟学校以及全国希望工程、全国妇联有关部门，捞了不少钱，在北京繁华地带有好几套房，老婆也换了几个，而且越换越高级，现任老婆为国内某数一数二顶尖大学的博士兼教授，而且每一任老婆都被他忽悠得对他崇拜得不行，痴迷得不行。

“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帽子也曾引发很大争议。当事人曾有一种辩解，说是出版社将这个帽子印在他的书的封面上的。鄙意以为，如果是一篇报道，本领域的记者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在报道中给被报道者戴了一顶高帽子，或者是编辑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替一篇文章写作者简介时给作者戴上一顶高帽子，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我自己就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比如十多年前就曾有多家报刊在写我的报道中用了“语文教育家”的称谓。这些报道、这样的称谓，都是报刊印出来后我才见到的。比如近十年前，语文界老牌刊物、《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用小号字和整整八个版的篇幅发表本人最长的一篇论文《从语文味到文人语文》的时候，杂志主编就在文章最后亲笔写了一句话的作者简介：“程少堂，当代语文教育家。” 隔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用该杂志三分之一的篇幅主办“程少堂教改探索专题”，转载了我这篇拙作，沿用了这个作者简介。这两家刊物用这样的作者简介，都没有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还比如，2009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师报》和《基础教育课程》杂志，共同发起“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纪念”评选活动。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完全不知晓，直到组织评选的单位从北京打来电话通知我入选并问我要材料，我才知道鄙人有幸跻身其间（这个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奖，其好处是采用类似于诺贝尔奖那样的推荐制，而不是当事人申请的申报制）。这些高帽子确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戴”的。但要说出版社把“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字样印在被戴高帽子的作者自己写的书的封面上，而不事先征得作者的同意，甚或说作者对这样写并不知情，这不合常理，也不合常情。因此可以说，这种高帽子本质上也属于“自戴”的。

退休前干的工作与我一样普普通通，无论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也没见到该领域的学术界有一篇研究此人的文章诞生（自然更谈不上有专著研究他），但其人退休后在自己写的文章中，欣欣然，但一点也不慭 慭 然地，居然将自己工作的所谓“成就”，自己命名为 “××现象”，厉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