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已给自家仙逝的祖先亲人扫墓祭祀。今天是清明节，我打算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给50多年前我小学时期的老师程烈夫先生上一次坟。
早上起来打完八段锦，吃完早餐之后，我就跟老太太说，我到下湾里去一下，去找一下烈夫老师的坟。老太委婉说，别人家的坟，你去好不？我说我要去，他对我那么好，我早就想要去上坟看一下的，今年总算遇到机会。老太就说，那你带点纸钱去。我说，纸钱就不带了，我找到他的坟看一看，我带一把小剪刀，在路上剪一把路边沟边的油菜花就行。
春节前，我散步到和我们村程贤咀上湾相距三四百米的程贤咀下湾时，曾打探过烈夫老师的坟墓在哪里。我跟下湾的几位老人说，我是上湾的少堂，请问烈夫老师的坟在哪里? 有老人道，你是少堂? 你要问烈夫的坟? 我回道，烈夫老师是我上小学时的老师，我想到他坟上看看。老人说，你念旧啊！我接着道，50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烈夫老师是我的老师，他待我很好，1976年我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他又经常指导我教书，我总想到烈夫老师坟上看看，以前回家来去匆匆，今年总算有机会。几位老人便指着村西方向道，烈夫的坟在湾子西手的小河边，一家鱼塘埂上。今天天气比昨天还好，阳光温暖明媚，我走到下湾，再问烈夫先生的坟墓所在。有老人告诉我，往西走到河边，在鱼塘旁，不过鱼塘的围墙大门可能锁住了。我说先去看看再说吧，看能不能进得去。
通向湾子西边小河的是一条较宽的路。沿着这条路往西边的小河走去，路旁的沟里，零落开着不少油菜花儿，黄灿灿的。我拿出口袋里的小剪刀，剪了一大把油菜花儿，紧扎成一束，拿着。走了不到几百米，到了小河边，发现有好几个鱼塘，都有铁栅栏围着，门口都上了锁。我也不知道烈夫老师的墓地在哪一家鱼塘旁。于是又转身往程贤咀湾里走去。走到一家大门口，我问一位老人家，我说我是上湾里的，叫程少堂，我想到烈夫老师的坟上去看一下，请问烈夫老师的坟在哪家鱼塘旁边？这位老人道，你是少堂啊！这时从屋里又走出一位70多岁的老年男士，我认出是四五十年前的医生，我小时候得了肺结核，他给我打过针。那年我父亲被人打成重伤后，也是他来到我们家给昏迷中的先父扎针灸抢救的。我走上前去向他伸出手，我说你是林桥医生吧？我是少堂啊！他也认出我，和我握手。他们告诉我，烈夫老师的坟在幺伢家的鱼塘边，你去他家拿钥匙。我和他们聊了几句，就到他们指给我看的幺伢家去拿钥匙。我走到幺伢家，见他全家人正准备吃饭，便站在庭院中笑着和他们招呼说，我是上湾里的，你们还认得我吗？这家男主人幺伢比我年长几岁，笑着看我一会儿，说，你是少堂吧？我说是啊，按辈分我该怎么称呼您？他说我和你父亲同辈。我说那您是我的长辈。我告诉他我想到烈夫老师坟上看看，听说烈夫老师的坟在您家鱼塘旁，鱼塘围墙门锁住了，能把钥匙借给我用一下，我去给烈夫老师上上坟，回来把钥匙还给您? 幺伢叔微笑着，很爽快地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递给我。
拿了钥匙，我继续往西边小河走去。走到小河旁的一个鱼塘边，我打开鱼塘栅栏的大门进去，发现里面并没有坟墓。走出来，又去开旁边另一个鱼塘栅栏门锁。打开后，走进去，找了一会，见到一个坟墓，有两个墓碑并列着。其中一个墓碑上写着：
故先考 程公 讳 烈夫大人 之墓
这就是烈夫先生的墓了。
细看两个墓碑，发现另一个墓碑上写的是先师烈夫先生的父母亲的名讳。这是烈夫先生和他的父母的合葬墓。
我把带来的那束油菜花，给先师和他父母的合葬墓献上，轻声说了一句，老师，我看您来了。
我以前不知道先师烈夫先生的年龄，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去世的。墓碑告诉我，烈夫先生生于1942年8月13日，1993年5月18日去世，享年51岁。
50多年前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数学都是烈夫老师教，同时他还兼我们的班主任。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使用的是铅笔。到了三年级，开始学习使用钢笔。当时由于家里穷，父亲给我买了钢笔但无钱同时买靛水（堂按：钢笔墨水），于是父亲就跟烈夫老师说了，希望用几天他的办公靛水，等家里母鸡生蛋了卖了钱再给我买靛水。烈夫老师跟我父亲道，叫少堂找我上靛水，叫少堂找我上靛水。记得有一次，我在烈夫先生办公桌上给我的钢笔上靛水，由于紧张，把他的靛水瓶打翻了，洒出不少，烈夫先生也没有责怪我。
烈夫老师家里是富农成分。其父早年毕业于国民党时期的中原大学，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烈夫老师念高中时成绩很好，本来考上了大学，但政审时，由于家里是富农成分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文革后期一些人有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他没有份儿。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通过考试选拔当上了大队学校的民办教师，成了烈夫先生的同事。烈夫先生不仅是我工作的学校，而且很有可能是当时全汪集区，综合素质最好的老师（他去世前做到我们汪集区初中的校长就是明证）。当年有一次全区民办教师转正（转成公办教师）考试，他的考分第一。年轻时代的烈夫先生长得既潇洒又帅气，歌唱得极好，二胡拉得特棒，还会吹笛子，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他脾气也好，和所有老师关系都非常好。是公认的学校业务“一把手”。老师们都很敬重他。
欺负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大队支部书记。1976年的一天，烈夫老师看报，习惯性地研究报纸上中央领导的排名先后，然后在吃饭时和大家议论此事，并没有说什么不合规矩的话。老师们正议论在劲头上，大队书记来了，一听大家议论的内容，书记眉毛一横，道，程烈夫，又是你打头的吧？你总是瞎议论政治问题，看来你还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你不要上课了，今天下午到 5 队（堂按：就是我们村程贤咀上湾）去劳动锻炼，什么时候锻炼好了什么时候回来！全大队有 8 个生产小队，我不知道书记为什么令烈夫老师到我们村去劳动改造。三个月后，烈夫老师劳动锻炼的“鉴定书”是叫我回去写的。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父亲跟我说，你把烈夫老师的鉴定写好些啊！书记要来听的！那还用说，我是烈夫老师的学生，他待我又好，写鉴定时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用尽全力，满纸都是“ 程烈夫同志认识非常深刻，劳动非常积极，给生产队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类的好话。那天我受命在我们村群众大会上念这个鉴定书。看到坐在会场的烈夫老师，我一边念鉴定书一边心里怪怪的，我总觉得我怎么能给老师写鉴定念鉴定书啊？很难为情，感到很不自在。因此我一向对文革中那些跳上批斗大会主席台挥拳打老师的学生完全不能理解。
烈夫先生返校后，就跟我说，以后上边有人来学校听公开课，你去讲。想到这些听课的领导通常都是故意只提前10分钟到学校，我怕准备来不及，跟烈夫先生说，10分钟准备一堂课够吗？烈夫先生说，没得事，10分钟准备足够了，你就把一堂课的几个主要问题设计好，板书设计好，就行了。烈夫先生的这句话，是对我教学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成了我终身的教学圣经。在烈夫先生的指导下，我逐渐摸索到一些讲公开课的基本规律。比如，在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师自己的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通过主问题设计将教学目标层次化逻辑化，然后把教学过程的启承转合设计好，尤其是教学过程中的过渡要设计好，切入点（突破口）要小而巧。另外要准备一点调节课堂气氛的好“料”。
以后上级有人来学校，公开课就由我上了。虽只有10分钟准备，但我按照烈夫先生的指教，用下课的间隙十分钟设计好几个主问题，把板书设计好。有时他在和上级领导聊天的中间，跑出来看看我的设计。有时我去把他从领导身边喊出来，请他看看我的设计。烈夫先生过来后，有时点拨几句，更多就是鼓励。上课铃一响，我满怀信心走上讲台。由此，我讲的课被上级领导大力推崇，区文教组多次在我们学校举行由我主讲的全区性大型公开课。这样层次的公开课，在我以前，这个学校是没有开过的。这些课里面凝聚了烈夫先生的心血。
1979年我考上大学后，烈夫先生还给我介绍过对象。那女孩是他的学生中最漂亮的一个（真是漂亮），也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已经接了她父亲的班当了工人拿工资。不过只有初中文化。要是我在家里做民办教师，能娶上她，恐怕是梦想。但我现在毕竟是难得的大学生了，想找文化程度高一点的。因此我不愿意，但又不好直接拒绝烈夫先生的好意，就给他回了一信，引用了在大学中文系刚学的半懂不懂的李清照的名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现在看来，这个引用在那个语境下好像不大准确，意思可能弄反了。意思弄反了最有力的证据是，根据我的引用，水平高的烈夫先生还以为我同意这门亲事。后来，他对我父亲说：少堂不同意，又跟我打哑谜。
1980年代中期，烈夫先生开始患糖尿病。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刚过知天命之年，就英年早逝了。1992年研究生毕业我到珠海工作后，先父有一次曾跟我提起过烈夫先生，说是烈夫老师去世前，人已经消瘦得完全变形。一次烈夫先生见到我父亲，道：我不知能不能见得到少堂一面啊？我父亲说：他太远了，你怕见不到啊！听着父亲的转述，我有些伤心。我觉得父亲回答得不大好。要是当时父亲早一点告诉我一声，我就是不能专程回老家一趟，写封信给烈夫先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想，烈夫先生要是能看到我一封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也应该心生些许安慰吧？
2008年2月由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一书中，我在专章《民办教师：苦乐年华，光辉岁月》（链接）中追忆了烈夫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我这本书只选择了几位对我影响至大的亲人和老师撰文/怀念）。我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总有一天，我得给烈夫老师上上坟，在烈夫老师的坟前给他磕一个头，在烈夫老师坟头献上一束珍藏在我心头几十年的鲜花。”今天在农村没办法买到鲜花。我把一大束金黄的油菜花儿献在先师墓前，然后在墓碑上的“程公 讳 烈夫 大人”几个字上抚摸良久。我在内心深处和先师的灵魂对话。
2013年11月28日是西方的感恩节。当天我在深圳高级中学举行语文味网开通十周年纪念会。我在会上的讲话中说了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如何能记住另外一个人？‘记得’不是‘记住’，我们有时能记得许多人，但我们并不一定能深深记住这些人。把一个人‘记住’，是把他放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深处，放到我们灵魂的家园深处。而值得我们像精神家园一样崇拜敬重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灵魂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一定是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精神上以特别鼓励的人。这样的人让我们记住一辈子，感恩一辈子。”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值得我记住、感恩一辈子的贵人有多位，先师程烈夫先生是他们中的重要的一位，也是最早的一位。
2020年清明节，今天，现在，我在先师烈夫先生墓前的地上，跪下来，恭敬地磕了三个头。
2020/04/04清明节
写于武汉市新洲区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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