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德国是从1990年世界杯开始的，那一年德国战车获得了意大利之夏的桂冠。在学习历史课本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都主要是德国人发起的。中国著名的啤酒品牌——青岛啤酒也有德国人当年的身影。西门子、奔驰、宝马、奥迪、阿迪达斯……这些世界知名的品牌不时映现于我们的眼帘。再来看看德国的文化科学名人，马克思、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欧姆、哥德巴赫、高斯、开普勒、李比希、贝多芬、巴赫、歌德、格林兄弟……，不胜枚举。对地学有突出贡献的则包括近代自然地理学、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之父亚历山大·洪堡，矿物学之父阿格里科、大陆漂移假说的创立者魏格纳（后来此君冻死于格陵兰岛）……。德国只所以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其追求严谨与精密的民族性格、重视教育与科技等是分不开的。

弗莱贝格工业大学（Freiberg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建立于1765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以采矿和冶金为主要学科的大学，化学元素In（Indium，1863）和Ge（Germanium,1886）也是这所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地质学思想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水火之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发生了双方互相攻击和谩骂,最后竟然拳打脚踢,演出了科学史上少有的科学家用武力解决学术问题的闹剧，最终导致了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的问世，从此地质学作为一门学科站起来了。这其中“水成论”的提出倡导者就是在弗莱贝格矿业学院长期任教并具有世界威望的维尔纳教授（Abraham Gottlob Werner，1749—1817）。现代经济地质的奠基者之一Waldemar Lindgren（1860-1939）曾于1878-1882年间在弗赖贝格工业大学学习采矿。今天我们要介绍的Thomas Monecke也秀出于这个名门，并且年纪轻轻就成绩斐然。

     Thomas Monecke（照片来自网络）     当年发现In的那座楼（王敏芳提供）

Monecke的地质生涯起于山中小城Freiberg（德语意“自由飞翔的山脉”，建于1186年），是世界著名的矿业城镇，有着800多年的采矿历史，特别是盛产Ag。还在青涩少年时，Monecke就经常独自一人，在矿山游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大而明亮的石英晶体，当全面欣赏它美丽的晶形后，他立志长大后作一名矿物学家，父母与身边的朋友也都支持他的想法。

他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高中，进入了弗莱贝格工业大学，一个以培养地质学家与采矿工程师著称的历史悠久的矿业大学，学习矿物学。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地质前辈留下的丰硕知识，在使用现代分析设备和方法方面得到了超乎完美的训练。在Dieter Wolf精心指导下，他完成了本科论文“X-ray Excited  Optical   Luminescence of Fluorite, Scheelite, Quartz, and Feldspar”，获得了学校优秀本科论文。接着在Dieter Wolf指导下，他的硕士论文“ICP-MS Investigations on   the  Trace Element Content of Hydrothermal and Metamorphic Quartz”，同样获得了学校优秀硕士论文。

Monecke生涯发生改变是在Peter Herzig被任命为弗赖贝格矿业大学经济地质学教授后，他开始对海底块状硫化物和热液系统与海底火山杂岩体的演化之间的联系感兴趣。在萨克森州环境与地质部门呆了一年后，他又回到弗莱贝格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博士课题是“Geology, Host-rock   Succession, and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of the  Waterloo Volcanic-hosted Massive Sulphide Deposit,   Northern Queensland, Australia”，为此他去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以矿床研究著称的CODES中心。他离开德国是1997年的一月，当时德国气温-30℃，而到了澳大利亚的北昆士兰在Waterloo进行研究时是+40℃，真是“冰火两重天”啊！在似火的骄阳下，找不到遮荫之地，他赤裸着上身，大汗淋漓，进行钻孔编录，不顾荆棘扎伤了他粗壮的手脚，只用了2个星期，全部钻孔编录完毕，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他的博士导师之一Bruce Gemmell认为他是绝对的搞经济地质的天才！利用这些资料结合理论知识，他用3—D栅栏图研究块状硫化物矿床火山岩相结构以及和矿化热液反应所形成的围岩蚀变。

2002年，Monecke独自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一次研究旅程，他很感谢Peter Herzig给了他这么好的机会进行现代海底研究。这是一次奇妙而刺激的经历，一方面是因为这次研究汇集了当代一些颇富盛名、经验丰富的海洋经济地质学家，包括Roger Hekinian、Mark Hannington、Ian Jonassan和Sven Peterson，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区位于咆哮西风带（Roaring Forties）上。在出航的过程中，果然遇到了完美风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富有经验的在大洋里航行几十年的船员，他们也未曾看到过如此的滔天巨浪。幸亏还有一位技术精湛的Henning Papenhagen船长，沉着冷静、头脑清醒，带领船员劈风斩浪，安全返航，此时船身已损坏严重。在那之后有一小段时间，Monecke一直从事陆上研究，但仅仅几年后，他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06年左右则倾向调查形成于弧和弧后环境的块状硫化物，在那样的环境里，火山岛弧常常历历入目，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心惊肉跳了。

新西兰附近的Roaring Forties，南纬40°-50°（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Monecke后来特别想念和Peter Herzig、Mark Hannington、 Bruce Gemmell以及 Sven Petersen等一起工作的日子，他们气质独特、兴趣广泛、对待科学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正是得益于他们的热情鼓舞与悉心指导，Monecke才有了在古老岩石记录中研究浅海矿床的兴趣，并且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离开弗莱贝格和德国后，和Monecke敬仰的Waldemar Lindgren不一样，他去了北美生活与工作。在加拿大最好的地球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的加拿大地质调查局（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和Mark Hannington进行博士后阶段研究。在英属哥伦比亚的Eskay Creek附近他做了大量野外实践工作，后来在世界上最为迷人的块状硫化物矿床之一的Horne deposit从事研究。在这里他也并不寂寞，因为有许多来自大专院校和工业界的志同道合的同事，包括了Benoît Dubé, Harold Gibson等，还有许多学生。在野外工作期间，他深刻感到了在Abitibi野外工作的不易，他对以前在此工作的野外地质学家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这里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沼泽遍布、蚊虫肆虐，很少有露头出露。

除了研究古代矿床外，Monecke还研究现代海底热液系统，他参加了好几次海洋航行，包括第一个发现海底浅成低温矿化之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Conical海山。在德国基尔莱布尼兹海洋科学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s ）和Sven Petersen合作期间，他还作为主要发起者之一组织、领导了两次在意大利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调查海底热液系统并进行打钻的航行。

虽然Monecke还很年轻，但对经济地质却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自2000年以来至他获得2006年的Waldemar Lindgren Award期间，他就发表了20多篇高质量的论文，而且这些论文他多作为排名靠前的作者发表在世界著名的期刊杂志上，如EG、EPSL、MD等。今天对于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而言，能够集野外地质、矿物学、地球化学、数学知识于一身且达到令人仰慕的高度实属难得。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很早就将矿床研究的领域伸向了海洋，而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一方面固然由于变化莫测的天气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缺少开拓创新的冒险精神，总喜欢坐在窗明几净、灯光明亮的实验室里或有老婆孩子伴随的温柔窝里研究外国的最新成就，然后“拿来主义”安放于国内某一矿床，不几日间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就新鲜出炉。我们很少能静下心来对某一矿床进行深入剖析，从最基本的地层、岩体、构造入手，到较高级的用现代仪器、最新分析方法进行的物理化学分析，从而对矿床的成因做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体缺乏一种有层次的，有韵律的“滚滚而来，姗姗而去”的错落有致、精彩纷呈的铺排。野外实践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需要翔实真实地记录方方面面，而综合研究则多为推断而来，所得结论因人而异，我想正因为某种结论有了个人性情的痕迹，这种理论才能更为长久，更为人们所熟知。大众的东西只能大众一起表演，比如晚间老太太喜欢跳的“僵尸舞”，独特的东西则需要个人独舞，比如杨丽萍在舞台上跳那美轮美奂的“孔雀舞”。

2013年11月3日-4日，晚间成稿于安徽合肥世纪金源大饭店。